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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21世纪初，一个国际新闻摄影权威机构进行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评选“百名国际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的活动。结果公布后，得知沙飞、雷烨皆获此殊荣。
然而，他们在1943年的反“围剿”战斗中，一外饮弹殉国，一个身负重伤。
1943年4月20日的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一线灰沉沉的鱼肚白，浑穆苍莽的太行山区仍在沉睡。刚刚搬到曹家庄的画报社印刷厂机器轰鸣，上夜班的印刷战士，还在明亮的汽灯下紧张地赶印《晋察冀画报》的第三期，准备作为向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献礼的礼品!
正在这时，突然得到了日寇从西柏坡方向偷袭而来的情报，此时，正有数百名鬼子正在向曹家庄偷偷地摸过来，风云突变，沙飞急忙向军区领导机关请示，但在此突发情况下，军区领导机关也转移了，一时联系不上。沙飞当机立断，先让白连生、蔡尚雄背上底片撤退，并唤醒黎明时正在酣睡的白班战士，作了一番简短而扼要的紧急动员。命令一部分战士迅速拆卸机器，并把印刷的半成品和印刷器材等装箱坚壁，另一部分战土携带武器赶到鬼子来的方向警戒。
天刚蒙蒙亮，一些印刷出来的半成品《晋察冀画报》刚刚装箱，尚未坚壁，印刷机器正在拆卸，便听得哨兵和派去警戒的同志已经同敌人接火了。哨兵和警戒战士寡不敌众，边阻击边撤退，涌上来的鬼子黑鸦鸦的一片，来势凶猛，很快包抄过来，对曹家庄形成了铁箍一般的包围之势，机枪、步枪发出了热锅爆豆似的劈劈啪啪的枪声，画报社在沙飞和赵烈等领导同志的指挥率领下，顺着村西北的小山沟——此处敌人的包抄尚未合围，兵力相对薄弱一些，突围出去了。
画报社和印刷厂在突围的途中，仅有张志、焦卓然、刘芳、李明等四位同志为流弹击中，受了轻伤。其余同志均安然无恙。因为日寇这次偷袭的主要目标是军区首脑机关，曹家庄只是他们偷袭的必经之路，由于不知虚实，敌人未敢在此恋战，也没有进村到院地进行搜索，更没有发现这个曹家庄就是他们早就恨之入骨，妄图彻底捣毁而后快的《晋察冀画报》社驻地，于是匆忙尾随画报社突围的战土，顺着山沟向北追去。
在这次敌人偷袭曹家庄的情报传来之时，沙飞最关心的是此次从冀东军区来到画报社研究工作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组长、新闻摄影记者雷烨同志。沙飞首先通知雷烨同志，让他带着两个警卫员立即率先转移。
雷烨于1917年出生于浙江省，从小在家乡读书，对于文学和摄影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即毅然奔赴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他专擅摄影与文学写作，兼任多种报刊特邀记者和通讯员。所写介绍抗大学习生活的通讯《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等和所拍摄的毛泽东在欢送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等新闻摄影作品，先后在武汉《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颇受读者好评。
1938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为了加强敌后的新闻报道工作，特从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雷烨是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的组长。
雷烨于1939年春到达晋察冀军区之后，他主动要求到冀热(当时的热河省，后划入河北省)最前线去进行火线采访。他在前线一边采写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一边拍摄新闻摄影作品，把文字的新闻报道和图片的摄影报道结合起来，图文并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2年，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参加第一届参议会后，他到《晋察冀画报》社整理他多年在冀热区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画报社拟将他的佳作在《晋察冀画报》发表，并特约他写一篇全面介绍冀热区军民英勇斗争的文章。1943年4月20日，当雷烨于平山县曹家庄，正在为画报选编新闻摄影作品，并撰写说明文章时，不料猝不及防地遭到敌寇的突然袭击。
雷烨同志率领着两个警卫员提前转移后，由于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不熟，出村便顺着山沟向北跑，这和鬼子偷袭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前面奔跑，鬼子在后面追寻，枪声鼎沸，且越来越近。他们爬过一道低矮的山梁后，就势钻进东侧一个小山沟，进沟后才发现沟底很浅，既无丛生榛莽，也无岩石洞穴，只有磊磊乱石，了无遮拦。他们找不到藏身之处，便急忙回头向西转移，不料刚出沟口，便与从曹家庄村窜过来的鬼子遭遇了。
