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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学府，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上世纪初，早稻田大学就招收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等曾在这里负笈求学。今天，早稻田大学同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开展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为推动中日两国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自由民权主义者大隈重信一八八二年在东京郊区一片稻田里创办起来的东京专门学校，而大隈重信与康有为、梁启超曾有一段深厚的情谊。此段交往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可以得到证实。梁启超赴日经过
一八九八年，由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在八月六日的政变而宣告失败。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深知情况异常紧急，劝梁去日本使馆求援，设法营救康有为，而谭则要杀身成仁，梁启超起初亦不想逃亡，甘共赴死。谭嗣同对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始决定避祸以待后图，当晚即躲于日本使馆逃过一难。他在《去国行》一诗中云：「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正是此时的真实写照。
随后梁启超的日本友人开始设法帮助他赴日避难。明治三十一年（一人九八）十月二日由东亚会总代安东俊明、村井启太郎、佐藤宏联名上书给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信中主要讲述自九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变后，中国的改革志士们非死即逃，梁启超等志士实在是忠勇义烈，如不救助，按清律必死无疑，故请大隈重信帮助其安全抵日避祸。得到大隈的首肯后，梁正式开始其流亡日本的生涯。
梁启超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登上日本大岛舰，即谭嗣同等被杀之前一日，在舰上即先致函伊藤博文一与王照联名一，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绪复权，继续变法。梁氏用洋洋洒洒的文笔，大讲「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若不救皇上，听后党为所欲为，「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俄矣」。 当时日俄关系相当紧张，梁氏企图如此主张，打动日本政要。
在明治三十一年一一八九八一十月二十一日，由警视总监西山志澄写给大隈重信的牒报《亡命清国人梁启超等着京报告书》，信中明确了梁启超与王照到达京都的时间是十月二十日午后，并住于麴町区平川四丁目本番地三桥常吉方。此时的梁启超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警方的所谓保护即实际上的监视。
十月二十五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神户，后转到东京，于二十八日搬到梁启超寓所。师徒相见，回首前事，恍如隔世，感慨万千。梁从康口中得知梁的家人妻子幸好及时逃到澳门，免受祸害。梁启超即写信寄妻李蕙仙：「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等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并劝其妻不必来日本，暂住澳门为佳。因为自己还要「到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
安顿好家人妻子，梁启超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投入未竞的维新事业。此时的日本，经过了成功的改革，国力强盛，民气激昂，使梁启超更痛恨西太后扼杀了百日维新变法的爱国运动，也更加意识到挽救光绪帝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光绪帝才能确保变法持续进行。于是，康梁二人开始不断游说日本政府各方改要，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出面，对慈禧施压，还政光绪。
留日书迹多为信札
梁启超抵日一十月十六日一的十天一十月二十六日一后，又写信给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仍与王照联名）。此信长达四千二百余字。他介绍改变原因有四层：一是帝后之争；二是新旧之争；三是满汉之争；四是联日英与联俄之争。尽管梁启超充分运用其善辩之才，析理入微，又情见乎辞，但作为有经验的日本政治家，自然只是完全从日本的立场来判断中国的局势，选择自己的对策。梁启超实在是病急乱投医，指望一个野心正盛的强邻，替中国人排难解纷，促其改革自立，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封长信的最后部分，梁氏力图给日本政界显示一个中国可以自立的前景，即上有英明仁厚之君主，「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二一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这是说君权可用。同时他又指出，近年来，风气渐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这是说民气可用。他强调，「只因外患远大于日本当年变法之时，故虽有国内可用之条件，然而非有外交上有力之支持不可，此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
