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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犹太画家David Ludwlg Bloch，他的姓氏Bloch用上海话念就是“白绿黑”，他就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中文名。
20世纪40年代因躲避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白绿黑流亡到中国上海。此时的上海，正是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白绿黑在上海创作、表现上海的社会生活，并且在那里展出、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的木刻集《黄包车》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相媲美，一个海派，一个京味儿，堪称描绘旧中国黄包车夫生活的双璧。
流亡上海期间，白绿黑对一位中国姑娘一见钟情，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白绿黑夫人的郑迪秀女士。
近来，我收藏到两幅描绘六十多年前老上海的木刻版画，作者是上世纪40年代流亡上海的德国犹太画家David Ludwig B]och。他的姓氏B]och用上海话念就是“白绿黑”，他就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中文名，用三种色彩作画家的名字真是妙白天成。
白绿黑1910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弗罗斯，出生后不久，父母即相继亡故，靠祖母抚养大。他15岁时进入当地的美术瓷器厂学徒，24岁时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进入州立实用美术学院。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不久，德国纳粹开始了有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作为犹太人的白绿黑被学校开除，后被关入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囚号为21096，处境岌岌可危，幸而经在美国的亲戚交涉疏通下得以获释，但德国已不能滞留。
1940年5月的一天，一艘来自欧洲的轮船停靠到黄浦江的码头上，船上满是从欧洲大陆逃出的犹太难民，白绿黑也在其中，身心疲惫、脸色苍白的他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喧嚣的市声却一点也听不到，原来他是一位聋人。眼前这个远东大都市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兴奋和新奇。
当时很多避难上海的外国人有一种过客心态，不愿与当地人接触。而白绿黑却对中国的一切相当感兴趣，尤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极为关注。他拿起画笔，走上街头，很快就融汇到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当中。虽然自绿黑自幼两耳失聪，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捕捉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用画笔将他们记录下来，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他以上海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为题材，先后创作了“黄包车”(1942年完成)、“乞丐”(1943年完成)、“中国儿童”(1944年完成)、“阴阳”(1948年完成)等几个系列的木刻版画。1942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白绿黑的木刻集《黄包车》(图2)，它是在“黄包车”系列木刻基础上编选了60幅作品，每幅画都是独立的，但相互之间略有情节关联。好似一部幻灯片，通过描绘黄包车夫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透视出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白绿黑观察入微，每幅作品都精雕细琢，甚至连车夫挂在车下备用的草鞋都清晰可现。第一幅画面，是名车夫拉着黄包车的背影，仿佛序幕拉开。临近结尾处的第59幅，则是一辆解体了的黄包车零件散落地，预示着车夫劳苦困顿一生的最终结局。黄包车夫终日奔跑在街头，劳动强度极大，收入微薄，还要养家糊口，上了年纪以后，更是伤病缠身，是当时最劳苦的行当之一。据当时的统计，上海有两万四千多黄包车夫，大多来自苏北农村，养活人口达十万以上，每年单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纳的车捐竟达六十万两银子。日本诗人草野心平为《黄包车》中的每幅画都配写了一句小诗作注解，诗画配合，相得益彰。在中国，知道草野心平(1903—1988)的人不多。在日本，草野则是相当有名的诗人。他曾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在学期间曾创办诗歌杂志，与梁宗岱结下友谊。但战争期间来中国的草野心平却不仅仅是个诗人，他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顾问，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为日本侵略中国做文化宣传，出版这本《黄包车》即是其工作之一。
白绿黑的木刻集《黄包车》可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相媲美。前者以60幅版画来描绘旧上海黄包车夫生活的各个侧面，后者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老北京洋车夫的生活。一个海派，一个京味儿，堪称描绘旧中国黄包车夫生活的双璧。当年，流亡上海的德国、奥地利犹太画家组织了一个“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英文简称ARTA)，白绿黑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经常举办画展，吸引赞助人，出售作品。绘画主题集中于上海犹太人的生活，而白绿黑则更关注中国底层大众的生活。为配合《黄包车》的出版，1942年12月16日白绿黑在南京路212号的上海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图3)。除系列木刻版画外，还展出了五十余幅油画和水彩画作品，大多是其来沪后创作的作品，绘有上海各处街景、人物等。德国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当年曾看过白绿黑的画展，并买到《黄包车》画集，颇为欣赏。
