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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实物来唤起记忆，比如“结绳记事”“堆石记事”和“刻木记事”等各种方法。现在，这些记事方法只在兄弟民族中还有所保留，如云南的僳僳族、哈尼族，台湾的高山族，还有结绳记事的习惯。其中“刻木记事”是在木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是刻画记事方式的一种。
“记事符号”一直作为一个有别于文字符号的术语使用着。然而，“记事”是文字功用的重要表现，将“记事符号”置于文字符号之外是否恰当？以“记事性”来确立一个独立的符号范畴又是否准确？这是值得思考的。
一
“记事”的刻画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符号有相同的性质作用。“记事”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记事”的过程是对思维信息进行处理、留存的过程。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有大量的刻画符号，人们一直把它看作单纯的记事方式进步的表现。留存于陶片上的刻画符号称为“陶文”。半坡、马家窑、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于省吾先生对其考证后认为：“‘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Ｔ’，‘矛’作‘↑’等。”他的结论是：“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但他没有明确肯定“记事符号”就是文字符号。
在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国、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人所绘的图画，人们一见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人类只用几根线条来表示，把原来复杂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号，由此形成原始的“图画文字”。原始“图画文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直接“记事”，比如：
原始“记事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无表音成分。比如：
不直接记录有声语言（语音）的书写符号是否是文字呢？这需要对文字的本质做出界定。
高明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给出的文字定义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中拱玉书先生的看法是：“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所下定义为：“它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
有关文字的“定义”，表述有所不同而实质一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里的“语言”是指“有声语言”，即强调文字的语音属性，直接表明最初的文字以记录有声语言（语音）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按照这样的定义标准，连“图画文字”都要被排斥在文字范畴之外。因为“图画文字”并不表音。很显然，现有的文字定义抹杀了文字起源阶段的“原始性特征”。现有文字定义，实质上变成了“有声文字”的定义，在根本上无法涵盖起源时代的原始文字。正如北京大学拱玉书先生所指出的：“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不过这个定义只适合于成熟文字。”作为一种定义却只适合于“成熟文字”，岂不耐人寻味！这说明现行文字定义自身并不完备，具有偏离文字本质的倾向。
远古“记事符号”无论是抽象的约定符号还是图画式的符号，在本质上都是文字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一样属于文字中的“无声文字”。所谓“无声文字”，就是记录思维信息、暂时无可读之音的一种文字状态。这是人类文字初级状态的重要表现，也是文字的一种原发性状态。原始记事符号、抽象约定符号和图画文字符号都属于这个范畴。有读音的文字是文字的后起形式，是文字发展的优化形态，不是文字的发生形态。文字的本质由原发状态的“无声文字”奠定，而不是由后来的“有声文字”（可识、可读的文字形式）奠定。这一本质就是对思维信息的记录、传递。文字的定义应该是：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而不应该局限于“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后者实际上是针对成熟、优化的“有声文字”的特点给出的定义，体现了文字优化、成熟期的性质与特点，并没有体现文字初始化阶段的性质与特点。以这样的定义解析、界定文字，必然缩短人类文字产生、发展的历程，引发诸多是非争议与困惑。