此后，梁氏又给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副会长近卫笃分别写了与上述内容相近的信。同时，梁又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或直接拜访游说，或写信，反复申明中国政变实情，要求日本出力营救光绪皇帝，使其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但梁氏的这些活动均未产生明显的效用。
梁启超说动日本当局出面救助光绪皇帝复权，继续变法，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说明他们对国际关系还十分缺乏了解。他们几次上书求救，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原来积极救助他们的大隈重信内阁不久就在国内政争中倒台。新内阁谋求日清关系的改善，对保护康、梁不感兴趣。从十二月起，就有人接连劝告康、梁离开日本去欧美游历。康、梁起初十分不解，极力拒绝。最后在犬养毅等人的协调下，仅请康有为速离日本，梁启超仍可留下。梁启超在求救受阻的情况下，自知非外交长才，乃转从文字宣传人手，以求动人视听，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创办了《清议报》。该报中心基调就是「斥后保皇」，于光绪皇帝歌颂有加，而于西太后则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当时《清议报》影响很大，在日本的知识界人士、留日中国学生皆甚注意。
早稻田大学收藏有多封梁启超在这个时期写的信。在明治三十二年一一八九九一一月三十日，梁启超再次写信给大隈重信，洋洋千字之中，表达了梁启超爱国之情，忠君之义。此时梁启超的行书看得出有黄庭坚的影子。当然更多的是受到康有为小字行书信札影响，温婉可爱。此信信笺很有特色，是集《吴天玺纪功碑》的文字双钩而成，此原为三国东吴刻石。因为东吴末帝孙皓为维护其统治，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伪称天降神谶而刻，故又称《天发神谶碑》，书体为篆书，因石断为三，俗称「三段碑」「三击碑」，为吴国四大名碑之一。相传为东观令华覈撰文，书法家皇象所书。原石立于建业城南岩山断石岗上，后几经迁徙，置于上江两县学宫（今夫子庙）尊经阁。清嘉庆十年一一八O五一毁于火。梁氏所写书信用这种碑体书法，可以说是康有为提倡碑学以后的整体社会风气都喜欢的金石碑学。此信的内容较多，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没有收入，极具史料价值。全文如下：拜启大隈伯爵阁下： 趋侍虽简，爱感弥深，献岁发春，伏想多祉。
乃者连日披读新纸，述敝邦废意，举情势日益危急，闻之心痛，思之泪下，顽固贼臣与我皇，势不两立，其始终必出于废立实意中事，所以迟迟未敢发者，畏臣民之义愤，外惮友邦之执言耳。今内之则用笼络之术，外之则施敷衍之方，既历数月，无有讨贼问罪之人。亦遂无后忌惮，决行纂逆矣，而后之欲弑皇上也久矣。所以不敢者，以有名分在耳。既废立以后则我皇上等于一匹夫，生命不能保一日之安矣，呜呼痛哉！然此尤指我皇上一身而言也。以敝邦全局诣之，皇上既废之后，继立者谁乎？必为孺子婴耳，西后顽固党等抱以为名，依旧行，现时之政策以箝制其民，输国与俄罗斯则敝邦能不亡乎？即使立长君而我宗室之中皆纨绔膏粱之子，无一英明者，能望其继我皇上之轨而厉精改革乎？如是则敝邦必亡。若欲望之各省之督抚乎？则皆七十老翁，神昏气耄，但知富贵，不知国家，安能有为，若欲望之民间乎？则人智未开，团体不立，有起于草泽者则不过为人驱除耳。各省糜烂而强敌乘势分割之。如是则敝邦必亡。然则可以救敝邦者，舍我皇上更无他人，而今日皇上之危险若此，启超等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启超等固知贵邦必非坐视敝邦之难者，必思有所以拯之，特徘徊审慎，欲有所待耳，然无论如何必当求保，令我皇上之位与生命，然后他日有可图。苟废立之后，事经数月，新君之名义已定，则虽欲仗义执言，无所为汁矣。
故启超等今所欲求拨于明公者有二事，其一事则欲求矢野大使仗义以诘我政府言苟立新君，则日本必不认。则彼顽固者或有所惮。其他之一事则欲请明公致书于张之洞氏，劝其当持正义，勿徇伪命也，张氏本大吏中最可语之人，向为改革派提携，启超及殉难六士中之杨锐、谭嗣同皆其所荐也。政变以后，畏罪避祸乃大反其平日所为，以媚政府。故数月以来，其守旧之态视寻常顽固党，殆加甚焉。而政府贼臣亦遂因而用之。闻月前荣禄派遣广东巡抚鹿传霖入武昌，实劝张氏援废立之事云。故苟张氏能与废立党反对，则彼等犹有所惮，张虽变节之人，然有好名之心，尚可迎导而转移之，张之仰慕明公，殆如神明，若明公能贻彼一书，责以大义，则张氏或能幡然而改，而我皇上之位与性命或可藉以保全，则受明公之赐者，非独启超等而已。明公经营大局，目光如炬，其必有以处此无任泣血待命之至，迫切之极，语无伦次，伏乞垂谅。
梁启超再拜
正月三十日
纵观梁启超在日本时期的书法流存，大多为信札，这些书信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结体上还是「康」行草的影响，纵观全篇，宽博大度，信笔疾书，一气呵成。
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写给犬养毅的信札，论及孙中山先生。一九OO年夏天，梁建议孙与康有为合作。一九O五年，支持中国同盟会成立，但犬对康、梁仍情有独钟。
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十多年，期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对北魏碑刻如《张猛龙碑》等进行系统研习。书艺为之大进。当时黄遵宪等人就非常喜欢梁的书法，认为其书「高秀渊雅」，非常人能及。梁启超曾为黄遵宪书写《人境庐诗序》，黄觉得「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从梁氏一九O五年所写的《饮冰室自由书》可见，此时其书风已完全是北魏《张猛龙碑》的风格。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在日本坐不住了。十一月上旬返国前夕，梁想到「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于是特意抽时间临写了一通《张猛龙碑》让女儿令娴好好保存。末尾四纸还是临行前一天晚上酒酣耳热之后写就。于此可见梁启超此时对书法的热情。
梁启超的书学特征