雷烨和两个警卫员一共只有三只手枪，且处在地形于他们极为不利的沟底，但他们英勇顽强，毫不退缩，与数百名武器精良的鬼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和抵抗。在短暂的相持过程中，雷烨已身中数弹，外衣已被鲜血浸透，这时，他冷静地用手指扒开地下的泥土，将身上携带的文件掩埋之后，然后砸碎了自己作为新闻摄影记者的心爱武器——相机和钢笔!当狼嗥一般的敌寇，端着插有雪亮刺刀的长枪步步逼近时，他正气凛然，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蜂拥而至的敌寇，从容地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手枪，将仅有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嘭”地一声枪响，雷烨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解放区新闻摄影记者队伍中的英勇战士，倒在了他战斗生活过的，他所深深挚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地上。雷烨用他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崇高的革命人生颂歌。
沙飞非常欣赏雷烨的新闻摄影作品。他常向画报社一些从事新闻摄影的同志，分析和探讨他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塞外风尘所独具的苍凉悲壮的审美风格。撮其大意则是：
如果说雷烨的《潘家峪惨案》等新闻摄影作品的审美感，主要是一种惨烈或酷烈的“悲惨印象”所唤起的悲壮美感的话，那么雷烨的《塞外篝火》、《晓渡滦河》、《塞外晚炊》、《塞外的野餐》、《塞外露营》和《露天食堂》等作品，便是积淀着那种瀚海大漠、狼烟风尘一般的邈远而深沉的历史感所回荡的一种苍凉悲壮的黄钟大吕。
雷烨英勇牺牲之后，沙飞和赵烈等社领导，带着画报社的同志在掩埋雷烨烈士的遗体时，在他的衣兜内，意外地发现了他沾染着鲜血的笔记本，沙飞摩挲着这笔记本，朗声诵读这笔记本中烈士愤怒谴责日寇暴行的慷慨悲壮之词时，声泪俱下。在场的同志们无不痛哭失声……沙飞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发表雷烨所拍摄的51幅摄影作品和他生前写的一首歌颂滦河两岸人民和子弟兵的诗作《滦河曲》；并将他的不朽作品《晓渡滦河》和《塞外篝火》分别作为这期画报的封面和大幅，以纪念这位以身殉职的解放区新闻摄影战线的英勇战士。
雷烨在日寇偷袭曹家庄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但他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气节，连同凝聚着他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情的众多新闻摄影作品等，却得到了永生!
（二）
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和画报社等遭到日寇的袭击之后，军区首长便作出了一个决定：让《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察冀画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向河北省阜平县转移。
经过较周密的勘察，最后选择了阜平县与灵寿县交界的华塔山北麓的上庄村作为画报社的新址。这里距军区领导机关的驻地——阜平县城南庄镇约20里地。
1943年9月，日寇纠集了数万兵力，妄图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秋季大“扫荡”，以消灭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或捣毁军区首脑机关及宣传舆论阵地晋察冀日报社和画报社等。在这次秋季大“扫荡”中，军民损失惨重!一时间，太行山麓，滹沱河畔，处处黑烟滚滚，火光烛天；乡镇墟落，瓦舍草寮，化为焦土……
如何成功地进行反“扫荡”，保障画报社的人员安全和器材、重要资料等不受损失。作为画报社主任的沙飞，副主任石少华和指导员赵烈等，都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沙飞召集石少华、赵烈等，分析华塔山及其邻近机关等的诸方面情况，商量对策：
沙飞考虑到：为了有效地防止鬼子突然袭击，便分别在华塔山周围的上庄村、核桃树村、三官村设立了侦察组，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
沙飞对于侦察组侦察监视敌情的工作非常重视，不管是霜风凛冽的清晨，还是雨雪霏霏的傍晚乃至半夜，他都要带着警卫员颠踬在上、下山的崎岖小路上，检查放哨的情况。
1943年深秋，反“扫荡”开始之后，仍要与敌人在崎岖山路、悬崖峭壁和深沟大壑之间周旋，故将所有的照相制版的设备和印刷器材都入洞坚壁了，最使沙飞放心不下的，便是装满了摄影底片和照片的四只牛皮箱和两个牛皮挎包，一则是照片特别是底片都怕潮，一旦洞中漏水受潮，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一旦毁坏——特别是底片，不像照相制版设备和印刷器材等还可制造和购置，则是万劫不复，绝无再生的可能!
