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两高”通过专门司法解释实现了罪名司法确定的逐步统一和不断完善,其具体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罪名是对罪状的标识,不能也不应替代罪状的功能.基于此,新近罪名确定在精炼和明确之间呈现出对前者优先排序的倾向,并通过罪名设置的适当包容性实现相对稳定性.罪名法定原则要求罪名反映罪状的核心特征,尽量使用法条原词,对习惯性罪名有所取舍,并兼顾罪名的达意与文雅.独立的罪状是单设罪名的实质标准.当前,已呈现对同条(款)多罪名有所整合,甚至将同条多款统一确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趋势.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两高”通过专门司法解释实现了罪名司法确定的逐步统一和不断完善,其具体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罪名是对罪状的标识,不能也不应替代罪状的功能.基于此,新近罪名确定在精炼和明确之间呈现出对前者优先排序的倾向,并通过罪名设置的适当包容性实现相对稳定性.罪名法定原则要求罪名反映罪状的核心特征,尽量使用法条原词,对习惯性罪名有所取舍,并兼顾罪名的达意与文雅.独立的罪状是单设罪名的实质标准.当前,已呈现对同条(款)多罪名有所整合,甚至将同条多款统一确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趋势.
其他文献
破解合同僵局的关键在于违约赔偿责任的承担,而不在于合同的解除.如果债务人能够以赔偿损失终止债务关系,合同僵局就不会产生.在《民法典》确立的履行优先模式下,代替型赔偿责任只有在强制履行被排除后才能适用.债权人享有解除权的,可以通过解除合同排除债务人的履行,并要求违约的债务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违约的债务人不享有解除权,但可以直接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但书排除对自己给付义务的强制履行.《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但书并非免责条款,债务人在排除了强制履行后,仍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符合《民法典》第580条第
权力的义务性是指在权力的内在属性中包含着义务性质和意蕴的规范指向与功能.权力从证成、起源、运行、发展以及监督等全周期都要受到义务性意蕴的规范评价与价值衡量.权力的义务性是一个概括的、笼统的且具有整体性的命题,其实现的路径主要表现为观念意义上的依赖.权力的义务性对标的是个体对公民权利的合理预期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审视,法治思维的融入和公民权利期待的应允则构成了权力的义务性之价值依系.权力的义务性指向了权力理性的基本事项维度,借助于权力理性的中介,权力的义务性同时作为证成和维系国家理性的重要概念.权力的义务性意味
身份行为能力是行为人有效实施身份行为所应具备的精神能力,法定婚龄、收养法定要件等不属于身份行为能力的制度范畴.基于身份行为有别于财产行为的特性以及保障精神障碍者基本权利和个人福祉的需要,对身份行为能力的认定应摒弃以抽象化、定型化为特点的民事行为能力标准,而采取以个案审查方式为原则的意思能力标准.这意味着对于精神障碍者而言,即使其没有实施财产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仍然可能具有身份行为能力.在以自由为主导并兼顾安全的价值取向之下,对于身份行为意思能力的认定应主要考察行为人能否理解身份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一般观念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是劳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主要存在于求职招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劳动关系终止后三个阶段.在求职招聘阶段,雇主收集的求职者信息应与工作相关,不得过度处理,尤其是对医疗信息和前科信息处理应受到严格限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雇主享有对雇员的监督和管理权,但雇主处理劳动者个人信息应具有合法性基础,信息处理的范围和方式也应适当.职场监控应限于雇主具有重大、明显利益之场合,不应作为监督雇员工作表现的一般手段.对雇员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也应受到个人信息处理一般原则的限制.在劳动
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贸易纠纷时,解释规则既是定分止争的方法,也是强化WTO成员规则意识的过程.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WTO规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和应尽职责.然而,WTO争端解决机构因其“非司法机构”属性,对受理的每一起纠纷都必须作出裁决,使《WTO协议》第9.2条规定的部长级会议对多边贸易协议的“排他解释权”流于形式,争端解决机构“司法造法”的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导致WTO成员之间的意见不合而使上诉机构停摆.部分WTO规则的意思不清是当年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出现的“选择性模糊”.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究竟是鼓
作为我国《民法典》最大的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编中的多个条款正式明确采纳了动态系统论的立法指导思想.动态系统论的法律适用对传统裁判方法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具体包括从法律规范的要件分解到法律价值的综合考量,从争点事实的证明标准到案件整体的自由裁量,从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到强化法官论证义务,从权利分配的全有全无到裁判结果的或多或少.动态系统裁判方法从精神性人格权向其他领域的渗透与扩展将引起对传统裁判方法普适性的反思.后《民法典》时代的司法宜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探索动态系统论带来的裁判方法的多方面转变,在此基础上培
医疗介入类伤害案中因果认定的标准模糊与结论随机问题,呈现了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尽管司法实践形成了应对介入型因果判断的三重性标准,但其存在着过分定量与层次不明等适用难题;其根源在于以归因逻辑解决归责问题,造成归责基准欠缺.强调适度归责的实践新发展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亟须结合归责理论形成有效判断基准.在归因与归责相结合的广义因果关系语境下,由于归因层面条件说的稳定适用,介入型因果判断应重在发展归责原理.以结果归责检视因果关系诸理论,应以危险替代作为介入型因果判断的核心原理,将客观归责的危险实现规则转换为介
休假在劳动法中是指在用人单位能够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劳动者于工作时间不工作的状态.根据其发生原理,可分为两种类型并形成两种休假的法学构造:劳动者不能工作的休假与劳动义务免除的休假.前者在继续性合同履行障碍的教义学体系下结合社会政策展开,后者则主要是社会政策选择的结果.劳动者不能工作的休假按照不能工作的原因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休假提出是事实通知,休假的实现、休假工资支付及休假期限均受合理性控制,劳动基准法可为此设定底线,但不是创设休假.劳动义务免除的休假是一种多元社会政策考量基础上的休假创设,其设立应遵循休
我国当前绝大部分行政法规范尚未对行政撤销加以具体规定,因此,行政撤销权在实务中存在法律识别的困难,在理论上则遭遇合法性质疑的难题.从理论构造上来说,行政撤销权的形式构造为行政职权,为实现违法行政的合法性恢复与合目的性恢复而具有广阔的撤销裁量空间;行政撤销权的实质构造为行政职责,因此具有无须实在法明确授权即可推定存在的特性.为了防止行政撤销权的滥用,必须为其设置适当的法治限度,以规范职权的运用.具体而言,撤销权行使的基础条件和利益衡量结果构成权力启动的法治限度,以正当程序原则为核心的程序制度则构成撤销权行使
我国物业服务合同适用非常态缔约规则,与民法典中的其他典型合同有本质区别.物业服务合同与集体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并无二致,在规范目的上更是殊途同归,即以团体缔约的构造实现当事人双方的"势均力敌",同时赋予合同规范性效力,以促成小区管理中的强制自治与和谐物业服务关系.物业服务合同"入典"没有改变其特别法规范模式.包括物业服务合同在内的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这一微观体系,构成民法典所有权制度的特别法.在理解和适用物业服务合同规则时,必须将其置于这一微观体系下予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