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先后搜集了一批约百来张“文革”时期的宣传画，装裱后曾拟开展，让我写前言并在每幅画后作“笺注”。观其画，既有“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之类立意明显者，又有“工地的早晨”、“一代新人”之类“时代感”相对较弱者。归总来说，叙述那个时代，用当年的实物说话，更有意义。香港董桥说：“没有亲身经历那种‘时代’的人，似乎没有办法想象得出穿上意识形态制服的人群真的可以给每一个人的思想扣上锁链。”一直生活在大陆之外的董桥这还是感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是针对意识形态的逐渐“格涩”发声，“冯（友兰）先生一九五一年在德里大学见到台湾去的老朋友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即回避。德里大学要颁授名誉博士学位给冯先生，他必须先请示外交部”。那么“文革”之酷苛，又岂止是给思想扣上锁链！美国学人李欧梵在一篇《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中表示，中国人太健忘，“且说‘文革’，大陆的年青一代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即使不忘，也冷漠得很，似乎觉得历史文化与经济市场毫无关系”。李先生觉得缺乏历史与文化反思，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诺贝尔奖之外徘徊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一直勤于检讨与反省的德国作家胜出于我们的地方。如写了《魔山》的托马斯·曼，又如写了《铁皮鼓》的格拉斯。准此，则我们应该欢迎多有一些“文革”的实物开展。附《前言》如下：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自1966年发动，1976年结束，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是一代人的时空距离。现今的大学毕业生，也都是“文革”后出生的。遑论从今而后，一茬又一茬的天子骄子们，“文革”对他们来说，是属于父辈的困顿、幼稚、焦灼、狂热与苦难。
　　“文革”的矛盾、复杂、包蕴与破坏性影响力却从不曾因为它形式的消隐而消失，无论是人到中年还是鬓生华发的过来人，都因亲历了“文革”而感慨万千，永难忘怀。尽管过来人因其各自不同的经历与素养，会对“文革”产生深浅不同的理性认识，但是，有一点基本认识却是与我党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总结高度一致的：“文革”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留下了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沉痛教训，“文革”导致了生产力的大破坏，“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挽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社会主义。
　　“文革”时期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年代。它的发生并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更不是不搞“文革”，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文革”用语，意为解放前是吃第一遍苦，不搞“文革”，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相反，正是“文革”的积年累月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发动确实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但是其发生发展，有着更其深广的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心理背景。
　　诚如党史专家所言，“文革”这种全面大动乱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积聚的各种矛盾、弊病的一次总爆发，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左”的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这种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认友为敌”）笼罩了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革”全过程，如计算到它的萌发和尾声，则更长，这就不能不在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及其全国人民心中打下难以消弭的深深烙印。
　　“文革”开始宣称的宏伟、壮丽的革命目标与其混乱、灾难性后果，形成巨大的扭曲与悖谬。譬如宣称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斗私批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事实是连什么叫修正主义也没搞清楚，其结果是“公检法”被砸烂，各领导机构瘫痪，所谓“造反派”组织争权夺利，甚至兵戎相见，喋血街头。更如“文革”宣称是一场大民主运动，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要破除“封、资、修”，可是随着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一人被揪，全家遭殃。多少人祸从口出、动辄得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封建主义株连术沉渣泛滥。
　　“文革”时产生了许多特殊事件与特殊词汇，诸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突出”、“四敢”、“四个伟大”、“五一六通知”、“五一六分子”、“工宣队”、“军宣队”、“工农兵学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文攻武卫”、“割资本主义尾巴”、“最高指示”、“中国的赫鲁晓夫”、“血统论”、“样板戏”、“红宝书”、“红卫兵”、“全国山河一片红”、“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赤脚医生”、“忠字舞”、“唯生产力论”……不胜枚举，一个个例举与释义，那是一部厚厚的“文革”词典才能囊括。
　　今天我们将搜集到的部分“文革”宣传画展出于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已被“修整装饰”过的“文革”。
　　“文革”究其实，是革了文化的命与经济的命，但是一开始舆论就配合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做了积极的宣传，而以水粉、水彩等颜料绘就的张贴用宣传画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文革”始终。可以说，宣传画既是“文革”宣传的火炬与号角，也确实起到了“鼓舞、振奋”亿万群众投身“文革”的作用。宣传画那浓烈鲜明的色彩、烘云托月的叙说、触目可见的濡染，均强调了人们的生存时代与强化了人们的心理暗示。尽管当时的宣传思想与策略，不可能在张贴画中本质地表现“文革”的历史空间与文化纵深，溢“美”之手段则在在皆是。但，无论是“文革”的亲历者或“晚生代”，或许都可以从中举一隅而反三，触类旁通地领悟到一些历史的乖张或沉重，从而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感到遗憾与抱歉的是，我们不仅暂无能力做“文革”“遗物”的全面搜集与展示，即使这些宣传画也是尽囊所示，难免挂一漏万；然而“文革”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对“文革”的全方位剖白展列有赖于更多资料的搜集，展示历史是为了牢记历史，这是需要你、我、他全力以赴的，这也正是我们开办这个“文革”宣传画展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