沙飞把他的警卫员和从事暗房工作的宋贝珩叫到一起，神色严峻地说：“我不讲，你们也知道，‘底片’是我们画报社的命根子，一旦毁坏，绝无再生之理!而这些‘底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浴血奋战，以及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形象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的历史罪证，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和生动形象的教科书，总之，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远远重于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一定要找一个干燥、隐蔽、安全的地方，严密地‘坚壁’起来，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遵照沙飞的意旨，宋贝珩等走遍了华塔山的每一架山梁和每一道沟壑，终于选择了一个小岩洞。这里地势极为险峻，三面靠崖，荆棘丛生，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孤悬山腰，人畜均难通行。沙飞亲往勘察之后，同意将这里作为“坚壁”底片的最佳地点。日寇几次“铁壁合围”地搜山，底片都安然无恙地渡过了险关。
华塔山周围又发现了敌情。奉军区命令，画报社要马上转移，沙飞感到情况险恶，马上找石少华、赵烈等画报社领导研究决定：由石少华副主任带领画报社一部分病号留在华塔山与敌人周旋，沙飞和赵烈指导员率画报社主力向北转移。这次的一个重大决定，便是要将底片和照片全部随身带走。由于这次宋贝珩要随石少华留在华塔山，沙飞便命令赵银德和李明分别负责背装着底片和照片的四只牛皮箱，另外两个挎包由他自己亲自背着。
这时的沙飞，已经不是在汕头电台工作时的沙飞了，由于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战斗，积劳成疾，时常咳嗽，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来，咯血现象时有发生，痰中带有鲜红的血丝——其时已患痨病即肺结核了。人又黑又瘦，但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高昂的斗志。
这些情况，作为他警卫员的赵银德的心里是清楚的。但沙飞严厉禁止赵银德向别人透露他的病情。赵银德于是极力劝阻道：
“沙主任，您身体不好，加上又要指挥画报社整个部队的行动，还是找个身体好的年轻同志和我们一起背吧!”
“小赵，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两个挎包还不太沉，我背得动。我多次说过，底片是我们新闻摄影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丢了就无法弥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管我，要绝对保证底片的安全。我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你们把它刻在心上：‘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就这样，沙飞郑重地将两个满装着底片的牛皮箱子，亲手挎在警卫员的肩上，自己挎上了装着部分底片和重要文件的两个牛皮挎包，李明背上了两箱照片，12月8日上午出发，开始向北转移。
天有不测风雨，人与底片的命运休戚相关，前途未卜啊!
（三）
第二天，杨瑞生和警卫员在沙千岭村惊喜地遇到沙飞和曲治全等同志。沙飞躺在老乡的热炕上，他见到警卫员第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了没有?”警卫员说：“背出来了。”他激动得坐起来用拳头狠狠捶着警卫员的胸脯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哇！”
接着，沙飞沉痛地告诉他们说：我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先后遇到了孙谦、陆续、王友和、韩栓仓他们，王友和、韩栓仓同志一直在掩护我们，跑到半山腰时，孙谦同志中弹牺牲了，一直是王友和向左右两边的鬼子连续射击，阻击鬼子向我们的突围处合拢。
韩栓仓在与敌人拼刺刀时，寡不敌众，被敌人刺中，倒在了血泊之中后，王友和掩护着我，且战且退，逼近的日寇一边“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一边如同狼嗥一般，“杀格格——”地狂嚎。这时我脚下的两只鞋全跑丢了，两只脚完全裸露着。哎呀!山上满是粗砺的碎石，另外那些积雪消融后又凝冻成的跟玻璃渣一般锐利的冰凌，还有被老乡砍割后的酸枣棵、铁棘藜之类灌木丛的残根，踩上去，如同刀割锥扎一般疼痛钻心。后来便渐渐地失去了知觉，脚踝以下全都麻痹了，脚像两根棍子似的，只知机械地艰难地一瘸一拐地挪动。正在这时，我忽听得紧跟在自己左近的陆续“哎呀”了一声，便蹲在了地上用双手摸索着找寻什么。我急忙凑过去，才得知是他那如同瓶子底般的近视眼镜掉在地上了。我便也蹲下身去帮他寻找。由于此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地上的榛莽、衰草和积雪，都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这时密集的子弹的尖厉啸声，贴着头皮飞过，敌人狼嗥般的呼喊声也近在咫尺。陆续急得大声喊道：“沙主任，别管我，你先走——”他还用力推搡了我一把。我刚趔趄了几步，便听见陆续的声音泯灭了，他中弹倒在了地上。快到一架山梁的山顶时，借着皑皑白雪的映衬，王友和发现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鬼子，正偷偷地向我逼近，那刺刀差点要触及到我的左臂肋下了。王友和一个箭步赶过去，举枪奋力一挑，拨开了鬼子的刺刀，两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见鬼子和王友和都多处挂彩，血流不止，濡染衣袖，两人奋力拼杀!“锵锵”的刺刀摩戛之声不绝于耳。当王友和将眼前的这个日寇捅倒时——这已是他捅倒的第三个鬼子了!自己的脖颈上已经挨了一刀，他没顾上转过身来，便又被捅了两刀，倒在了地上……
我一瘸一拐地快步挪到山顶时，借着呼啸的松涛，还依稀可辨地听到王友和喑哑的呼喊：“沙主任，快跑——”多么好的战友，多么好的兄弟啊!生死关头，想到的却是自己的战友!正在这个当口上，我一下子躺在雪地上，将装着底片的牛皮挎包紧紧地搂在怀里，双脚往上一蜷，又伸出左脚去猛地一蹬身边的崖石，于是便借着阴坡的积雪往山下滚去，……
第二天下午，曲治全同志在山崖的草丛中发现我后，将我背到一个山洞里，董寿延脱下棉背心给我包脚取暖。他们下山去搞饭吃，可村里没人，什么也没有搞到，只能从山上拔了几个冻萝卜充饥。我们在山洞里住了一夜，我的双脚冻得发黑……
第三天，沙飞已经基本了解到了画报社在突围过程中，其他同志特别是牺牲和负伤同志的情况。
在这次突围中，画报社牺牲了9位同志。他们是：赵烈、何重生、陆续、孙谦、石振才、李明、张梦华、李文治、韩栓仓。除何重生一人30岁外，其余的同志都在18至28岁之间。日寇的侵略暴行，毁灭了多少美丽的青春和生命啊!