首先，梁启超以书为艺，用功甚勤。梁启超一生著述浩瀚，两千多万字一包括信函数千件一可谓著作等身。他关注书法，留意有关书法作品的文献，鉴赏、鉴别、论说、研究；他为人作书、题字，将书当作工具革新、办刊、治学、为文，均「以书为用」；将书当作学问对各类书法现象关注、说解、研究，「以书为学」；将书当作「艺术」展玩、书写，「以书为艺」。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在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十四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一九一一年九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的临池经历：「居日本十四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竞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写于一九一O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的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对梁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这是他行草书水平最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梁四十岁之前，他主要得益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他在一九一O年《双涛阁日记》中有一番感慨：「午后，为娴儿作《艺蘅馆文卷》第一集叙，临《圣教序》半页。梁山舟题罗庵论书：一帖叫人看，不叫人摹。当临写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帖与纸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气息死人。「吾今临《圣教序》，亦觉手眼阂隔，心驰两端，颇以为苦，弟欲学书，终非痛下临摹之功不可。」最终形成自家风格是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用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这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一九一二年梁启超回国后，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于书法临池。一九一八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接着赴欧洲游历。游欧回来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法艺术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次，梁启超的书学思想体现在对待碑与帖的态度上，以及他对南北书风差异的评论中。南北书风差异的理论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梁启超业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異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余考之……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竞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就这个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一段更中肯的论述：「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道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序》《洛神赋》《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一文学地理「，常随一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统一。」可见，梁启超对于南北书派论的态度是非常包容的。 碑帖收藏与西方美学思想结合
梁启超十八岁时（一八九O），受业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哪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想方设法收购其拓本。梁启超在题跋《李璧墓志》拓本中写遭：「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一九O九）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为梁启超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收藏碑拓的爱好，朋友是不会从千里之外给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逃亡在日本也不中断。梁启超不仅仅收藏碑刻拓本，而且还大量在拓片上题跋，这是研究梁启超书学思想的重要素材之一。从他收藏的拓片来看，无论商代还是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都基本包括在内。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可以说梁氏收藏的拓片，基本上就是一本中国书法史。
