大唐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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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是古人对歌唱艺术的推重。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声乐艺术在器乐艺术之上。这种看法,在今天未必会得到认同。毕竟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大师并非以歌唱而名世,虽然帕瓦罗蒂活着时也曾风靡全球,万千俗众最为倾倒的也是邓丽君等歌星。古人所谓丝竹之音不如人的嗓音乃是因为歌唱艺术不仅有音律,还有歌词,而歌词发抒胸臆,表达真情,最能动人心魄。且歌唱带有表演性,歌者表情容仪,活色生香,加之歌喉婉转,曲尽柔肠,自有颠倒众生之妙。
  古之歌者亦多,然被人视为下贱,“帝王家谱”的正史自然不载,所以,考察古之歌者只好到所谓“猬杂”、“鄙俗”的笔记杂录中去找。但那里所记也十分简陋,大多只记下几个人名,所以等于不记。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所记古之歌者颇多:“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战国时男有秦青、薛谈、王豹、绵驹、瓠梁,女有韩娥。汉高祖《大风歌》,教沛中儿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汉以来,男有虞公发、李延年、朱顾仙、未子尚、吴安泰、韩发秀,女有丽娟、莫愁、孙琐、陈左、朱容华、王金珠。”王灼所记,不知所据者何,战国时的韩娥,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也记过,然除了人名,这个女歌手身世及艺术活动全都湮灭无闻了,其他更无论矣。李延年,因为他的妹妹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演出了一段使帝王神魂颠倒的故事,《汉书》有载,故可寻得只鳞片羽,但也不过被视为宵小佞幸之徒而已。莫愁,野史有记,然来于文学创作,是否实有其人,大可存疑。乐府诗云:“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记歌女应帝王之召也。而王灼引古乐府诗考证曰:“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阳亦有之,前辈言‘乐府两莫愁’,正谓此也。”其引诗一谓:“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此莫愁乃是嫁于豪富之门的女子,与歌者无关了。
  延及唐代,帝国繁盛,四海升平,且出了李隆基这样一个风流自赏、通晓才艺的皇帝,所以艺术上也灿如星汉,空前繁荣。不仅文学上才人辈出,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就是歌舞音乐等艺术领域,吸收西域各国的艺术营养,也形成了才调绝伦、蔚然大观之气象。仅就歌唱艺术来说,就有很多著名的歌者。一方面,是因为皇家有教坊这样的专门艺术机构,养了很多歌舞表演人才。教坊分左右,“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而成习”。教坊内,还教习训练一些弹奏琵琶等丝竹乐器的女子,谓之“搊弹家”,就是器乐演奏者。这样把宫廷祭祀、犒军、宴乐等表演的艺术人才集中到一起,由皇家供养,其规模相当于今世一个相当大的艺术表演团体,所以各种艺术人才都相当杰出。而且,自汉魏以来,官宦豪门之家、富商大贾之门,均有蓄养歌妓之风尚,白居易有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可见调教歌妓,乃当时之风习。白居易又有诗云:“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如芙蓉声似玉。”白居易就曾有小蛮、樊素两歌妓随侍左右,在与朋友的宴乐雅集间献艺助兴(私家蓄养歌妓,历代不绝,以为豪门富家声色之娱。宋人王灼自叙绍兴年间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碧鸡漫志》列唐代歌者男女计三十六人,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也谈及歌者十人之多,这还不算众多的民间歌手。白居易诗云:“《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可见唐代歌者之盛。
  大唐因歌艺而取荣华者,当首推李龟年。《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于东都起大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看来,李氏兄弟不仅工于歌舞,尚能作曲。唐代有《荔枝香》曲,亦李龟年作,《碧鸡漫志》引《脞说》语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笼时,香满一室,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宣赐甚厚。”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飞马扬尘,送荔枝也;妃子欢笑,不独为果香,亦为曲妙也;此曲何人所作,李龟年也。故“特承顾遇”也,“宣赐甚厚”也,“逾于公侯”也!此小民又安得知之也!
