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阵阵眩晕，五岁的美国小姑娘安妮·戈茨丹克剧烈地呕吐起来。到了下午，她左腿犹如刀割，甚至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坐起来。
　　“我怀疑这是小儿麻痹症。”家庭医生对焦急的父母说。这似乎不可能。这年春天，全美有12万名儿童接种了卡特实验室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妮就是其中一个。
　　在安妮的身体里，疫苗的病毒失去了控制。安妮的右腿永久瘫痪了，在以后的人生中，她只能依靠拐杖和轮椅生存，还需要不断移除因为瘫痪而坏死的组织。
　　这场瘟疫是人为的
　　她遇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那是1955年春天。那批脊髓灰质炎疫苗令四万名接种者染病，连带传染了一万人。最终，164人永久瘫痪，5人死亡。
　　这一事故使不少美国人拒绝注射疫苗。
　　事故发生两年后，安妮坐上了原告席。这是此后极大影响疫苗管理流程的戈茨丹克诉卡特实验室一案。
　　安妮所遭遇的病痛，并非俗称为“恶魔抽签”的合格疫苗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也不是与疫苗不相干的偶合反应。
　　事实上，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身———流行病信息服务部（EIS），就展开了针对卡特事故的调查。
　　调查组收集了这年春天所有小儿麻痹症的病例，还将感染情况与前五个春天的情况进行对比。他们发现，所有发病者接种的疫苗，都来自同一家公司———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
　　后来回顾，危机早在一开始就有迹象显露。
　　不止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当时，医学家索尔克编制的《疫苗生产注意事项》有55页长，而卡特实验室分发给各个生产商的注意事项只有5页长，标题就是《最低标准》。
　　监管的实际效率值得怀疑。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制造商告知政府哪一批疫苗没有通过安全测试。这样，只要制造商不提交有问题的疫苗植株，政府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疫苗执照的审核也被一种仓促的热情裹挾了。评估会在密歇根州一间香烟味儿呛人的酒店房间里举行。直到下午快3点钟，评委才全部到齐。没有人提前看过审批报告，而他们被要求傍晚拿出决策来。
　　五家实验室的疫苗执照都审核通过。当天晚上，全国各地的诊所陆续收到装有疫苗的纸盒，上面标注着“加急”。
　　随后，在自己家里，安妮完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这种由医学家索尔克研发的疫苗刚刚获得接种执照，在大学工作的父母毫不犹豫地选择为女儿做好准备。小姑娘并不知道命运已经在那一刻转折，心里还惦念着长大后做个兽医的梦想。
　　“这场瘟疫是人为的。”后来，传染病学家保罗·奥菲特在《卡特事故：世界上第一例脊髓灰质炎疫苗如何导致疫苗恐慌》里，给这段往事写下这样的结论。
　　悲剧绝不能漠然接受
　　这件事如何定案，陪审团整整讨论了28天。最终，安妮获得14.73万美元的赔款。陪审团裁定，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是负责监管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而卡特实验室虽然在疫苗的研制中并无失职，仍需要对疫苗的不良反应负责。
　　此后再有疫苗不良反应发生，受害者都可以援引这次的判决，要求疫苗生产企业赔偿，而无需证明它在生产过程中失职。从此，“无过错责任制度”（即“严格产品责任制度”）被建立起来。更多疫苗受害者的索赔之门被这场诉讼打开。
　　此外，一个严格的疫苗监管体系建立起来。
　　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共同建立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不论是医护人员、疫苗生产者还是疫苗接种者，不需要任何门槛，随时能向这一系统报告疫苗接种不良事件。通过这一系统，还能随时查询问题疫苗的同批次产品。
　　但公众们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该裁决增加了疫苗生产企业潜在的赔偿责任，它们不愿意在疫苗生产上投入了。第二年，流感疫苗的短缺危机爆发。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会1986年通过《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这为儿童时期接种疫苗而致伤的人们获得救济确立了法律依据，疫苗生产企业的压力减轻了。
　　两年后，《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NVICP）》通过并实施，为受害者提供简捷的索赔程序。疫苗不良反应的受害者只需要填写表格就能进入索赔程序，并不需要走法律程序。至今，NVICP已经覆盖了所有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荐的对儿童常规实施的疫苗。
　　距离卡特事故已过去60年。如今，美国疫苗获得批准需要整整一年，支持材料足足有6000页。在疫苗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下，一支疫苗安全团队随时待命，以便作出快速反应。市场上任何疫苗一旦被认定对公众有实质危害，就会被责令召回或下架。与此同时，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触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检查机制，令疫苗生产商付出高昂的代价。
　　疫苗事故导致的残疾，击碎了安妮的兽医梦。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利用补偿款上了大学，成为一名教授。如今，她和丈夫、女儿居住在一间满是书架的房子里，养着两只宠物狗、四只猫和一条蛇。她幸存了下来，挣脱了与命运的错误缠斗，追上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