我不仅买到了1942年出版的这本《黄包车》(图2)，还有幸收藏到其中的一幅木刻“去当铺”(图4)，它表现黄包车夫送一位顾客去当铺，双手替顾客端着箱子向当铺走去。墙上写着大大的“当”字。日本诗人草野心平为这幅画配的注解是，车夫自言自语，“我也有进当店的资格就好了”，这也正是车夫所想吧。这幅画创作于1942年，它夹在《黄包车》中赠送给“s·H·Loo”，书的扉页上有白绿黑先生的亲笔题赠(图5)，书上还钤有“声锡熹藏书章”，卢锡熹大概就是受赠者，此人曾翻译日本作家中岛敦的《李陵》，也是1944年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
白绿黑还充满爱心地刻画了表现中国儿童生活的系列版画，除表现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玩耍和各式各样的游戏外，大多数却表现了被迫从事多种行当的中国儿童，如擦皮鞋的孩子、报童、卖火柴的儿童等。这些作品不禁让人想起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三毛”这个我们熟悉的漫画人物也是在上海诞生的。另外，他还满含同情地创作了“乞丐”系列版画。这些画让人想起蒋兆和先生表现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长卷“流民图”中的乞讨者，蒋先生在创作这幅画时也曾到上海写生、搜集素材。在中国，以乞丐、黄包车为主题的系列绘画还是不多见的。如今，看到白绿黑先生创作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仿佛置身于40年代的上海街头，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行当、早已消逝的街景都跃然纸上，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原生态都——展现在我们眼前。从作品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人民的友爱和同情。
不久，我又奇迹般地收藏到白绿黑先生的另外一幅作品，是他在1948年创作的“离沪”(图6)。它表现二战结束后，大批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开始回国，上海在他们的脑海里“定格”成一幅版画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外滩的高楼大厦、黄浦江上的帆船、龙华寺的宝塔、当铺、文庙、黄包车夫、挑夫、巨型客轮、角落里卖小吃的小贩、一条裤腿穿在晾衣竿上的裤子、街角的小卖店等都集中展现在这幅巴掌大小的版画中。他还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白绿黑”及创作日期1948安排在画中。画面内容之丰富，刻画之细腻让人叹为观止，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表现40年代老上 海的世俗风情画。横幅上的“BON VOYAGE”(一路顺风)表达了他对饱经磨难的同胞们的深切祝福。左下角钤“白绿黑作”的篆文印章。白绿黑很喜爱中国的篆刻艺术，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篆刻与西方的木刻都是用刻刀来表现的艺术吧，他有6枚中文印章，经常钤印在自己的版画作品上(图7)。1997年位于德国圣奥古斯汀(Sankt Augustin)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华裔学志》(1935年在中国创刊，1972年迁至德国)联合出版了《白绿黑上海木刻集1940—1949》(图8)，这两个机构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这本书共收录了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三百多幅木刻及一些素描作品。其中的“黄包车”系列比1942年初版时的《黄包车》要多出了十幅。我收藏的这幅“离沪”被用于该书的卷首插页，作为他生活了近十年的上海的一个缩影。
在上海期间白绿黑对一位中国姑娘一见钟情，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白绿黑夫人的郑迪秀女士(图1)。他们是在一次“青年会”组织的聋哑人聚会中相识的。郑迪秀1915年出生，聪颖美丽，深得父母宠爱，不幸3岁时受伤致聋哑。她在学校学习美术，曾以设计花布纹样为业，当时许多丝绸制品的图案，都出自她的手笔。他们在相恋两年后的1946年结婚。白绿黑与郑迪秀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曾遭到郑家的坚决反对，父亲不同意自己的爱女嫁给一个外国人，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答应了这门婚事。1949年他们举家赴美，育有两子一女。白绿黑曾多次偕子访问上海，到他曾生活过的地方流连，探访朋友和邻里。2002年9月白绿黑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高龄。
我们研究“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一向比较注重中国人社区及中文文献，但也不应忽视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据统计，自1933年德国纳粹独裁执政起，开始了大规模反犹活动，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时为止，上海先后接纳了三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一部分又辗转到它处外，栖身上海的犹太人就有大约两万五千人之多。另外，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外国人是上海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白绿黑虽然是一位外籍画家，也是中国人的女婿。当时，中国的版画家们大多已经离开了上海，这个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表现上海的版画甚至绘画资料都十分有限，白绿黑的作品可以填补上海这段时间文化史料的空白。他在那个特殊时期，在上海创作、表现上海的社会生活，并且在那里展出、出版作品。我认为，中国现代版画史及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文化史上应该给他记上一笔。战后，白绿黑在美国各地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都举办过画展。在他去世后的2004年1月，曾经关押过他的达豪集中营纪念馆还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我期望有一天，他的作品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展出，就在他生活过的上海。我想，如能如此，长眠地下的白绿黑先生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20世纪40年代因躲避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白绿黑流亡到中国上海。此时的上海，正是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白绿黑在上海创作、表现上海的社会生活，并且在那里展出、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的木刻集《黄包车》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相媲美，一个海派，一个京味儿，堪称描绘旧中国黄包车夫生活的双璧。
