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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个簃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历史的嬗变。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随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王个簃响应国家号召，扎根群众生活，使自己的艺术创作也成为一种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王个簃绘画题材的选择既从生活中来，又向生活走去，其作品题材由普遍的花鸟等向各式民间生活用品和人转变，以绘画的形式歌颂时代精神。
关键词：王个簃;绘画题材;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2
王个簃出生于1896年，自出生便深受家庭氛围影响，十分热爱艺术。1925年，王个簃奔赴上海，日夜陪伴在老师吴昌硕身边，聆听吴昌硕的指导，这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在诗、书、印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王个簃全面继承了吴昌硕的绘画风格，绘画题材普遍涉及花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同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文代会”）召开，董必武提出：“大的政治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1]在大会政策的影响下，王个簃在原有的基础上跟随政策，决心为工农兵服务，在深入体验生活后，他在绘画题材上有了重大突破。晚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王个簃在绘画上有了更深刻的见解和独具一格的创新，从其绘画题材上能明显看出他对新时代社会的认同。
1 从生活中来的绘画题材
王个簃在20世纪初期前往上海追随吴昌硕，这一时期的上海绘画艺术深受海派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这一地区聚集起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画家，到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派，即海上画派（简称“海派”）。从19世纪末到20世紀初，上海的工商业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是海派绘画的成熟深化期，也被称为“后海派”[2]。“前海派”以海上三任为代表，“后海派”则以吴昌硕为代表。吴昌硕是金石画风的集大成者，其绘画风格表现为“雄肆古茂，不守绳墨”。这一时期的海上画派势如破竹，走向极盛。海派画家在题材上的选择会贴近市民的生活，重视民间趣味。海上画派的人物画常选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题材，花鸟画也常绘牡丹、寿桃等寓意富贵吉祥、健康长寿的题材。
处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王个簃作为吴昌硕的衣钵传人，擅长以书入画、金石入画。他的大多数绘画题材依旧是蕴含传统观念的文人画，为了融入当时市场，王个簃融入了海派绘画的特色——世俗性和平民化。在此审美基调上，王个簃的绘画题材也多受吴昌硕影响，多为花卉、古柏、蔬果等，偶画山水，主题一般源于生活，从生活出发，记录周围的事物，既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又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
1926年王个簃创作的《刀鱼图》，题材就取自生活片段。王个簃和挚友钱浩斋交流往来、谈诗论字时，常互送特产、字画。一次，钱浩斋托人捎来一串刀鱼送给吴昌硕先生下酒，酒酣之余，王个簃即兴画了一筐刀鱼，就是《刀鱼图》。此画为竖构图，中间偏左下角的一个大篮筐中盛满了刀鱼，铺满了篮筐，旁边还有串起来的四条刀鱼顺着篮筐边缘垂了下来，韵味十足，形神兼备，画上还有一纵一横双款提跋。1932年，《刀鱼图》选送参加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中国绘画展览，并获得奖项。1954年，承载着回忆故事的《刀鱼图》在时隔28年后再次出现在王个簃面前，王个簃为其加了一段长跋：“是图为余三十岁所作，与《瓜菱清暑图》同时参加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中国画展，瓜菱图一帧选入德国东方博物馆中国画陈列室。阅二十有七从箧中捡得旧制，悬诸壁间，弥觉有味，而画笔奇横处尤堪玩索。”[3]
有趣的、新奇的题材，在画面肆意挥洒笔墨之后，始终会保持鲜活感，与常见题材相比，又多了一些妙处。王个簃在早期潜心研究青藤、白阳、八大、石涛等明清大家作品时，取各家之长，通过自己的生活感受，选择有心灵感触的题材入画，刻画出不同的艺术形象。
2 到生活中去的绘画题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美术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主题意识，主题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变为社会生产建设，生活的巨大变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视角。
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后，艺术创作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即文化生产。文化生产离不开现实生活，艺术家开始下乡，深入群众生活。此时的时代主题主要是表现现实、反映现实、赞扬现实，表现这些主题的画作题材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各个艺术家采用别具一格的构图、手法，大胆突破，使绘画呈现出新的风貌，题材的转变也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涵盖新的时代内容。这些画作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观念变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使得中国美术有了统一的机构，可有序地为人民服务。