一九二六年秋，梁启超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书法演讲，演讲内容由学生周传儒手记，以《书法指导》为题，一九二六年刊于《清华周刊》第三百九十二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一0一一卷。梁启超为什么如此乐意作书法演讲呢7他在演讲前的「开场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又说：「依我看来，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写字的性质，是静的，不是动的。与打球唱歌不同。喜欢静的人，觉得兴味浓深。喜欢动的人，亦应当拿来调剂一下。起初虽快乐略小，往后一天天的快乐就大起来了。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曾文正无论公务如何忙碌，每一兴到，非写不可。李文忠事事学曾，旁的赶他不上，而规定时刻，日常写字，同曾一样。这种娱乐，又优美，又便利。要我来讲，不由我不高兴。」他在这次书法演讲中提出的书法美学思想，被书学界称为现代书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一八九八年，由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在八月六日的政变而宣告失败。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深知情况异常紧急，劝梁去日本使馆求援，设法营救康有为，而谭则要杀身成仁，梁启超起初亦不想逃亡，甘共赴死。谭嗣同对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始决定避祸以待后图，当晚即躲于日本使馆逃过一难。他在《去国行》一诗中云：「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正是此时的真实写照。
随后梁启超的日本友人开始设法帮助他赴日避难。明治三十一年（一人九八）十月二日由东亚会总代安东俊明、村井启太郎、佐藤宏联名上书给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信中主要讲述自九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变后，中国的改革志士们非死即逃，梁启超等志士实在是忠勇义烈，如不救助，按清律必死无疑，故请大隈重信帮助其安全抵日避祸。得到大隈的首肯后，梁正式开始其流亡日本的生涯。
梁启超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登上日本大岛舰，即谭嗣同等被杀之前一日，在舰上即先致函伊藤博文一与王照联名一，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绪复权，继续变法。梁氏用洋洋洒洒的文笔，大讲「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若不救皇上，听后党为所欲为，「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俄矣」。 当时日俄关系相当紧张，梁氏企图如此主张，打动日本政要。
在明治三十一年一一八九八一十月二十一日，由警视总监西山志澄写给大隈重信的牒报《亡命清国人梁启超等着京报告书》，信中明确了梁启超与王照到达京都的时间是十月二十日午后，并住于麴町区平川四丁目本番地三桥常吉方。此时的梁启超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警方的所谓保护即实际上的监视。
十月二十五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神户，后转到东京，于二十八日搬到梁启超寓所。师徒相见，回首前事，恍如隔世，感慨万千。梁从康口中得知梁的家人妻子幸好及时逃到澳门，免受祸害。梁启超即写信寄妻李蕙仙：「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等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并劝其妻不必来日本，暂住澳门为佳。因为自己还要「到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
安顿好家人妻子，梁启超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投入未竞的维新事业。此时的日本，经过了成功的改革，国力强盛，民气激昂，使梁启超更痛恨西太后扼杀了百日维新变法的爱国运动，也更加意识到挽救光绪帝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光绪帝才能确保变法持续进行。于是，康梁二人开始不断游说日本政府各方改要，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出面，对慈禧施压，还政光绪。
留日书迹多为信札
梁启超抵日一十月十六日一的十天一十月二十六日一后，又写信给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仍与王照联名）。此信长达四千二百余字。他介绍改变原因有四层：一是帝后之争；二是新旧之争；三是满汉之争；四是联日英与联俄之争。尽管梁启超充分运用其善辩之才，析理入微，又情见乎辞，但作为有经验的日本政治家，自然只是完全从日本的立场来判断中国的局势，选择自己的对策。梁启超实在是病急乱投医，指望一个野心正盛的强邻，替中国人排难解纷，促其改革自立，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封长信的最后部分，梁氏力图给日本政界显示一个中国可以自立的前景，即上有英明仁厚之君主，「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二一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这是说君权可用。同时他又指出，近年来，风气渐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这是说民气可用。他强调，「只因外患远大于日本当年变法之时，故虽有国内可用之条件，然而非有外交上有力之支持不可，此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
此后，梁氏又给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副会长近卫笃分别写了与上述内容相近的信。同时，梁又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或直接拜访游说，或写信，反复申明中国政变实情，要求日本出力营救光绪皇帝，使其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但梁氏的这些活动均未产生明显的效用。