唐汉先生的汉字历史观属于典型的“缩水观”。唐汉先生《唐汉解字》一书中在对汉字做出精辟解释的同时，却保守地认为：“汉字产生在3300年前左右。1”很显然他把已经趋于成熟的汉字当作了汉字的起点，忽视了在此之前汉字曾有一个漫长的幼稚时代。唐汉先生自己也认为：“汉字是由图形文字演变的2”，这一见解可谓精辟，但另一方面，他的认识又出现了这样的偏差：其一、把汉字与“图形文字”截然分割开来，把二者看成一种对立关系，好像汉字是汉字，图形文字是图形文字，忽视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一脉相传的必然关系；其二、汉字既然是“由图形文字演变的”，“图形文字”及其前身的历史难道不算文字的历史？
二
汉字的一些特点，是其曾经“无声”的历史痕迹。人们一般以“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来说明汉字与英文等字母型文字的差别，其实汉字与英文等字母型文字的根本差别在于：汉字是笔画构形，最初识其形就可知其义，经历了由识而读的过程，其产生并非由“音”而起，为“音”而造；英文是字母构形，是由“音”而起，为“音”而造的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是直接从“无声”的“图画文字”优化发展而来的文字，经历了从“无声文字”到“有声文字”的全过程，保留着“图画文字”的基本构架和“遗传基因”。英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则不然，这类字母型文字是文字大换血后的产物，与“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没有一脉相传的直接关系，是在否定、废弃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新建的文字体系。
英文等文字通过直接摹拟、记录有声语言（语音）达到传递、表现思维信息的目的，文字以音符形式承载认知意义，传递思维信息。字词构形是有声语词直接对象化的产物。语音对文字构形和词义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所指事物对象本身没有直接的相似性、关联性。比如“tree”（树）、“water”（水）、“sun”（太阳）等，从构形上都看不出与具体认知对象之间有什么关联，是纯抽象约定的结果。“音”对“形”和“义”有决定性意义与作用。
汉字则不同。汉字独有的一些特征，直接表明它曾经是“无声文字”，最初通过直接描摹、表现具体认知对象，由此达到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目的，而不是像英文等字母型文字，是直接摹拟有声语言来达到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目的。原始汉字的产生，以具体认知事物对象为构形基础，字词构形往往直接体现认知对象，比如：“木”“日”“月”“山”“水”“虫”“鸟”“人”等，构形上直接取法于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其“形”直接体现、决定“义”，而不是由“音”来决定“形”和“义”。当时的人们只观其“形”就可获知其“义”，无须借助于“音”。
汉字越往前推，以“图画”或“图形”直接表达思维信息的特点越显著——即以独立的视觉形象符号直接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特点越明显。即使在未置入或介入语法、语音的环境下，同样起着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无声文字”是“形、义、象”相结合的文字，而不是“形、音、义”相结合的文字。汉字以直观之象承载“义”，又依据直观之象获取“义”。这正是处于原发状态的“无声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
更重要的是，字母型文字一般没有读音完全相同的单词，汉字则有大量的同音字词。比如：“但”“蛋”“弹”“旦”“淡”等。大量的同音字词现象，进一步说明汉字最初是以无声构形来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直接由视觉之“形”决定“义”，而不是由“音”来决定“义”，“义”生于“形”，而非生于“音”；“音”只起着辅助、优化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此外，汉字中具有直接表音成分的形声字的出现，大大晚于无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字，其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变化轨迹也说明，汉字最初并不是由“音”而起，为“音”而造的。“音”是文字的后发性、优化性因素，不是原发性因素。这些都是汉字曾经作为“无声文字”的证据，也是人类文字从无声构形向有声构形发展的证据。
文字的本质在于它是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而不在于这种符号系统有无读音和有怎样的读音。文字的有声化，是文字的优化，不是文字的确立或发生。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三卷七期上发表《巴蜀文化》一文，认为“巴蜀文字”尚处于以图像表意的原始阶段。之后徐中舒先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巴蜀文字”除有象形文字外，已有会意字，但没有人认为其中有记录语音的成分。美国学者G.Mallery通过研究，证明了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中许多符号起源于手势语言3；张振明先生则从手势语言几乎引申出全部汉字4。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文字产生时，记录、表现的对象不是有声语言本身（语音、语词），而是无声的思维信息。最重要的是，“图画文字”本身具有直观、形象性特征，直接以形象显示所表达之“义”，当时的人们仅依据其视觉之“象”就可识别其所表达之“义”，而无须借助于“音”的因素。“记事符号”则因为具有明确而单纯的“指事性”，在无读音的情况下也足以起到文字的功用。
