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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清瘦、嗓音低沉。即使穿着制服，人们也很难把他与英武的警察形象联系起来。然而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普通人民警察，以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让生命之火熊熊燃烧——他叫张建国，身患鼻炎癌长达１５年。
１９９４年９月，张建国调入黔江县（现黔江区）公安局法制科工作。同事们发现，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只黑色皮包。当时大家都感到不解，并善意地与他开玩笑。张建国总是微微一笑，不作解释。后来同事们发现，他那只神秘的包里没有别的，只是一壶冷开水、一瓶薄荷油和一大卷卫生纸。原来，这些都是他对付病魔的必需品，一旦鼻子出血，就得紧急处置。早在１９９０年４月，张建国在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期间，就查出患有鼻炎癌。一系列放射治疗，使他身体干瘦如柴。由于鼻腔干燥，血管脆弱，稍不注意就会流鼻血。
法制科当时加上他只有３名同志，既要负责全县收容审查、刑事拘留、劳动教养及治安案件的审核把关，又要承担行政复议应诉、法制宣传等工作，每人年均审案达３５０余件。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对一名身强力壮的人来说都是超负荷的，但张建国到新单位后，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他不想让领导和同志将他视为病人。
张建国的病情要求他必须注意休息，但他恰恰是一位为了工作不顾一切的“拼命三郎”。他身患重病１５年来，基本没有休过节假日。同事们仔细地给他算了一笔账，他的加班时间加起来，相当于平常人５年的工作时间。１５年来，这位天天被病痛折磨的民警，足足比正常人多工作了５年。
他在与时间赛跑。
与时间赛跑的张建国，更加看重生命的质量。
有一年年底，原黔江县黄溪区发生一起殴打无辜群众和当地民警的流氓案件。当此案进入审核阶段，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打听到张建国是此案的审核人时，便托人到张家说情，被张建国当场严辞拒绝后，他们不甘心，又托张的一个朋友前来劝说：“先交５０００元保证金，只要在你们法制科这道环节能过关，事后还将重金酬谢。”话未说完，张建国就断然拒绝：“对不起！这个人情我不能给！”最后，法制科依法提请检察院批捕。
还有一次，张建国的一个老乡到他家来“串门”。一阵寒暄后，老乡说明了真实来意——为一名犯罪嫌疑人说情！老乡说：“看在老乡情面上，最多给个治安处罚。”张建国耐心地向老乡讲解了有关法律规定，表示只能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临走时，老乡将一个小纸包硬塞给张建国，连说：“小意思，小意思。”张建国急忙追出１００多米，把小纸包还给老乡。见张建国如此不留情面，老乡只得悻悻离去。
“只有合法的劳动所得，用起来才心安理得。”张建国坚守着自己的金钱观。
不该要的钱一分都不能收，该要的钱，他有时也拒之门外。
有一年初夏，张建国因多次参加追捕行动，劳累过度引发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局里为他筹集了１万元经费，让他到重庆某大医院检查治疗。见初步检查结果为“未见异常”，张建国二话没说，马上返回黔江，把１万元一分不少地退还给了单位。有人好意地提醒他说：“有的人千方百计想把单位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你倒好，给你钱你还不知道怎样花，何况你身患癌症，疗养一下也说得过去呀！”他却说：“局里经费紧缺，我怎么能乱花呢？”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３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陈邦国得知张建国的事迹后，十分感动，托人代表他去看望张建国，并以个人名义捐赠了１０００元。在感激之余，张建国想到的却是那些因工伤残的警察战友。第二天，他把那１０００元连同自己获得的１９９８年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奖金１０００元，转赠给了市公安局“因公伤残牺牲优抚基金会”。
张建国的妻子有一次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经有关部门裁定，应由责任方驾驶员向其妻支付医药费、误工费和护理费共计２６００元。当张建国了解到那个驾驶员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后，通情达理地与妻子商量，决定不要这笔赔偿费了。那个驾驶员逢人便讲，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心人。
由于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张建国很少有机会回酉阳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很少有机会陪妻子逛商场，很少有机会陪小儿子去游乐场玩一玩。
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妻子出差了，张建国要到距城区７０余公里的黄溪调研。行前，他在家里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留下５元钱。中午１点，放学回家的儿子见爸爸久未回家，便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对儿子说：“爸爸有事在乡下，你拿爸爸给你留的钱出去吃点午饭，爸爸下午就回来。”懂事的儿子默默地放下了听筒。晚上９点多，张建国赶回家，发现儿子已伏在沙发上睡着了，还发着高烧，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空空的方便面碗，儿子手中紧紧捏着要他签字的作业本。张建国只感到鼻子一酸，饱含爱怜与歉意的泪水，滴落在孩子红扑扑的脸上……事后，妻子试探着问儿子怎么看待爸爸时，儿子想了一会儿，说：“我喜欢工作中的爸爸，但是我不喜欢生活中的爸爸！”多么纯真而又让人心酸的话语，这既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表扬，又是对父亲的责备！