梁启超说动日本当局出面救助光绪皇帝复权，继续变法，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说明他们对国际关系还十分缺乏了解。他们几次上书求救，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原来积极救助他们的大隈重信内阁不久就在国内政争中倒台。新内阁谋求日清关系的改善，对保护康、梁不感兴趣。从十二月起，就有人接连劝告康、梁离开日本去欧美游历。康、梁起初十分不解，极力拒绝。最后在犬养毅等人的协调下，仅请康有为速离日本，梁启超仍可留下。梁启超在求救受阻的情况下，自知非外交长才，乃转从文字宣传人手，以求动人视听，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创办了《清议报》。该报中心基调就是「斥后保皇」，于光绪皇帝歌颂有加，而于西太后则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当时《清议报》影响很大，在日本的知识界人士、留日中国学生皆甚注意。
早稻田大学收藏有多封梁启超在这个时期写的信。在明治三十二年一一八九九一一月三十日，梁启超再次写信给大隈重信，洋洋千字之中，表达了梁启超爱国之情，忠君之义。此时梁启超的行书看得出有黄庭坚的影子。当然更多的是受到康有为小字行书信札影响，温婉可爱。此信信笺很有特色，是集《吴天玺纪功碑》的文字双钩而成，此原为三国东吴刻石。因为东吴末帝孙皓为维护其统治，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伪称天降神谶而刻，故又称《天发神谶碑》，书体为篆书，因石断为三，俗称「三段碑」「三击碑」，为吴国四大名碑之一。相传为东观令华覈撰文，书法家皇象所书。原石立于建业城南岩山断石岗上，后几经迁徙，置于上江两县学宫（今夫子庙）尊经阁。清嘉庆十年一一八O五一毁于火。梁氏所写书信用这种碑体书法，可以说是康有为提倡碑学以后的整体社会风气都喜欢的金石碑学。此信的内容较多，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没有收入，极具史料价值。全文如下：拜启大隈伯爵阁下： 趋侍虽简，爱感弥深，献岁发春，伏想多祉。
乃者连日披读新纸，述敝邦废意，举情势日益危急，闻之心痛，思之泪下，顽固贼臣与我皇，势不两立，其始终必出于废立实意中事，所以迟迟未敢发者，畏臣民之义愤，外惮友邦之执言耳。今内之则用笼络之术，外之则施敷衍之方，既历数月，无有讨贼问罪之人。亦遂无后忌惮，决行纂逆矣，而后之欲弑皇上也久矣。所以不敢者，以有名分在耳。既废立以后则我皇上等于一匹夫，生命不能保一日之安矣，呜呼痛哉！然此尤指我皇上一身而言也。以敝邦全局诣之，皇上既废之后，继立者谁乎？必为孺子婴耳，西后顽固党等抱以为名，依旧行，现时之政策以箝制其民，输国与俄罗斯则敝邦能不亡乎？即使立长君而我宗室之中皆纨绔膏粱之子，无一英明者，能望其继我皇上之轨而厉精改革乎？如是则敝邦必亡。若欲望之各省之督抚乎？则皆七十老翁，神昏气耄，但知富贵，不知国家，安能有为，若欲望之民间乎？则人智未开，团体不立，有起于草泽者则不过为人驱除耳。各省糜烂而强敌乘势分割之。如是则敝邦必亡。然则可以救敝邦者，舍我皇上更无他人，而今日皇上之危险若此，启超等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启超等固知贵邦必非坐视敝邦之难者，必思有所以拯之，特徘徊审慎，欲有所待耳，然无论如何必当求保，令我皇上之位与生命，然后他日有可图。苟废立之后，事经数月，新君之名义已定，则虽欲仗义执言，无所为汁矣。
故启超等今所欲求拨于明公者有二事，其一事则欲求矢野大使仗义以诘我政府言苟立新君，则日本必不认。则彼顽固者或有所惮。其他之一事则欲请明公致书于张之洞氏，劝其当持正义，勿徇伪命也，张氏本大吏中最可语之人，向为改革派提携，启超及殉难六士中之杨锐、谭嗣同皆其所荐也。政变以后，畏罪避祸乃大反其平日所为，以媚政府。故数月以来，其守旧之态视寻常顽固党，殆加甚焉。而政府贼臣亦遂因而用之。闻月前荣禄派遣广东巡抚鹿传霖入武昌，实劝张氏援废立之事云。故苟张氏能与废立党反对，则彼等犹有所惮，张虽变节之人，然有好名之心，尚可迎导而转移之，张之仰慕明公，殆如神明，若明公能贻彼一书，责以大义，则张氏或能幡然而改，而我皇上之位与性命或可藉以保全，则受明公之赐者，非独启超等而已。明公经营大局，目光如炬，其必有以处此无任泣血待命之至，迫切之极，语无伦次，伏乞垂谅。
梁启超再拜
正月三十日
纵观梁启超在日本时期的书法流存，大多为信札，这些书信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结体上还是「康」行草的影响，纵观全篇，宽博大度，信笔疾书，一气呵成。
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写给犬养毅的信札，论及孙中山先生。一九OO年夏天，梁建议孙与康有为合作。一九O五年，支持中国同盟会成立，但犬对康、梁仍情有独钟。
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十多年，期间常抽余暇「驰情柔翰，遍临群碑」，对北魏碑刻如《张猛龙碑》等进行系统研习。书艺为之大进。当时黄遵宪等人就非常喜欢梁的书法，认为其书「高秀渊雅」，非常人能及。梁启超曾为黄遵宪书写《人境庐诗序》，黄觉得「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从梁氏一九O五年所写的《饮冰室自由书》可见，此时其书风已完全是北魏《张猛龙碑》的风格。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在日本坐不住了。十一月上旬返国前夕，梁想到「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于是特意抽时间临写了一通《张猛龙碑》让女儿令娴好好保存。末尾四纸还是临行前一天晚上酒酣耳热之后写就。于此可见梁启超此时对书法的热情。
梁启超的书学特征
首先，梁启超以书为艺，用功甚勤。梁启超一生著述浩瀚，两千多万字一包括信函数千件一可谓著作等身。他关注书法，留意有关书法作品的文献，鉴赏、鉴别、论说、研究；他为人作书、题字，将书当作工具革新、办刊、治学、为文，均「以书为用」；将书当作学问对各类书法现象关注、说解、研究，「以书为学」；将书当作「艺术」展玩、书写，「以书为艺」。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在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十四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一九一一年九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的临池经历：「居日本十四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竞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写于一九一O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的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对梁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这是他行草书水平最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梁四十岁之前，他主要得益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他在一九一O年《双涛阁日记》中有一番感慨：「午后，为娴儿作《艺蘅馆文卷》第一集叙，临《圣教序》半页。