除沙飞外，负伤的还有杨瑞生、赵银德和王友和等同志。
然而，为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事业，为保护珍贵的底片，在柏崖村战斗中画报社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实现了“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壮举。毛泽东同志当年接见《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人员时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文物保存下来，是一个大贡献。”
（四）
1943年12月12日，集合在沙千岭村沙飞周围的画报社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带着沙飞主任的亲笔信返回华塔山，向石少华副主任汇报柏崖村突围的情况；另一路回柏崖村安葬烈士遗体，取回底片；第三路护送沙飞和受伤的同志去医院治疗。
警卫员等用担架先将沙飞抬到了一个小野战医院，大夫会诊认为，沙飞的脚冻伤太重，该院无条件治疗，只好转院。15日，军区卫生部组织大夫会诊，得出的结论是“双脚坏死，必须从脚踝骨处截肢”。沙飞听到这个结论，悲痛万分，他苦苦哀求大夫；“我是摄影记者，截去双脚，怎么上前线去完成任务，我求求大夫想办法保住我的双脚吧!”几位大夫对于沙飞这种为革命新闻摄影事业坚毅、卓绝的献身精神非常钦佩，对沙飞的双脚冻伤非常痛惜，对沙飞的苦苦哀求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但科学说不得半句假话。他们都缄默不语，没有明确表态。
第二天，沙飞被送到位于阜平县碳灰铺村的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该村出煤，土炕烧得热乎乎的，给沙飞检查病情的大夫很年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经验丰富，名叫邢军。当护士解开绷带，一双黑紫腐烂、臭气熏人、失去知觉的脚，暴露在邢大夫面前。沙飞眼含热泪，恳求邢大夫想法保住他的双脚。
沙飞动情地说：“邢大夫，你知道，我是一个八路军的新闻摄影战士，新闻摄影就是我沙飞生命的全部价值，生命的所有意义啊!截掉了我的双脚，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保住了我的双脚，就保住了我从事新闻摄影的权利，就还给了我生命的宝贵价值和意义——可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呀!我就可以又像我以往那样：哪里响起了枪声、炮声，我就迈开我的双脚往哪里奔跑!……”沙飞的一番话，将在场的大夫和伤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邢大夫认真检查以后说：“根据我的经验，冻伤没有生命危险，先采取保守疗法，到非截肢不可的时候，再做手术也不迟。”
沙飞从邢大夫那诚恳的话语和自信的神情中看到希望，得到慰藉，受到鼓舞。他乐极生悲，竟像个孩子受了委屈一样，呜呜咽咽地啼哭起来，哭着哭着蓦地坐起来，一把握住邢大夫的手，使劲地摇撼着说：“邢大夫，谢谢你，谢谢你，只有你才了解我沙飞啊！”
此后，他积极配合大夫治疗，黑紫乌青、腐秽溃烂、恶臭熏人的双脚多处结痂，硬如鳞介一般的痂皮脱落之后，露出了血色的皮肤；伤口处也长出了白生生的嫩肉!