语音作为介质介入文字以前，不等于单纯的视觉可识性符号不是文字。因为在客观上，无声的符号系统和有声语言形式同为输出、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工具。文字记录有声语言并不是目的所在，对思维信息本身的记录、表现才是目的。文字有声化只是对有声语言这一工具形式的再利用，利用有声语言更准确而直接的表现力以达到更充分、更完整的记录、反映思维信息的目的。
但是，这只不过是文字从无声向有声、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从“非文字”到“文字”变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把“有声文字”看成文字。“有声文字”的产生并不是文字的发生，而是文字的优化。我们今天的文字由“形、音、义” 三要素构成，已经离不开“音”的因素，是因为今天的文字已经从最初的形象（象形）符号演变为抽象化的符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形象直观性特征，已不能依靠直观视觉去辨别、获知其承载的意义。文字的无声构形方式——“形、义、象”三要素中，“象”的因素被更具有表现力、更方便实用的“音”的因素所取代。但字音因素毕竟是后起因素，不是文字的原发性因素；是文字的优化性因素，不是决定是不是“文字”的要素。我们不应基于后来文字的有声构形解析原始文字，并由此确立文字的本质，而应立足于文字的原发状态，从无声构形的特点出发，确立文字的本质。“有声文字”是“无声文字”与有声语言实现对接后的产物。
没有读音的“记事符号”和“图画文字”作为文字的一部分，在今天依然被使用着。比如专用性速记符号、路牌上、厕所门上的图画性标识等。一些儿童也往往使用图画文字，作为一种戏谑性寄语的表现形式。1959年7月5日，前苏联《少先真理报》上，就发表了沃洛佳·乌里扬诺夫写给伙伴鲍里亚·福尔马科夫斯基的一封图画文字信。在某些场合，现代欧洲人有时还使用图画符号来同土著人交往、交流。这些都是极具意义的证明。
三
近现代最典型的“记事符号”是各种具有抽象意义的“科技符号”。它们完成了普通文字符号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达到了普通文字难以达到的表现目的。只是因为这些符号所记录、表现的多数是抽象程度极高的思维认知意义，有一个专署使用区域，所以人们往往不认为它们是文字符号，而称之为“科技符号”。可事实上，它们和普通文字一起流通、使用。大量的数学、物理学专用符号，是特殊的“记事符号”。比如：表示时间的“T”，表示集合、恒等、不等关系的“∈”“≡”“≠”等。此外，像“WTO”“CEO”“MTV”“CCTV”等，都不是普通的文字符号形式，但它们在实质上起着和普通文字符号同样的作用，甚至起着普通文字无法达到的表达作用与效果。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记录科学思维、科学事物的符号，而将其列于文字符号范畴之外。它们的专有性、符号形式的特异性并不改变其作为文字的实质。
文字概念应该是广义的，应该体现广延性和发展性。文字符号的范畴，应该同时兼容原始记事符号和最现代的科技符号，不应该局限于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数学、物理学著作中使用的众多抽象符号，如果不具有文字的性质，怎么能够伴随普通文字符号一起流通、使用？人类文字符号在总体分类上，应该包括“简单记事符号”“现代科技符号”和“普通语言文字符号”。它们之间的差别，如同血液血型之差别。我们不能因血型不同而否定某种血液的性质，我们也不能因为记事符号或科技符号的专用性、特异性，而将其排斥于文字符号系统之外。
按照否定者的思维，我们自然可以作这样的类推与设想：汉字中专门用来记“天”“地”“日”“月”的符号也不能算“文字符号”，而应该叫做“记自然的符号”，而“你”“我”“他”等，则应该叫做“记人的符号”。始终围绕“记录有声语言”这一标准来界定文字，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1937年首先将“巴蜀文字”公诸于世的赵世忠先生，于当年在《华西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记錞于》一文，运用直观认定的方法辨识了其中形象较鲜明的符号，如“虎”“鸟”“鱼”“手”“人头”等，初步认定它们是文字。其后郭沫若、徐中舒也认为这些符号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但最终他们的观点没有在学术界形成共识。胡大权先生甚至认为“巴蜀文字”连记事符号都不是，他的看法是：“巴蜀文字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原始记事符号，而是一种图腾艺术或宗教绘画，本质上是为宗教服务的艺术品，体现了古代巴蜀人的原始宗教信仰”。5如果胡大权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他所说的“原始宗教”岂不等于一种“泛生活教”？因为“巴蜀文字”作为图画式符号所涉及的事物范围十分广泛，对象多达数十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有“虎”“蛇”“鸟”“鱼”“手”“人头”，还有：