流亡上海期间，白绿黑对一位中国姑娘一见钟情，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白绿黑夫人的郑迪秀女士。
近来，我收藏到两幅描绘六十多年前老上海的木刻版画，作者是上世纪40年代流亡上海的德国犹太画家David Ludwig B]och。他的姓氏B]och用上海话念就是“白绿黑”，他就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中文名，用三种色彩作画家的名字真是妙白天成。
白绿黑1910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弗罗斯，出生后不久，父母即相继亡故，靠祖母抚养大。他15岁时进入当地的美术瓷器厂学徒，24岁时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进入州立实用美术学院。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不久，德国纳粹开始了有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作为犹太人的白绿黑被学校开除，后被关入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囚号为21096，处境岌岌可危，幸而经在美国的亲戚交涉疏通下得以获释，但德国已不能滞留。
1940年5月的一天，一艘来自欧洲的轮船停靠到黄浦江的码头上，船上满是从欧洲大陆逃出的犹太难民，白绿黑也在其中，身心疲惫、脸色苍白的他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喧嚣的市声却一点也听不到，原来他是一位聋人。眼前这个远东大都市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兴奋和新奇。
当时很多避难上海的外国人有一种过客心态，不愿与当地人接触。而白绿黑却对中国的一切相当感兴趣，尤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极为关注。他拿起画笔，走上街头，很快就融汇到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当中。虽然自绿黑自幼两耳失聪，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捕捉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用画笔将他们记录下来，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他以上海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为题材，先后创作了“黄包车”(1942年完成)、“乞丐”(1943年完成)、“中国儿童”(1944年完成)、“阴阳”(1948年完成)等几个系列的木刻版画。1942年12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白绿黑的木刻集《黄包车》(图2)，它是在“黄包车”系列木刻基础上编选了60幅作品，每幅画都是独立的，但相互之间略有情节关联。好似一部幻灯片，通过描绘黄包车夫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透视出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白绿黑观察入微，每幅作品都精雕细琢，甚至连车夫挂在车下备用的草鞋都清晰可现。第一幅画面，是名车夫拉着黄包车的背影，仿佛序幕拉开。临近结尾处的第59幅，则是一辆解体了的黄包车零件散落地，预示着车夫劳苦困顿一生的最终结局。黄包车夫终日奔跑在街头，劳动强度极大，收入微薄，还要养家糊口，上了年纪以后，更是伤病缠身，是当时最劳苦的行当之一。据当时的统计，上海有两万四千多黄包车夫，大多来自苏北农村，养活人口达十万以上，每年单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纳的车捐竟达六十万两银子。日本诗人草野心平为《黄包车》中的每幅画都配写了一句小诗作注解，诗画配合，相得益彰。在中国，知道草野心平(1903—1988)的人不多。在日本，草野则是相当有名的诗人。他曾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在学期间曾创办诗歌杂志，与梁宗岱结下友谊。但战争期间来中国的草野心平却不仅仅是个诗人，他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顾问，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为日本侵略中国做文化宣传，出版这本《黄包车》即是其工作之一。
白绿黑的木刻集《黄包车》可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相媲美。前者以60幅版画来描绘旧上海黄包车夫生活的各个侧面，后者是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老北京洋车夫的生活。一个海派，一个京味儿，堪称描绘旧中国黄包车夫生活的双璧。当年，流亡上海的德国、奥地利犹太画家组织了一个“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英文简称ARTA)，白绿黑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经常举办画展，吸引赞助人，出售作品。绘画主题集中于上海犹太人的生活，而白绿黑则更关注中国底层大众的生活。为配合《黄包车》的出版，1942年12月16日白绿黑在南京路212号的上海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图3)。除系列木刻版画外，还展出了五十余幅油画和水彩画作品，大多是其来沪后创作的作品，绘有上海各处街景、人物等。德国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当年曾看过白绿黑的画展，并买到《黄包车》画集，颇为欣赏。