有一天，他突然高兴地喊起来：“我的脚趾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快给我拿笔和纸来，我要给军区首长和石、罗副主任写信，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们！”当大夫同意他下地走路锻炼以后，他站不住，立不稳，而且又疼又累，大汗淋漓，然而他仍然以坚韧顽强的毅力，不懈地坚持锻炼，再锻炼，渴望着早日恢复健康，回到自己新闻摄影的战斗岗位上去。
在21世纪初，一个国际新闻摄影权威机构进行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评选“百名国际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的活动。结果公布后，得知沙飞、雷烨皆获此殊荣。
然而，他们在1943年的反“围剿”战斗中，一外饮弹殉国，一个身负重伤。
1943年4月20日的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一线灰沉沉的鱼肚白，浑穆苍莽的太行山区仍在沉睡。刚刚搬到曹家庄的画报社印刷厂机器轰鸣，上夜班的印刷战士，还在明亮的汽灯下紧张地赶印《晋察冀画报》的第三期，准备作为向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献礼的礼品!
正在这时，突然得到了日寇从西柏坡方向偷袭而来的情报，此时，正有数百名鬼子正在向曹家庄偷偷地摸过来，风云突变，沙飞急忙向军区领导机关请示，但在此突发情况下，军区领导机关也转移了，一时联系不上。沙飞当机立断，先让白连生、蔡尚雄背上底片撤退，并唤醒黎明时正在酣睡的白班战士，作了一番简短而扼要的紧急动员。命令一部分战士迅速拆卸机器，并把印刷的半成品和印刷器材等装箱坚壁，另一部分战土携带武器赶到鬼子来的方向警戒。
天刚蒙蒙亮，一些印刷出来的半成品《晋察冀画报》刚刚装箱，尚未坚壁，印刷机器正在拆卸，便听得哨兵和派去警戒的同志已经同敌人接火了。哨兵和警戒战士寡不敌众，边阻击边撤退，涌上来的鬼子黑鸦鸦的一片，来势凶猛，很快包抄过来，对曹家庄形成了铁箍一般的包围之势，机枪、步枪发出了热锅爆豆似的劈劈啪啪的枪声，画报社在沙飞和赵烈等领导同志的指挥率领下，顺着村西北的小山沟——此处敌人的包抄尚未合围，兵力相对薄弱一些，突围出去了。
画报社和印刷厂在突围的途中，仅有张志、焦卓然、刘芳、李明等四位同志为流弹击中，受了轻伤。其余同志均安然无恙。因为日寇这次偷袭的主要目标是军区首脑机关，曹家庄只是他们偷袭的必经之路，由于不知虚实，敌人未敢在此恋战，也没有进村到院地进行搜索，更没有发现这个曹家庄就是他们早就恨之入骨，妄图彻底捣毁而后快的《晋察冀画报》社驻地，于是匆忙尾随画报社突围的战土，顺着山沟向北追去。
在这次敌人偷袭曹家庄的情报传来之时，沙飞最关心的是此次从冀东军区来到画报社研究工作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组长、新闻摄影记者雷烨同志。沙飞首先通知雷烨同志，让他带着两个警卫员立即率先转移。
雷烨于1917年出生于浙江省，从小在家乡读书，对于文学和摄影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即毅然奔赴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他专擅摄影与文学写作，兼任多种报刊特邀记者和通讯员。所写介绍抗大学习生活的通讯《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等和所拍摄的毛泽东在欢送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等新闻摄影作品，先后在武汉《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颇受读者好评。
1938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为了加强敌后的新闻报道工作，特从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雷烨是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的组长。
雷烨于1939年春到达晋察冀军区之后，他主动要求到冀热(当时的热河省，后划入河北省)最前线去进行火线采访。他在前线一边采写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一边拍摄新闻摄影作品，把文字的新闻报道和图片的摄影报道结合起来，图文并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2年，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参加第一届参议会后，他到《晋察冀画报》社整理他多年在冀热区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画报社拟将他的佳作在《晋察冀画报》发表，并特约他写一篇全面介绍冀热区军民英勇斗争的文章。1943年4月20日，当雷烨于平山县曹家庄，正在为画报选编新闻摄影作品，并撰写说明文章时，不料猝不及防地遭到敌寇的突然袭击。
雷烨同志率领着两个警卫员提前转移后，由于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不熟，出村便顺着山沟向北跑，这和鬼子偷袭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前面奔跑，鬼子在后面追寻，枪声鼎沸，且越来越近。他们爬过一道低矮的山梁后，就势钻进东侧一个小山沟，进沟后才发现沟底很浅，既无丛生榛莽，也无岩石洞穴，只有磊磊乱石，了无遮拦。他们找不到藏身之处，便急忙回头向西转移，不料刚出沟口，便与从曹家庄村窜过来的鬼子遭遇了。