如此多角度、多样性的记录事物，远远超越了为宗教服务的范畴，它们应该是为日常生活服务，为记录、传递思维认知服务的表现，而这正是文字符号实质的体现。若是“图腾崇拜”，这样的“图腾崇拜”岂不等于“事事崇拜”“物物崇拜”？如果这些图画符号不算文字，那它在客观上所起的记录、传递思维认知信息的作用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些图画或图形是以系列符号的形式出现？显然，像“巴蜀文字”这类图画文字所显示的图像性艺术品质，不过是文字初始化阶段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不应该成为否定它文字身份的因素。
文字是记录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不是单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系统。如同字母可以构成文字，笔画也可以构成文字。无论是记生活之事的符号、记科技思维之符号还是特异性的符号，在本质上都是对思维信息的记录、表现。文字符号应当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不该只局限于单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原始或简单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幼稚形式，近现代“科技符号”是文字的拓展形式。如果“记事符号”不是文字符号，那么“记”什么样的“事”才算是文字符号呢？难道以所记之事的繁简、难易程度决定它是文字还是非文字吗？
“记事符号”这一术语显然是为了弥补文字定义“只适合于成熟文字”的疏漏、消解文字问题中的两难困境而建立的一个折中概念。人们试图以此来解释那些具有记录思维认知意义，却又不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但是，无论是原始、简单的“记事符号”还是近现代的“科技符号”，在本质上并没有独立于文字符号之外。它们伴随着记录有声语言的文字符号一起使用，起着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作用，而这正是文字符号的实质。将“记事符号”和“科技符号”排斥于文字符号之外并不恰当。文字符号的形式不只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图画文字”、“记事符号”、近现代“科技符号”会被排斥于文字之外，整个语言文字研究也会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那就是在文字定义不适合于不成熟的文字状态下研究文字。
参考书目：
[1][俄]B.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于维雅.《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李梵.《汉字简史》[M].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
[4]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中华书局，1982.
[5]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施宣圆、李春元.《千古之迷·中华文化1000疑案》[M].中州古迹出版社,2003.
[7]李梵.《汉字的故事》[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8]唐汉.《唐汉解字》[M].书海出版社,2003.
[9]梁东汉.《北美印地安女子奥杰布娃刻在赤杨树树皮上的图画文字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张书柏，四川宜宾学院）
“记事符号”一直作为一个有别于文字符号的术语使用着。然而，“记事”是文字功用的重要表现，将“记事符号”置于文字符号之外是否恰当？以“记事性”来确立一个独立的符号范畴又是否准确？这是值得思考的。
一
“记事”的刻画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符号有相同的性质作用。“记事”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记事”的过程是对思维信息进行处理、留存的过程。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有大量的刻画符号，人们一直把它看作单纯的记事方式进步的表现。留存于陶片上的刻画符号称为“陶文”。半坡、马家窑、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于省吾先生对其考证后认为：“‘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Ｔ’，‘矛’作‘↑’等。”他的结论是：“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但他没有明确肯定“记事符号”就是文字符号。
在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国、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人所绘的图画，人们一见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人类只用几根线条来表示，把原来复杂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号，由此形成原始的“图画文字”。原始“图画文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直接“记事”，比如：
原始“记事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无表音成分。比如：
