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不时会有一些“神来之文”，令人击节。几年前，资深记者纪思道(作者的中文名字)写了篇《从开封到纽约》，总编辑为引人瞩目，特意将题目中6个大字的中文刊于版头，创该报之历史。该文主旨是说，一千年前的开封，是当时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车水马龙，万商云集(中国十三亿人中，有极少部分为犹太血统，其祖先即为当时自中东来华经商之犹太商人)。作者意在提醒美国人，不可自大骄奢。当年开封，而今安在哉?后人之视纽约，犹今人之视开封，岂可不警惕乎?
　　开封之后，又见平遥。由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肆虐全球，人人困顿之余，反倒多了些深思反省的机会。《纽约时报》又见佳文了。
　　这一次3月18日，是一篇为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山西平遥的专文。
　　自然跟金融有关。中国的票号，即银行的前身，是距今160年前(1850年)，即清道光年间，自平遥开始的。祖师爷票号，叫“日异昌”；全盛时期，平遥票号多达20余家，并在全国主要城市如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成都设立分号，经营贷款及汇兑业务。平遥之外，山西另有太谷与祁县，与平遥鼎足而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就是从太谷帮发迹起家的。
　　《纽约时报》专文介绍山西票号，动机当然不只在讲历史故事，而是要点出山西票号经营与壮大的基础，关键的就是一点：商业操守、商业纪律、商业道德，已到了完美之至、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往来客户，从不会对票号信用有一丝怀疑。所以如此，除了长年积累的商誉之外，票号本身经营的制度化、透明化与纪律化，更是一切信用的基础。在平遥票号，人们可以看得到再早一个世纪英国大儒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期待的境界。
　　随着西方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及进入中国，山西票号终于逐渐没落，走入了历史。但在它一百多年兴盛发展的历史中，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值得给予高度评价的。
　　中外古今，一个强国所以能称为强国，可以有不同的指标，如土地、人口、GDP、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但一个通常被忽略却又是绝不可少的指标是——货币。
　　20世纪的强国是美国，美国的货币美元是国际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单位，及国际储备货币)，其次是日元与稍后的欧元。18、19世纪的强国是英国，英国的货币英镑是国际货币。就这个标准而言，中国无论是三千年或五千年历史，恐怕都称不上强国。勉勉强强可以挂上一点边的，只有两次，一是为期不长的元朝(严格地说，也只是在当时元帝国广阔的行政统治范围内而已，不能算“国际”)，另一次就是为期更短的山西票号。据记载，山西票号发行的票券，最远可在当时的阿拉伯国家流通。
　　资本主义元素在中国，本土性的，非外来的，很早就有了。其实，就市场经济而言，中国从来就有市场经济。不信，仔细再看一遍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中国不但一向有商品资本主义，而且也有金融资本主义，无怪乎，在1820年之前，中国GDP从来就是全球之首。
　　中国不但从来就有上述的元素，而且从来就明白，任何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前提是：操守、纪律及道德。
　　亚当·斯密若看到一百年后的中国平遥。又看到二百多年后的美国纽约，不知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