雷烨和两个警卫员一共只有三只手枪，且处在地形于他们极为不利的沟底，但他们英勇顽强，毫不退缩，与数百名武器精良的鬼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和抵抗。在短暂的相持过程中，雷烨已身中数弹，外衣已被鲜血浸透，这时，他冷静地用手指扒开地下的泥土，将身上携带的文件掩埋之后，然后砸碎了自己作为新闻摄影记者的心爱武器——相机和钢笔!当狼嗥一般的敌寇，端着插有雪亮刺刀的长枪步步逼近时，他正气凛然，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蜂拥而至的敌寇，从容地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手枪，将仅有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嘭”地一声枪响，雷烨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解放区新闻摄影记者队伍中的英勇战士，倒在了他战斗生活过的，他所深深挚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地上。雷烨用他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崇高的革命人生颂歌。
沙飞非常欣赏雷烨的新闻摄影作品。他常向画报社一些从事新闻摄影的同志，分析和探讨他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塞外风尘所独具的苍凉悲壮的审美风格。撮其大意则是：
如果说雷烨的《潘家峪惨案》等新闻摄影作品的审美感，主要是一种惨烈或酷烈的“悲惨印象”所唤起的悲壮美感的话，那么雷烨的《塞外篝火》、《晓渡滦河》、《塞外晚炊》、《塞外的野餐》、《塞外露营》和《露天食堂》等作品，便是积淀着那种瀚海大漠、狼烟风尘一般的邈远而深沉的历史感所回荡的一种苍凉悲壮的黄钟大吕。
雷烨英勇牺牲之后，沙飞和赵烈等社领导，带着画报社的同志在掩埋雷烨烈士的遗体时，在他的衣兜内，意外地发现了他沾染着鲜血的笔记本，沙飞摩挲着这笔记本，朗声诵读这笔记本中烈士愤怒谴责日寇暴行的慷慨悲壮之词时，声泪俱下。在场的同志们无不痛哭失声……沙飞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发表雷烨所拍摄的51幅摄影作品和他生前写的一首歌颂滦河两岸人民和子弟兵的诗作《滦河曲》；并将他的不朽作品《晓渡滦河》和《塞外篝火》分别作为这期画报的封面和大幅，以纪念这位以身殉职的解放区新闻摄影战线的英勇战士。
雷烨在日寇偷袭曹家庄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但他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气节，连同凝聚着他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情的众多新闻摄影作品等，却得到了永生!
（二）
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和画报社等遭到日寇的袭击之后，军区首长便作出了一个决定：让《晋察冀日报》社和《晋察冀画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向河北省阜平县转移。
经过较周密的勘察，最后选择了阜平县与灵寿县交界的华塔山北麓的上庄村作为画报社的新址。这里距军区领导机关的驻地——阜平县城南庄镇约20里地。
1943年9月，日寇纠集了数万兵力，妄图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秋季大“扫荡”，以消灭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或捣毁军区首脑机关及宣传舆论阵地晋察冀日报社和画报社等。在这次秋季大“扫荡”中，军民损失惨重!一时间，太行山麓，滹沱河畔，处处黑烟滚滚，火光烛天；乡镇墟落，瓦舍草寮，化为焦土……
如何成功地进行反“扫荡”，保障画报社的人员安全和器材、重要资料等不受损失。作为画报社主任的沙飞，副主任石少华和指导员赵烈等，都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沙飞召集石少华、赵烈等，分析华塔山及其邻近机关等的诸方面情况，商量对策：
沙飞考虑到：为了有效地防止鬼子突然袭击，便分别在华塔山周围的上庄村、核桃树村、三官村设立了侦察组，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
沙飞对于侦察组侦察监视敌情的工作非常重视，不管是霜风凛冽的清晨，还是雨雪霏霏的傍晚乃至半夜，他都要带着警卫员颠踬在上、下山的崎岖小路上，检查放哨的情况。
1943年深秋，反“扫荡”开始之后，仍要与敌人在崎岖山路、悬崖峭壁和深沟大壑之间周旋，故将所有的照相制版的设备和印刷器材都入洞坚壁了，最使沙飞放心不下的，便是装满了摄影底片和照片的四只牛皮箱和两个牛皮挎包，一则是照片特别是底片都怕潮，一旦洞中漏水受潮，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一旦毁坏——特别是底片，不像照相制版设备和印刷器材等还可制造和购置，则是万劫不复，绝无再生的可能!