不直接记录有声语言（语音）的书写符号是否是文字呢？这需要对文字的本质做出界定。
高明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给出的文字定义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于维雅主编《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中拱玉书先生的看法是：“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所下定义为：“它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
有关文字的“定义”，表述有所不同而实质一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里的“语言”是指“有声语言”，即强调文字的语音属性，直接表明最初的文字以记录有声语言（语音）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按照这样的定义标准，连“图画文字”都要被排斥在文字范畴之外。因为“图画文字”并不表音。很显然，现有的文字定义抹杀了文字起源阶段的“原始性特征”。现有文字定义，实质上变成了“有声文字”的定义，在根本上无法涵盖起源时代的原始文字。正如北京大学拱玉书先生所指出的：“文字是语言的可视符号。不过这个定义只适合于成熟文字。”作为一种定义却只适合于“成熟文字”，岂不耐人寻味！这说明现行文字定义自身并不完备，具有偏离文字本质的倾向。
远古“记事符号”无论是抽象的约定符号还是图画式的符号，在本质上都是文字符号，与原始“图画文字”一样属于文字中的“无声文字”。所谓“无声文字”，就是记录思维信息、暂时无可读之音的一种文字状态。这是人类文字初级状态的重要表现，也是文字的一种原发性状态。原始记事符号、抽象约定符号和图画文字符号都属于这个范畴。有读音的文字是文字的后起形式，是文字发展的优化形态，不是文字的发生形态。文字的本质由原发状态的“无声文字”奠定，而不是由后来的“有声文字”（可识、可读的文字形式）奠定。这一本质就是对思维信息的记录、传递。文字的定义应该是：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而不应该局限于“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后者实际上是针对成熟、优化的“有声文字”的特点给出的定义，体现了文字优化、成熟期的性质与特点，并没有体现文字初始化阶段的性质与特点。以这样的定义解析、界定文字，必然缩短人类文字产生、发展的历程，引发诸多是非争议与困惑。
唐汉先生的汉字历史观属于典型的“缩水观”。唐汉先生《唐汉解字》一书中在对汉字做出精辟解释的同时，却保守地认为：“汉字产生在3300年前左右。1”很显然他把已经趋于成熟的汉字当作了汉字的起点，忽视了在此之前汉字曾有一个漫长的幼稚时代。唐汉先生自己也认为：“汉字是由图形文字演变的2”，这一见解可谓精辟，但另一方面，他的认识又出现了这样的偏差：其一、把汉字与“图形文字”截然分割开来，把二者看成一种对立关系，好像汉字是汉字，图形文字是图形文字，忽视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一脉相传的必然关系；其二、汉字既然是“由图形文字演变的”，“图形文字”及其前身的历史难道不算文字的历史？
二
汉字的一些特点，是其曾经“无声”的历史痕迹。人们一般以“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来说明汉字与英文等字母型文字的差别，其实汉字与英文等字母型文字的根本差别在于：汉字是笔画构形，最初识其形就可知其义，经历了由识而读的过程，其产生并非由“音”而起，为“音”而造；英文是字母构形，是由“音”而起，为“音”而造的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是直接从“无声”的“图画文字”优化发展而来的文字，经历了从“无声文字”到“有声文字”的全过程，保留着“图画文字”的基本构架和“遗传基因”。英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则不然，这类字母型文字是文字大换血后的产物，与“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没有一脉相传的直接关系，是在否定、废弃原有文字的基础上新建的文字体系。
英文等文字通过直接摹拟、记录有声语言（语音）达到传递、表现思维信息的目的，文字以音符形式承载认知意义，传递思维信息。字词构形是有声语词直接对象化的产物。语音对文字构形和词义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所指事物对象本身没有直接的相似性、关联性。比如“tree”（树）、“water”（水）、“sun”（太阳）等，从构形上都看不出与具体认知对象之间有什么关联，是纯抽象约定的结果。“音”对“形”和“义”有决定性意义与作用。
汉字则不同。汉字独有的一些特征，直接表明它曾经是“无声文字”，最初通过直接描摹、表现具体认知对象，由此达到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目的，而不是像英文等字母型文字，是直接摹拟有声语言来达到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目的。原始汉字的产生，以具体认知事物对象为构形基础，字词构形往往直接体现认知对象，比如：“木”“日”“月”“山”“水”“虫”“鸟”“人”等，构形上直接取法于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其“形”直接体现、决定“义”，而不是由“音”来决定“形”和“义”。当时的人们只观其“形”就可获知其“义”，无须借助于“音”。