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总结了文艺事业的发展经验，同时为文艺工作者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在开幕式上强调“人民对文艺的需求不可忽视”[4]，表达出文艺工作者需要进一步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王个簃紧跟政策，本着为人民服务、深入人民生活的理念，于1958年前后作出一幅《走向生活》的画作。画面中出现了带去厂里的油布伞、铺盖、一网兜的日用杂物，右上角还画有一本带有进厂日期——三月八日的日历。王个簃下乡，同工人师傅在益丰搪瓷厂工作、生活，学习画搪瓷、面盆等，这宝贵的经历让王个簃更深刻地体会到用绘画来表达现实的意义。这是王个簃第一次将国画和工艺美术相结合，试图通过一些新题材来发展艺术创作的事业。将人民日常的生活用品引入作品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艺需求，使之成为既实用，又美观，还兼有时代精神和装饰作用的艺术。不久之后的大场部队生活又使王个簃迸发了灵感，他将吃饭时最有感触的荷包蛋作为题材引入画作中，并配上一株霜菊提示时间，这是一次突破自我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突破题材的尝试。这是王个簃响应国家号召，用绘画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认同和感悟。20世纪的中国美术展现了时代的主题，贴近生活、歌颂新中国、积极上进成为主要特性，重视对现实的关注，它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差异，也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表示：“文艺工作者要写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生活的丰富经验是不可想象的……同工农兵群众同命运，共甘苦，才能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巩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且找到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素材，熟悉劳动人民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革命文学艺术作品。”[4]第三次文代会要求文艺工作者日益走向工农化，在为工农兵服務、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同时，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实现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第三次文代会成功召开后，王个簃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听从指挥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1964年，王个簃在罗店参观学习，走遍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结识了一些农民，并创作了以两个姑娘为题材的《桃林春晓》。在这之前，王个簃仅画过一张吴昌硕的石像和一张钟馗像，并没有在人物画像上进行过多的尝试。王个簃在题材上实现了突破，不仅仅是不再局限于花卉等，更是开始尝试绘制人物画。这些变化无不是紧跟文代会政策，响应“文艺工作者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号召，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用艺术文化带动社会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不方便随意作画的情形下，王个簃绘画的选材大多是住处对面的公园里的应时花木。公园的花木从品种上来讲数量有限，但王个簃却可以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由公园里的应时花木联想到别处的景，依靠想象力，发掘可以入画的题材。“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对于王个簃而言是特殊的，相较于之前的下乡活动，这一时期，他的绘画题材来源主要靠联想。没有切身体会，只能睹物生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王个簃这时的生活就是这些妍丽的花木。这期间，王个簃画作中的题材仍是在生活中取材，以鲜活的作品来装饰、美化人民的生活。他的创作依旧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而花木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栽培的，正是因为人民为王个簃提供了创作基础，王个簃才能衷心为人民服务。所以，王个簃认为“是人民美化了我的生活，是人民给了我创作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创作源泉，也是我创作的指导思想”[3]。
3 社会大环境下的绘画题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艺术生涯中，前期王个簃全面继承吴昌硕浑厚苍劲的绘画风格，到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美术开始呈现出现代性，王个簃也探索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王个簃的绘画在艺术变革过程中，除仍保留传统的笔墨之外，还平添了一丝时代气息。