沙飞把他的警卫员和从事暗房工作的宋贝珩叫到一起，神色严峻地说：“我不讲，你们也知道，‘底片’是我们画报社的命根子，一旦毁坏，绝无再生之理!而这些‘底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浴血奋战，以及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形象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的历史罪证，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和生动形象的教科书，总之，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远远重于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一定要找一个干燥、隐蔽、安全的地方，严密地‘坚壁’起来，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遵照沙飞的意旨，宋贝珩等走遍了华塔山的每一架山梁和每一道沟壑，终于选择了一个小岩洞。这里地势极为险峻，三面靠崖，荆棘丛生，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孤悬山腰，人畜均难通行。沙飞亲往勘察之后，同意将这里作为“坚壁”底片的最佳地点。日寇几次“铁壁合围”地搜山，底片都安然无恙地渡过了险关。
华塔山周围又发现了敌情。奉军区命令，画报社要马上转移，沙飞感到情况险恶，马上找石少华、赵烈等画报社领导研究决定：由石少华副主任带领画报社一部分病号留在华塔山与敌人周旋，沙飞和赵烈指导员率画报社主力向北转移。这次的一个重大决定，便是要将底片和照片全部随身带走。由于这次宋贝珩要随石少华留在华塔山，沙飞便命令赵银德和李明分别负责背装着底片和照片的四只牛皮箱，另外两个挎包由他自己亲自背着。
这时的沙飞，已经不是在汕头电台工作时的沙飞了，由于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战斗，积劳成疾，时常咳嗽，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来，咯血现象时有发生，痰中带有鲜红的血丝——其时已患痨病即肺结核了。人又黑又瘦，但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高昂的斗志。
这些情况，作为他警卫员的赵银德的心里是清楚的。但沙飞严厉禁止赵银德向别人透露他的病情。赵银德于是极力劝阻道：
“沙主任，您身体不好，加上又要指挥画报社整个部队的行动，还是找个身体好的年轻同志和我们一起背吧!”
“小赵，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两个挎包还不太沉，我背得动。我多次说过，底片是我们新闻摄影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丢了就无法弥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要管我，要绝对保证底片的安全。我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你们把它刻在心上：‘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就这样，沙飞郑重地将两个满装着底片的牛皮箱子，亲手挎在警卫员的肩上，自己挎上了装着部分底片和重要文件的两个牛皮挎包，李明背上了两箱照片，12月8日上午出发，开始向北转移。
天有不测风雨，人与底片的命运休戚相关，前途未卜啊!
（三）
第二天，杨瑞生和警卫员在沙千岭村惊喜地遇到沙飞和曲治全等同志。沙飞躺在老乡的热炕上，他见到警卫员第一句话就问：“底片背出来了没有?”警卫员说：“背出来了。”他激动得坐起来用拳头狠狠捶着警卫员的胸脯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哇！”
接着，沙飞沉痛地告诉他们说：我们被鬼子冲散以后，我先后遇到了孙谦、陆续、王友和、韩栓仓他们，王友和、韩栓仓同志一直在掩护我们，跑到半山腰时，孙谦同志中弹牺牲了，一直是王友和向左右两边的鬼子连续射击，阻击鬼子向我们的突围处合拢。
韩栓仓在与敌人拼刺刀时，寡不敌众，被敌人刺中，倒在了血泊之中后，王友和掩护着我，且战且退，逼近的日寇一边“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一边如同狼嗥一般，“杀格格——”地狂嚎。这时我脚下的两只鞋全跑丢了，两只脚完全裸露着。哎呀!山上满是粗砺的碎石，另外那些积雪消融后又凝冻成的跟玻璃渣一般锐利的冰凌，还有被老乡砍割后的酸枣棵、铁棘藜之类灌木丛的残根，踩上去，如同刀割锥扎一般疼痛钻心。后来便渐渐地失去了知觉，脚踝以下全都麻痹了，脚像两根棍子似的，只知机械地艰难地一瘸一拐地挪动。正在这时，我忽听得紧跟在自己左近的陆续“哎呀”了一声，便蹲在了地上用双手摸索着找寻什么。我急忙凑过去，才得知是他那如同瓶子底般的近视眼镜掉在地上了。我便也蹲下身去帮他寻找。由于此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地上的榛莽、衰草和积雪，都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这时密集的子弹的尖厉啸声，贴着头皮飞过，敌人狼嗥般的呼喊声也近在咫尺。陆续急得大声喊道：“沙主任，别管我，你先走——”他还用力推搡了我一把。我刚趔趄了几步，便听见陆续的声音泯灭了，他中弹倒在了地上。快到一架山梁的山顶时，借着皑皑白雪的映衬，王友和发现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鬼子，正偷偷地向我逼近，那刺刀差点要触及到我的左臂肋下了。王友和一个箭步赶过去，举枪奋力一挑，拨开了鬼子的刺刀，两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见鬼子和王友和都多处挂彩，血流不止，濡染衣袖，两人奋力拼杀!“锵锵”的刺刀摩戛之声不绝于耳。当王友和将眼前的这个日寇捅倒时——这已是他捅倒的第三个鬼子了!自己的脖颈上已经挨了一刀，他没顾上转过身来，便又被捅了两刀，倒在了地上……
我一瘸一拐地快步挪到山顶时，借着呼啸的松涛，还依稀可辨地听到王友和喑哑的呼喊：“沙主任，快跑——”多么好的战友，多么好的兄弟啊!生死关头，想到的却是自己的战友!正在这个当口上，我一下子躺在雪地上，将装着底片的牛皮挎包紧紧地搂在怀里，双脚往上一蜷，又伸出左脚去猛地一蹬身边的崖石，于是便借着阴坡的积雪往山下滚去，……
第二天下午，曲治全同志在山崖的草丛中发现我后，将我背到一个山洞里，董寿延脱下棉背心给我包脚取暖。他们下山去搞饭吃，可村里没人，什么也没有搞到，只能从山上拔了几个冻萝卜充饥。我们在山洞里住了一夜，我的双脚冻得发黑……
第三天，沙飞已经基本了解到了画报社在突围过程中，其他同志特别是牺牲和负伤同志的情况。
在这次突围中，画报社牺牲了9位同志。他们是：赵烈、何重生、陆续、孙谦、石振才、李明、张梦华、李文治、韩栓仓。除何重生一人30岁外，其余的同志都在18至28岁之间。日寇的侵略暴行，毁灭了多少美丽的青春和生命啊!