汉字越往前推，以“图画”或“图形”直接表达思维信息的特点越显著——即以独立的视觉形象符号直接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特点越明显。即使在未置入或介入语法、语音的环境下，同样起着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无声文字”是“形、义、象”相结合的文字，而不是“形、音、义”相结合的文字。汉字以直观之象承载“义”，又依据直观之象获取“义”。这正是处于原发状态的“无声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
更重要的是，字母型文字一般没有读音完全相同的单词，汉字则有大量的同音字词。比如：“但”“蛋”“弹”“旦”“淡”等。大量的同音字词现象，进一步说明汉字最初是以无声构形来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直接由视觉之“形”决定“义”，而不是由“音”来决定“义”，“义”生于“形”，而非生于“音”；“音”只起着辅助、优化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此外，汉字中具有直接表音成分的形声字的出现，大大晚于无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字，其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变化轨迹也说明，汉字最初并不是由“音”而起，为“音”而造的。“音”是文字的后发性、优化性因素，不是原发性因素。这些都是汉字曾经作为“无声文字”的证据，也是人类文字从无声构形向有声构形发展的证据。
文字的本质在于它是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而不在于这种符号系统有无读音和有怎样的读音。文字的有声化，是文字的优化，不是文字的确立或发生。
早在1942年，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三卷七期上发表《巴蜀文化》一文，认为“巴蜀文字”尚处于以图像表意的原始阶段。之后徐中舒先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巴蜀文字”除有象形文字外，已有会意字，但没有人认为其中有记录语音的成分。美国学者G.Mallery通过研究，证明了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中许多符号起源于手势语言3；张振明先生则从手势语言几乎引申出全部汉字4。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文字产生时，记录、表现的对象不是有声语言本身（语音、语词），而是无声的思维信息。最重要的是，“图画文字”本身具有直观、形象性特征，直接以形象显示所表达之“义”，当时的人们仅依据其视觉之“象”就可识别其所表达之“义”，而无须借助于“音”的因素。“记事符号”则因为具有明确而单纯的“指事性”，在无读音的情况下也足以起到文字的功用。
语音作为介质介入文字以前，不等于单纯的视觉可识性符号不是文字。因为在客观上，无声的符号系统和有声语言形式同为输出、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工具。文字记录有声语言并不是目的所在，对思维信息本身的记录、表现才是目的。文字有声化只是对有声语言这一工具形式的再利用，利用有声语言更准确而直接的表现力以达到更充分、更完整的记录、反映思维信息的目的。
但是，这只不过是文字从无声向有声、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从“非文字”到“文字”变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把“有声文字”看成文字。“有声文字”的产生并不是文字的发生，而是文字的优化。我们今天的文字由“形、音、义” 三要素构成，已经离不开“音”的因素，是因为今天的文字已经从最初的形象（象形）符号演变为抽象化的符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形象直观性特征，已不能依靠直观视觉去辨别、获知其承载的意义。文字的无声构形方式——“形、义、象”三要素中，“象”的因素被更具有表现力、更方便实用的“音”的因素所取代。但字音因素毕竟是后起因素，不是文字的原发性因素；是文字的优化性因素，不是决定是不是“文字”的要素。我们不应基于后来文字的有声构形解析原始文字，并由此确立文字的本质，而应立足于文字的原发状态，从无声构形的特点出发，确立文字的本质。“有声文字”是“无声文字”与有声语言实现对接后的产物。
没有读音的“记事符号”和“图画文字”作为文字的一部分，在今天依然被使用着。比如专用性速记符号、路牌上、厕所门上的图画性标识等。一些儿童也往往使用图画文字，作为一种戏谑性寄语的表现形式。1959年7月5日，前苏联《少先真理报》上，就发表了沃洛佳·乌里扬诺夫写给伙伴鲍里亚·福尔马科夫斯基的一封图画文字信。在某些场合，现代欧洲人有时还使用图画符号来同土著人交往、交流。这些都是极具意义的证明。
三
近现代最典型的“记事符号”是各种具有抽象意义的“科技符号”。它们完成了普通文字符号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达到了普通文字难以达到的表现目的。只是因为这些符号所记录、表现的多数是抽象程度极高的思维认知意义，有一个专署使用区域，所以人们往往不认为它们是文字符号，而称之为“科技符号”。可事实上，它们和普通文字一起流通、使用。大量的数学、物理学专用符号，是特殊的“记事符号”。比如：表示时间的“T”，表示集合、恒等、不等关系的“∈”“≡”“≠”等。此外，像“WTO”“CEO”“MTV”“CCTV”等，都不是普通的文字符号形式，但它们在实质上起着和普通文字符号同样的作用，甚至起着普通文字无法达到的表达作用与效果。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记录科学思维、科学事物的符号，而将其列于文字符号范畴之外。它们的专有性、符号形式的特异性并不改变其作为文字的实质。