梁山舟题罗庵论书：一帖叫人看，不叫人摹。当临写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帖与纸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气息死人。「吾今临《圣教序》，亦觉手眼阂隔，心驰两端，颇以为苦，弟欲学书，终非痛下临摹之功不可。」最终形成自家风格是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用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这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一九一二年梁启超回国后，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于书法临池。一九一八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接着赴欧洲游历。游欧回来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法艺术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次，梁启超的书学思想体现在对待碑与帖的态度上，以及他对南北书风差异的评论中。南北书风差异的理论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梁启超业师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異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余考之……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竞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就这个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一段更中肯的论述：「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道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序》《洛神赋》《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一文学地理「，常随一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统一。」可见，梁启超对于南北书派论的态度是非常包容的。 碑帖收藏与西方美学思想结合
梁启超十八岁时（一八九O），受业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哪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想方设法收购其拓本。梁启超在题跋《李璧墓志》拓本中写遭：「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一九O九）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为梁启超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收藏碑拓的爱好，朋友是不会从千里之外给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逃亡在日本也不中断。梁启超不仅仅收藏碑刻拓本，而且还大量在拓片上题跋，这是研究梁启超书学思想的重要素材之一。从他收藏的拓片来看，无论商代还是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都基本包括在内。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可以说梁氏收藏的拓片，基本上就是一本中国书法史。
一九二六年秋，梁启超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书法演讲，演讲内容由学生周传儒手记，以《书法指导》为题，一九二六年刊于《清华周刊》第三百九十二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一0一一卷。梁启超为什么如此乐意作书法演讲呢7他在演讲前的「开场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说：「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许多同事所发起的书法研究会上，讨论这个题目。我自己写得不好，但是对于书法，很有趣味。多年以来，每天不断的，多少总要写点，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字的时候，比从前格外多。今天这个题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乐得来讲讲。」又说：「依我看来，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写字的性质，是静的，不是动的。与打球唱歌不同。喜欢静的人，觉得兴味浓深。喜欢动的人，亦应当拿来调剂一下。起初虽快乐略小，往后一天天的快乐就大起来了。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曾文正无论公务如何忙碌，每一兴到，非写不可。李文忠事事学曾，旁的赶他不上，而规定时刻，日常写字，同曾一样。这种娱乐，又优美，又便利。要我来讲，不由我不高兴。」他在这次书法演讲中提出的书法美学思想，被书学界称为现代书学研究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