  大唐真正的职业演员,当首推黄幡绰、张野狐二人。《乐府杂录》云:“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此即唐代所谓“参军戏”也。考“参军戏”之来历,谓“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臧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东汉末,汉和帝为了惩治贪官石耽,将其作为小丑,在大庭广众中,令优伶戏弄羞辱之,为帝王开心笑乐。至唐代,这个以戏弄羞辱人为帝王开心乐事的传统依旧。唐代开元年间有个叫李仙鹤的人善于此戏,唐明皇特授他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自后有个叫陆鸿渐的人撰词称以供帝王笑乐的把戏为“韶州参军”,这就是“参军戏”名称的由来。倘若说“韶州参军”是个军队职务,那么李仙鹤只食其禄,并不参与军队布防攻守事务。可见,文艺人才授予军衔,在唐明皇的时代就开始了。唐代更早的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记载了教坊内的阶层关系,其实,教坊在某种意义上,有如蓄养皇帝性奴的囚笼。“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显然,由于“内人”常得在皇帝身边,地位较高,显然都是容色绝佳的女子。然而比她们地位更高的,则谓之“十家”,因为“十家”的女子得到过皇帝的宠幸。原来皇帝“幸”过的女子不过十人,故以“十家”称之,后来渐增至几十家,仍称“十家”。“十家”在教坊中的地位当然是最高的。“内人”只给米,而“十家”则给第宅。每月二十六日或“内人”生日,“内人”可以和母亲、姐姐、姑姑等亲人相会,而“十家”则可在家中(所赐第宅)和亲人团聚。唐代教坊其实是个阶层分明、尊卑有序的小社会。《教坊记》记载了黄幡绰等人的一次“表演”:“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诏内人姊妹入内赐食,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于是内妓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黄幡绰訾垢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僄弄百端。”受皇帝宠幸的“内妓”唱歌,无论优劣,黄幡绰为讨好皇帝,大加赞扬;“两院人”初入教坊,地位低下,在台上唱着歌,黄幡绰在一旁大呼小叫。歌者人身品貌,歌艺短长,皆遭僄弄羞辱,让这些歌者情何以堪!然而,当众戏弄羞辱别人使主子开心却是他的当行本事。客观地说,黄、张二人地位同样卑贱,职分所关,本人倒未必存有恶意,而且两人能常在至尊左右,博帝王欢心,当自有一份聪明。如张野狐,业务上也堪称高手。《明皇杂录》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看来,张野狐亦非等闲之辈,光靠耍嘴皮子“臭否”人还是站不住脚的。王灼考证此曲时,言及黄幡绰,说唐明皇夜宿上亭,雨中闻牛铎声声,怅然而起,问黄幡绰:“铃作何语?”黄答曰:“谓陛下特郎当”。“特郎当”即“不整治”也,亦即民间俗语“吊二郎当”之意。唐明皇耽于女宠,引来安史之乱,仓皇奔蜀,于马嵬坡前被逼勒杀爱妃杨玉环。此时宿于荒亭,霖雨连日,夜闻牛铃声,自当倍感凄凉,焉得不“特郎当”也!黄不过是小丑一类人物,在皇帝面前能有此语,也见至熟则无尊。皇帝狼狈郎当,咎由自取;小丑俗言直语,堪博一笑,倒不必认为他有何讽喻之意也。黄、张之辈经常在皇帝面前笑谑狎乐,时间长了,皇帝对他们的言语不以为忤,反倒觉得受用。庙堂之臣不宜说、不便说或不屑说的话,由弄臣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况且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板着面孔正言危坐,整日和臣子们商议治国安邦之道,游宴娱乐、耽于女宠才是唐明皇这样的帝王的日常生活,所以,黄、张之辈得宠正是理所当然。唐乐队有“拍板”,本无曲谱,唐明皇让黄幡绰制拍板之谱,黄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黄对曰:“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拍板何需谱,有耳即能听出节奏,此似明斥皇帝没长耳朵,但皇帝并没有发怒。唐明皇爱打马球,这项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黄劝阻道:这样的活动让小崽子们玩就可以了,皇帝在一边看,照样可以得到快乐。好比我们在御宴上看那玉盘珍馐,虽然没吃到嘴,看着也解谗了。皇帝以至尊至贵之身,何必参与其中呢?唐明皇认为他说得有理,自此只当看客不再下场了。后世梨园供奉唐明皇,以为戏曲演员的祖师爷,这其实有些高攀,李隆基毕竟是一国之君,真正的祖师爷应该是黄幡绰、张野狐。他们是职业演员,不是业余的。至于成为皇帝的弄臣,那是时代造成的。   大唐歌者中因才艺品貌得帝王爱幸的有念奴、孟才人、杨花飞诸人。《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泪红绡,掠削云鬓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其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万众喧溢,严安之、韦黄裳辈闢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然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岁幸温汤,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这里叙述了唐明皇举行盛大宴乐时,万众扰攘,宦官不能禁声的混乱场面。明皇只得吩咐高力士传念奴唱歌以压场。念奴之歌声,响遏行云,还要“邠二十五郎”即邠王李承宁(排行二十五)伴奏方可。