文字概念应该是广义的，应该体现广延性和发展性。文字符号的范畴，应该同时兼容原始记事符号和最现代的科技符号，不应该局限于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数学、物理学著作中使用的众多抽象符号，如果不具有文字的性质，怎么能够伴随普通文字符号一起流通、使用？人类文字符号在总体分类上，应该包括“简单记事符号”“现代科技符号”和“普通语言文字符号”。它们之间的差别，如同血液血型之差别。我们不能因血型不同而否定某种血液的性质，我们也不能因为记事符号或科技符号的专用性、特异性，而将其排斥于文字符号系统之外。
按照否定者的思维，我们自然可以作这样的类推与设想：汉字中专门用来记“天”“地”“日”“月”的符号也不能算“文字符号”，而应该叫做“记自然的符号”，而“你”“我”“他”等，则应该叫做“记人的符号”。始终围绕“记录有声语言”这一标准来界定文字，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1937年首先将“巴蜀文字”公诸于世的赵世忠先生，于当年在《华西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记錞于》一文，运用直观认定的方法辨识了其中形象较鲜明的符号，如“虎”“鸟”“鱼”“手”“人头”等，初步认定它们是文字。其后郭沫若、徐中舒也认为这些符号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但最终他们的观点没有在学术界形成共识。胡大权先生甚至认为“巴蜀文字”连记事符号都不是，他的看法是：“巴蜀文字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原始记事符号，而是一种图腾艺术或宗教绘画，本质上是为宗教服务的艺术品，体现了古代巴蜀人的原始宗教信仰”。5如果胡大权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他所说的“原始宗教”岂不等于一种“泛生活教”？因为“巴蜀文字”作为图画式符号所涉及的事物范围十分广泛，对象多达数十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有“虎”“蛇”“鸟”“鱼”“手”“人头”，还有：
如此多角度、多样性的记录事物，远远超越了为宗教服务的范畴，它们应该是为日常生活服务，为记录、传递思维认知服务的表现，而这正是文字符号实质的体现。若是“图腾崇拜”，这样的“图腾崇拜”岂不等于“事事崇拜”“物物崇拜”？如果这些图画符号不算文字，那它在客观上所起的记录、传递思维认知信息的作用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些图画或图形是以系列符号的形式出现？显然，像“巴蜀文字”这类图画文字所显示的图像性艺术品质，不过是文字初始化阶段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不应该成为否定它文字身份的因素。
文字是记录思维信息的符号系统，不是单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系统。如同字母可以构成文字，笔画也可以构成文字。无论是记生活之事的符号、记科技思维之符号还是特异性的符号，在本质上都是对思维信息的记录、表现。文字符号应当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不该只局限于单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原始或简单的“记事符号”是文字的幼稚形式，近现代“科技符号”是文字的拓展形式。如果“记事符号”不是文字符号，那么“记”什么样的“事”才算是文字符号呢？难道以所记之事的繁简、难易程度决定它是文字还是非文字吗？
“记事符号”这一术语显然是为了弥补文字定义“只适合于成熟文字”的疏漏、消解文字问题中的两难困境而建立的一个折中概念。人们试图以此来解释那些具有记录思维认知意义，却又不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但是，无论是原始、简单的“记事符号”还是近现代的“科技符号”，在本质上并没有独立于文字符号之外。它们伴随着记录有声语言的文字符号一起使用，起着记录、传递思维信息的作用，而这正是文字符号的实质。将“记事符号”和“科技符号”排斥于文字符号之外并不恰当。文字符号的形式不只是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形式。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图画文字”、“记事符号”、近现代“科技符号”会被排斥于文字之外，整个语言文字研究也会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那就是在文字定义不适合于不成熟的文字状态下研究文字。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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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柏，四川宜宾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