新中国成立前，海派精神贯穿于王个簃的绘画中。为凸显雅俗共赏的观赏性和市场性特征，王个簃多绘有吉祥寓意的花卉画。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王个簃的绘画题材开始发生转变，题材多选择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事物，他将自己的经历融入笔墨，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新颖的国画作品，如《蚕茧图》《勤俭治家》《雨花石》等。王个簃敢于走进生活，贴近生活，仔细观察后，才提炼和创造出新的题材和新的表现形式。例如《蚕茧图》画的是三束蚕蛹，几片桑叶，再加上一颗鲜红的桑果，并题跋“蚕宝宝真乖巧，殷勤吐丝意缠绵，好秀河山新面貌”[3]。王个簃通过刻画蚕吐丝不绝的形象来歌颂蚕工们的辛勤劳动，更是通过这一形象来赞扬新时代、新农民，表现了他们敢于创造新天地的精神面貌。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题材对于主题的表现至关重要。从开始构思、搜集素材到小稿形成，每一步都无法避开最初绘画题材的选择。题材是形成艺术作品的基本内容，要使作品内容能正确反映当下的社会现象等，更离不开题材本身的意义，无论是创作方式还是作品，最后呈现出的艺术思想都源于题材本身。艺术创作的初衷是要表现适宜的主题，因此，要依据主题合理选择绘画题材。同时由于艺术家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差异，艺术家自身又有不同的艺术偏向、艺术审美、艺术追求，即使是同一种题材也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力，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中，同一种题材又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意义[5]。
4 结语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创作上有鲜明的主题，特别是在反映苦难、抗争、呐喊、奋进这几个方面都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王个簃前期专注于传统文人画，后期关注当下社会，他用转变绘画题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关切。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动荡、苦难、建设、探索，新中国的成立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王个簃绘画题材的转折点。王个簃的绘画题材开始发生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国家的号召，所处的环境也由简单的画院变成乡村、工厂、公社等，他过上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热爱体验生活又善于观察的王个簃，将身边的事、物、人请进了画中，不再满足于绘制传统意义的花鸟人文画。王个簃开始将更多的情感寄托在画面中，并从题材上开始创新和突破。他将绘画作为宣传媒介，以文化输出的方式向大众传达社会理念。这些画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朴实勤劳的人民、新中国的成立给人民带来的希望、社会生产建设对国家的推动等。绘画题材从民间生活用品到之前基本不尝试的人物的转变，表明王个簃除了延续了传统文人画的风格之外，开始走向现代性和时代性，画面的创新使之既带有文人画的雅致又富有可满足大众审美的表现力，这是王个簃意识的转变和他的艺术经历使得他对绘画题材的选择发生了转变。
参考文献：
[1]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回眸[N].中国艺术报，2019-07-15（006）.
[2]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257.
[3] 王个簃.王个簃随想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18，124-125，142.
[4]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扎根群众生活 争取文艺更大繁荣[N].中国艺术报，2019-07-15（008）.
[5] 范迪安.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更要挖掘共性[N].中国文化报，2020-11-29（001）.
作者简介：卫韦（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20世纪美术。
关键词：王个簃;绘画题材;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2
王个簃出生于1896年，自出生便深受家庭氛围影响，十分热爱艺术。1925年，王个簃奔赴上海，日夜陪伴在老师吴昌硕身边，聆听吴昌硕的指导，这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在诗、书、印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王个簃全面继承了吴昌硕的绘画风格，绘画题材普遍涉及花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同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文代会”）召开，董必武提出：“大的政治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1]在大会政策的影响下，王个簃在原有的基础上跟随政策，决心为工农兵服务，在深入体验生活后，他在绘画题材上有了重大突破。晚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王个簃在绘画上有了更深刻的见解和独具一格的创新，从其绘画题材上能明显看出他对新时代社会的认同。
1 从生活中来的绘画题材
王个簃在20世纪初期前往上海追随吴昌硕，这一时期的上海绘画艺术深受海派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这一地区聚集起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画家，到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派，即海上画派（简称“海派”）。从19世纪末到20世紀初，上海的工商业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是海派绘画的成熟深化期，也被称为“后海派”[2]。“前海派”以海上三任为代表，“后海派”则以吴昌硕为代表。吴昌硕是金石画风的集大成者，其绘画风格表现为“雄肆古茂，不守绳墨”。这一时期的海上画派势如破竹，走向极盛。海派画家在题材上的选择会贴近市民的生活，重视民间趣味。海上画派的人物画常选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题材，花鸟画也常绘牡丹、寿桃等寓意富贵吉祥、健康长寿的题材。
处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王个簃作为吴昌硕的衣钵传人，擅长以书入画、金石入画。他的大多数绘画题材依旧是蕴含传统观念的文人画，为了融入当时市场，王个簃融入了海派绘画的特色——世俗性和平民化。在此审美基调上，王个簃的绘画题材也多受吴昌硕影响，多为花卉、古柏、蔬果等，偶画山水，主题一般源于生活，从生活出发，记录周围的事物，既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又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观察与理解。