我不仅买到了1942年出版的这本《黄包车》(图2)，还有幸收藏到其中的一幅木刻“去当铺”(图4)，它表现黄包车夫送一位顾客去当铺，双手替顾客端着箱子向当铺走去。墙上写着大大的“当”字。日本诗人草野心平为这幅画配的注解是，车夫自言自语，“我也有进当店的资格就好了”，这也正是车夫所想吧。这幅画创作于1942年，它夹在《黄包车》中赠送给“s·H·Loo”，书的扉页上有白绿黑先生的亲笔题赠(图5)，书上还钤有“声锡熹藏书章”，卢锡熹大概就是受赠者，此人曾翻译日本作家中岛敦的《李陵》，也是1944年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
白绿黑还充满爱心地刻画了表现中国儿童生活的系列版画，除表现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玩耍和各式各样的游戏外，大多数却表现了被迫从事多种行当的中国儿童，如擦皮鞋的孩子、报童、卖火柴的儿童等。这些作品不禁让人想起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三毛”这个我们熟悉的漫画人物也是在上海诞生的。另外，他还满含同情地创作了“乞丐”系列版画。这些画让人想起蒋兆和先生表现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的长卷“流民图”中的乞讨者，蒋先生在创作这幅画时也曾到上海写生、搜集素材。在中国，以乞丐、黄包车为主题的系列绘画还是不多见的。如今，看到白绿黑先生创作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仿佛置身于40年代的上海街头，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行当、早已消逝的街景都跃然纸上，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原生态都——展现在我们眼前。从作品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中国人民的友爱和同情。
不久，我又奇迹般地收藏到白绿黑先生的另外一幅作品，是他在1948年创作的“离沪”(图6)。它表现二战结束后，大批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开始回国，上海在他们的脑海里“定格”成一幅版画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外滩的高楼大厦、黄浦江上的帆船、龙华寺的宝塔、当铺、文庙、黄包车夫、挑夫、巨型客轮、角落里卖小吃的小贩、一条裤腿穿在晾衣竿上的裤子、街角的小卖店等都集中展现在这幅巴掌大小的版画中。他还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白绿黑”及创作日期1948安排在画中。画面内容之丰富，刻画之细腻让人叹为观止，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表现40年代老上 海的世俗风情画。横幅上的“BON VOYAGE”(一路顺风)表达了他对饱经磨难的同胞们的深切祝福。左下角钤“白绿黑作”的篆文印章。白绿黑很喜爱中国的篆刻艺术，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篆刻与西方的木刻都是用刻刀来表现的艺术吧，他有6枚中文印章，经常钤印在自己的版画作品上(图7)。1997年位于德国圣奥古斯汀(Sankt Augustin)的“中国研究中心”和《华裔学志》(1935年在中国创刊，1972年迁至德国)联合出版了《白绿黑上海木刻集1940—1949》(图8)，这两个机构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这本书共收录了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三百多幅木刻及一些素描作品。其中的“黄包车”系列比1942年初版时的《黄包车》要多出了十幅。我收藏的这幅“离沪”被用于该书的卷首插页，作为他生活了近十年的上海的一个缩影。
在上海期间白绿黑对一位中国姑娘一见钟情，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白绿黑夫人的郑迪秀女士(图1)。他们是在一次“青年会”组织的聋哑人聚会中相识的。郑迪秀1915年出生，聪颖美丽，深得父母宠爱，不幸3岁时受伤致聋哑。她在学校学习美术，曾以设计花布纹样为业，当时许多丝绸制品的图案，都出自她的手笔。他们在相恋两年后的1946年结婚。白绿黑与郑迪秀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曾遭到郑家的坚决反对，父亲不同意自己的爱女嫁给一个外国人，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答应了这门婚事。1949年他们举家赴美，育有两子一女。白绿黑曾多次偕子访问上海，到他曾生活过的地方流连，探访朋友和邻里。2002年9月白绿黑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高龄。
我们研究“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一向比较注重中国人社区及中文文献，但也不应忽视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据统计，自1933年德国纳粹独裁执政起，开始了大规模反犹活动，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时为止，上海先后接纳了三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一部分又辗转到它处外，栖身上海的犹太人就有大约两万五千人之多。另外，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外国人是上海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白绿黑虽然是一位外籍画家，也是中国人的女婿。当时，中国的版画家们大多已经离开了上海，这个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表现上海的版画甚至绘画资料都十分有限，白绿黑的作品可以填补上海这段时间文化史料的空白。他在那个特殊时期，在上海创作、表现上海的社会生活，并且在那里展出、出版作品。我认为，中国现代版画史及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文化史上应该给他记上一笔。战后，白绿黑在美国各地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都举办过画展。在他去世后的2004年1月，曾经关押过他的达豪集中营纪念馆还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我期望有一天，他的作品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展出，就在他生活过的上海。我想，如能如此，长眠地下的白绿黑先生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