念奴貌美,眼波流转,令皇帝也心动,但是,皇帝不想夺教坊梨园的“侠游之盛”,所以念奴还能“伴诸郎宿”,是梨园弟子的“大众情人”。但这样一个美人,皇帝当然不肯放过,虽然尚未成皇帝禁脔,但皇帝外出,或去骊山洗温泉,或巡幸东都洛阳,有司还是安排念奴偷偷随行。后世《念奴娇》曲牌,其来有自也。孟才人事见张祜《孟才人叹》:“偶因歌态咏娇嗔,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其序称:“武宗疾笃,孟才人——以歌声获宠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孟)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惘然。(孟)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愤。’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上崩,将徙柩,举之愈重。议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榇至,乃举。”这是唐武宗李炎的事。孟才人服侍病重的皇帝,被皇帝问道,一旦自己死去,她将如何?她回答是用眼前“笙囊”自缢,为皇帝殉葬。此是否出于真心,尚难揣测。但她提出在皇帝面前唱一支歌,以抒心中悲情,歌罢却肠断身死。皇帝死了,棺材却抬不动,人说这是在等孟才人,把孟的棺材抬来,皇帝才起灵。当然,依皇家之制,区区才人尚不足以和皇帝同穴而葬,孟才人泉下游魂,或许仍在唱那首哀歌吧!此歌唱的是情?唱的是恨?唱的是悲?唱的是叹?谁能说得清?为要测度才人生前泉下之心曲,这里就要问她唱的什么歌了。张祜有《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诗似也为孟才人所吟。那么,孟才人为何唱了《何满子》即肠断气绝?原来这何满子也是唐代一歌者,却是命运最为惨烈的。白居易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曰:“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元稹也有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府亲题乐府纂。”二人所记,略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歌者何满子因事系狱,此曲乃狱中或临刑前而成。从元诗来看,何满子是受冤枉的,否则,“愤懑”何来?所以有梨园众弟子为之求情。白居易说“上竟不免”,唐玄宗还是下令处死了何满子,元稹却说他因进此曲,给他缓了刑。无论如何,这个命运悲惨的歌唱艺人留下的乃是一首抒发愤懑的断肠悲歌。孟才人原是下贱的歌女,与何满子身世相同,虽因才艺得皇帝宠幸,但皇帝临死却不想饶过她(“吾当不讳,尔何为哉?”),她“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唱的当然是自己的悲情恨意!情势相逼,不得不死。正是:才人唱歌如临刑,气类同感有悲声。一曲断肠何满子,岂是唱给帝王听!杨花飞事见《南唐近事》:“玄宗留心内宠,宴私击鞠无虚日。尝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惟唱:‘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数四。上悟,覆杯,赐金帛。”这里的杨花飞似用歌声讽谏帝王。但是这个整日宴乐、打马球,混迹于内宠中的风流天子虽一时悟而覆杯,但终因风流享乐、淫靡误国,招来大祸。唐玄宗李隆基既爱文艺,又爱体育,更爱美人;能击鼓、吹笛、作曲……如果活在当代,说不定成为文体明星。可惜贵为天子,这些皆成祸国之媒。
  大唐歌者中才调绝伦,万众倾倒,却又命如败荷、飘零凋残的有韦青、张红红、永新、骆供奉、胡二姊等人。他们都是玄宗朝教坊或梨园中人,后因战乱或个人际遇,皆零落成泥,空留叹惋。其中韦青有别于众人,乃士人出身。《乐府杂录》引其诗自叙身世:“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可见修养不同凡庶。他后来官至金吾将军,社会和经济地位当在众歌者之上。当年张红红本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歌女,与其父卖唱乞讨。过将军韦青府,正巧韦青于临街的窗子前听到红红唱歌,其声嘹亮,且有美色。于是纳其为姬,把其父也安排在后宅养了起来。韦青把自己的音乐知识和歌唱技艺教给红红,红红悟性很高,很快就领会了。当时有一个乐工,参照古时留下的《长命西河女》,加减节奏,翻为新声,作了一首曲子。乐工没有以之示人,拿来先请韦青欣赏认可。韦青安排红红隐在屏风后,听其曲词。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韦青入问红红如何,红红答:“已得矣。”于是,韦青对乐工说:“我有一女弟子,很早就唱这支曲子,这并非你自己自创的新曲。”乐工当然不信,于是韦青令红红在屏风后把此曲唱了一遍,竟然一声不失。乐工大为惊异,遂请相见,叹服不已。红红说:“此曲原来有一声不工稳,我已将它正过来了。”韦青于是把此曲献给皇帝,第二天,皇帝传旨,把红红召入了宜春院。特受皇帝宠爱恩泽,宫中皆称其为“记曲娘子”,不久即命为“才人”,成了皇帝的“禁脔”。韦青是混迹于官场的文化班头,此种人总是机心狡诈,做事不地道。他不仅用不正当手段攘夺了别人的创作成果,且拿去向皇帝邀宠,结果,自己的娘子被皇帝霸了去。然而此辈做事,向上邀宠乃第一要紧,只要上边喜欢,任什么都豁得出去的。出身卑贱的张红红毕竟是有情意的女子:一天,宫人奏报说韦青死了,皇帝将此消息告诉红红。红红呜咽对皇帝说:“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于是,竟为韦青悲恸而死。皇帝悼惜不止,赠名昭仪,死后在帝王的妃嫔中增加一个等级。一个禀赋超常的天才歌女在那个时代似乎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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