1926年王个簃创作的《刀鱼图》，题材就取自生活片段。王个簃和挚友钱浩斋交流往来、谈诗论字时，常互送特产、字画。一次，钱浩斋托人捎来一串刀鱼送给吴昌硕先生下酒，酒酣之余，王个簃即兴画了一筐刀鱼，就是《刀鱼图》。此画为竖构图，中间偏左下角的一个大篮筐中盛满了刀鱼，铺满了篮筐，旁边还有串起来的四条刀鱼顺着篮筐边缘垂了下来，韵味十足，形神兼备，画上还有一纵一横双款提跋。1932年，《刀鱼图》选送参加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中国绘画展览，并获得奖项。1954年，承载着回忆故事的《刀鱼图》在时隔28年后再次出现在王个簃面前，王个簃为其加了一段长跋：“是图为余三十岁所作，与《瓜菱清暑图》同时参加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中国画展，瓜菱图一帧选入德国东方博物馆中国画陈列室。阅二十有七从箧中捡得旧制，悬诸壁间，弥觉有味，而画笔奇横处尤堪玩索。”[3]
有趣的、新奇的题材，在画面肆意挥洒笔墨之后，始终会保持鲜活感，与常见题材相比，又多了一些妙处。王个簃在早期潜心研究青藤、白阳、八大、石涛等明清大家作品时，取各家之长，通过自己的生活感受，选择有心灵感触的题材入画，刻画出不同的艺术形象。
2 到生活中去的绘画题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美术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主题意识，主题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变为社会生产建设，生活的巨大变化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视角。
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后，艺术创作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即文化生产。文化生产离不开现实生活，艺术家开始下乡，深入群众生活。此时的时代主题主要是表现现实、反映现实、赞扬现实，表现这些主题的画作题材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各个艺术家采用别具一格的构图、手法，大胆突破，使绘画呈现出新的风貌，题材的转变也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涵盖新的时代内容。这些画作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观念变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使得中国美术有了统一的机构，可有序地为人民服务。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总结了文艺事业的发展经验，同时为文艺工作者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在开幕式上强调“人民对文艺的需求不可忽视”[4]，表达出文艺工作者需要进一步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王个簃紧跟政策，本着为人民服务、深入人民生活的理念，于1958年前后作出一幅《走向生活》的画作。画面中出现了带去厂里的油布伞、铺盖、一网兜的日用杂物，右上角还画有一本带有进厂日期——三月八日的日历。王个簃下乡，同工人师傅在益丰搪瓷厂工作、生活，学习画搪瓷、面盆等，这宝贵的经历让王个簃更深刻地体会到用绘画来表达现实的意义。这是王个簃第一次将国画和工艺美术相结合，试图通过一些新题材来发展艺术创作的事业。将人民日常的生活用品引入作品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艺需求，使之成为既实用，又美观，还兼有时代精神和装饰作用的艺术。不久之后的大场部队生活又使王个簃迸发了灵感，他将吃饭时最有感触的荷包蛋作为题材引入画作中，并配上一株霜菊提示时间，这是一次突破自我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突破题材的尝试。这是王个簃响应国家号召，用绘画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认同和感悟。20世纪的中国美术展现了时代的主题，贴近生活、歌颂新中国、积极上进成为主要特性，重视对现实的关注，它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差异，也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表示：“文艺工作者要写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生活的丰富经验是不可想象的……同工农兵群众同命运，共甘苦，才能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巩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且找到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素材，熟悉劳动人民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革命文学艺术作品。”[4]第三次文代会要求文艺工作者日益走向工农化，在为工农兵服務、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同时，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实现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第三次文代会成功召开后，王个簃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听从指挥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1964年，王个簃在罗店参观学习，走遍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结识了一些农民，并创作了以两个姑娘为题材的《桃林春晓》。在这之前，王个簃仅画过一张吴昌硕的石像和一张钟馗像，并没有在人物画像上进行过多的尝试。王个簃在题材上实现了突破，不仅仅是不再局限于花卉等，更是开始尝试绘制人物画。这些变化无不是紧跟文代会政策，响应“文艺工作者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号召，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用艺术文化带动社会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不方便随意作画的情形下，王个簃绘画的选材大多是住处对面的公园里的应时花木。