虽然身患癌症，虽然身在平凡的岗位上，但张建国却让自己的生命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焕发出耀眼的光芒。近些年来，张建国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劳动模范”等众多荣誉称号。
１９９４年９月，张建国调入黔江县（现黔江区）公安局法制科工作。同事们发现，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只黑色皮包。当时大家都感到不解，并善意地与他开玩笑。张建国总是微微一笑，不作解释。后来同事们发现，他那只神秘的包里没有别的，只是一壶冷开水、一瓶薄荷油和一大卷卫生纸。原来，这些都是他对付病魔的必需品，一旦鼻子出血，就得紧急处置。早在１９９０年４月，张建国在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期间，就查出患有鼻炎癌。一系列放射治疗，使他身体干瘦如柴。由于鼻腔干燥，血管脆弱，稍不注意就会流鼻血。
法制科当时加上他只有３名同志，既要负责全县收容审查、刑事拘留、劳动教养及治安案件的审核把关，又要承担行政复议应诉、法制宣传等工作，每人年均审案达３５０余件。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对一名身强力壮的人来说都是超负荷的，但张建国到新单位后，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他不想让领导和同志将他视为病人。
张建国的病情要求他必须注意休息，但他恰恰是一位为了工作不顾一切的“拼命三郎”。他身患重病１５年来，基本没有休过节假日。同事们仔细地给他算了一笔账，他的加班时间加起来，相当于平常人５年的工作时间。１５年来，这位天天被病痛折磨的民警，足足比正常人多工作了５年。
他在与时间赛跑。
与时间赛跑的张建国，更加看重生命的质量。
有一年年底，原黔江县黄溪区发生一起殴打无辜群众和当地民警的流氓案件。当此案进入审核阶段，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打听到张建国是此案的审核人时，便托人到张家说情，被张建国当场严辞拒绝后，他们不甘心，又托张的一个朋友前来劝说：“先交５０００元保证金，只要在你们法制科这道环节能过关，事后还将重金酬谢。”话未说完，张建国就断然拒绝：“对不起！这个人情我不能给！”最后，法制科依法提请检察院批捕。
还有一次，张建国的一个老乡到他家来“串门”。一阵寒暄后，老乡说明了真实来意——为一名犯罪嫌疑人说情！老乡说：“看在老乡情面上，最多给个治安处罚。”张建国耐心地向老乡讲解了有关法律规定，表示只能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临走时，老乡将一个小纸包硬塞给张建国，连说：“小意思，小意思。”张建国急忙追出１００多米，把小纸包还给老乡。见张建国如此不留情面，老乡只得悻悻离去。
“只有合法的劳动所得，用起来才心安理得。”张建国坚守着自己的金钱观。
不该要的钱一分都不能收，该要的钱，他有时也拒之门外。
有一年初夏，张建国因多次参加追捕行动，劳累过度引发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局里为他筹集了１万元经费，让他到重庆某大医院检查治疗。见初步检查结果为“未见异常”，张建国二话没说，马上返回黔江，把１万元一分不少地退还给了单位。有人好意地提醒他说：“有的人千方百计想把单位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你倒好，给你钱你还不知道怎样花，何况你身患癌症，疗养一下也说得过去呀！”他却说：“局里经费紧缺，我怎么能乱花呢？”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３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陈邦国得知张建国的事迹后，十分感动，托人代表他去看望张建国，并以个人名义捐赠了１０００元。在感激之余，张建国想到的却是那些因工伤残的警察战友。第二天，他把那１０００元连同自己获得的１９９８年度“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奖金１０００元，转赠给了市公安局“因公伤残牺牲优抚基金会”。
张建国的妻子有一次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经有关部门裁定，应由责任方驾驶员向其妻支付医药费、误工费和护理费共计２６００元。当张建国了解到那个驾驶员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后，通情达理地与妻子商量，决定不要这笔赔偿费了。那个驾驶员逢人便讲，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心人。
由于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张建国很少有机会回酉阳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很少有机会陪妻子逛商场，很少有机会陪小儿子去游乐场玩一玩。
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妻子出差了，张建国要到距城区７０余公里的黄溪调研。行前，他在家里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留下５元钱。中午１点，放学回家的儿子见爸爸久未回家，便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对儿子说：“爸爸有事在乡下，你拿爸爸给你留的钱出去吃点午饭，爸爸下午就回来。”懂事的儿子默默地放下了听筒。晚上９点多，张建国赶回家，发现儿子已伏在沙发上睡着了，还发着高烧，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空空的方便面碗，儿子手中紧紧捏着要他签字的作业本。张建国只感到鼻子一酸，饱含爱怜与歉意的泪水，滴落在孩子红扑扑的脸上……事后，妻子试探着问儿子怎么看待爸爸时，儿子想了一会儿，说：“我喜欢工作中的爸爸，但是我不喜欢生活中的爸爸！”多么纯真而又让人心酸的话语，这既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表扬，又是对父亲的责备！
虽然身患癌症，虽然身在平凡的岗位上，但张建国却让自己的生命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焕发出耀眼的光芒。近些年来，张建国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劳动模范”等众多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