公园的花木从品种上来讲数量有限，但王个簃却可以以小见大、以少见多，由公园里的应时花木联想到别处的景，依靠想象力，发掘可以入画的题材。“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对于王个簃而言是特殊的，相较于之前的下乡活动，这一时期，他的绘画题材来源主要靠联想。没有切身体会，只能睹物生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王个簃这时的生活就是这些妍丽的花木。这期间，王个簃画作中的题材仍是在生活中取材，以鲜活的作品来装饰、美化人民的生活。他的创作依旧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而花木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栽培的，正是因为人民为王个簃提供了创作基础，王个簃才能衷心为人民服务。所以，王个簃认为“是人民美化了我的生活，是人民给了我创作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创作源泉，也是我创作的指导思想”[3]。
3 社会大环境下的绘画题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艺术生涯中，前期王个簃全面继承吴昌硕浑厚苍劲的绘画风格，到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美术开始呈现出现代性，王个簃也探索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王个簃的绘画在艺术变革过程中，除仍保留传统的笔墨之外，还平添了一丝时代气息。
新中国成立前，海派精神贯穿于王个簃的绘画中。为凸显雅俗共赏的观赏性和市场性特征，王个簃多绘有吉祥寓意的花卉画。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王个簃的绘画题材开始发生转变，题材多选择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事物，他将自己的经历融入笔墨，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新颖的国画作品，如《蚕茧图》《勤俭治家》《雨花石》等。王个簃敢于走进生活，贴近生活，仔细观察后，才提炼和创造出新的题材和新的表现形式。例如《蚕茧图》画的是三束蚕蛹，几片桑叶，再加上一颗鲜红的桑果，并题跋“蚕宝宝真乖巧，殷勤吐丝意缠绵，好秀河山新面貌”[3]。王个簃通过刻画蚕吐丝不绝的形象来歌颂蚕工们的辛勤劳动，更是通过这一形象来赞扬新时代、新农民，表现了他们敢于创造新天地的精神面貌。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题材对于主题的表现至关重要。从开始构思、搜集素材到小稿形成，每一步都无法避开最初绘画题材的选择。题材是形成艺术作品的基本内容，要使作品内容能正确反映当下的社会现象等，更离不开题材本身的意义，无论是创作方式还是作品，最后呈现出的艺术思想都源于题材本身。艺术创作的初衷是要表现适宜的主题，因此，要依据主题合理选择绘画题材。同时由于艺术家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差异，艺术家自身又有不同的艺术偏向、艺术审美、艺术追求，即使是同一种题材也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力，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中，同一种题材又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意义[5]。
4 结语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在创作上有鲜明的主题，特别是在反映苦难、抗争、呐喊、奋进这几个方面都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王个簃前期专注于传统文人画，后期关注当下社会，他用转变绘画题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关切。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动荡、苦难、建设、探索，新中国的成立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王个簃绘画题材的转折点。王个簃的绘画题材开始发生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国家的号召，所处的环境也由简单的画院变成乡村、工厂、公社等，他过上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热爱体验生活又善于观察的王个簃，将身边的事、物、人请进了画中，不再满足于绘制传统意义的花鸟人文画。王个簃开始将更多的情感寄托在画面中，并从题材上开始创新和突破。他将绘画作为宣传媒介，以文化输出的方式向大众传达社会理念。这些画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活，朴实勤劳的人民、新中国的成立给人民带来的希望、社会生产建设对国家的推动等。绘画题材从民间生活用品到之前基本不尝试的人物的转变，表明王个簃除了延续了传统文人画的风格之外，开始走向现代性和时代性，画面的创新使之既带有文人画的雅致又富有可满足大众审美的表现力，这是王个簃意识的转变和他的艺术经历使得他对绘画题材的选择发生了转变。
参考文献：
[1]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回眸[N].中国艺术报，2019-07-15（006）.
[2]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257.
[3] 王个簃.王个簃随想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2：18，124-125，142.
[4]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 扎根群众生活 争取文艺更大繁荣[N].中国艺术报，2019-07-15（008）.
[5] 范迪安.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更要挖掘共性[N].中国文化报，2020-11-29（001）.
作者简介：卫韦（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20世纪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