除沙飞外，负伤的还有杨瑞生、赵银德和王友和等同志。
然而，为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事业，为保护珍贵的底片，在柏崖村战斗中画报社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实现了“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壮举。毛泽东同志当年接见《晋察冀画报》社工作人员时说：“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文物保存下来，是一个大贡献。”
（四）
1943年12月12日，集合在沙千岭村沙飞周围的画报社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带着沙飞主任的亲笔信返回华塔山，向石少华副主任汇报柏崖村突围的情况；另一路回柏崖村安葬烈士遗体，取回底片；第三路护送沙飞和受伤的同志去医院治疗。
警卫员等用担架先将沙飞抬到了一个小野战医院，大夫会诊认为，沙飞的脚冻伤太重，该院无条件治疗，只好转院。15日，军区卫生部组织大夫会诊，得出的结论是“双脚坏死，必须从脚踝骨处截肢”。沙飞听到这个结论，悲痛万分，他苦苦哀求大夫；“我是摄影记者，截去双脚，怎么上前线去完成任务，我求求大夫想办法保住我的双脚吧!”几位大夫对于沙飞这种为革命新闻摄影事业坚毅、卓绝的献身精神非常钦佩，对沙飞的双脚冻伤非常痛惜，对沙飞的苦苦哀求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但科学说不得半句假话。他们都缄默不语，没有明确表态。
第二天，沙飞被送到位于阜平县碳灰铺村的白求恩和平医院治疗。该村出煤，土炕烧得热乎乎的，给沙飞检查病情的大夫很年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经验丰富，名叫邢军。当护士解开绷带，一双黑紫腐烂、臭气熏人、失去知觉的脚，暴露在邢大夫面前。沙飞眼含热泪，恳求邢大夫想法保住他的双脚。
沙飞动情地说：“邢大夫，你知道，我是一个八路军的新闻摄影战士，新闻摄影就是我沙飞生命的全部价值，生命的所有意义啊!截掉了我的双脚，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保住了我的双脚，就保住了我从事新闻摄影的权利，就还给了我生命的宝贵价值和意义——可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呀!我就可以又像我以往那样：哪里响起了枪声、炮声，我就迈开我的双脚往哪里奔跑!……”沙飞的一番话，将在场的大夫和伤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邢大夫认真检查以后说：“根据我的经验，冻伤没有生命危险，先采取保守疗法，到非截肢不可的时候，再做手术也不迟。”
沙飞从邢大夫那诚恳的话语和自信的神情中看到希望，得到慰藉，受到鼓舞。他乐极生悲，竟像个孩子受了委屈一样，呜呜咽咽地啼哭起来，哭着哭着蓦地坐起来，一把握住邢大夫的手，使劲地摇撼着说：“邢大夫，谢谢你，谢谢你，只有你才了解我沙飞啊！”
此后，他积极配合大夫治疗，黑紫乌青、腐秽溃烂、恶臭熏人的双脚多处结痂，硬如鳞介一般的痂皮脱落之后，露出了血色的皮肤；伤口处也长出了白生生的嫩肉!
有一天，他突然高兴地喊起来：“我的脚趾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快给我拿笔和纸来，我要给军区首长和石、罗副主任写信，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们！”当大夫同意他下地走路锻炼以后，他站不住，立不稳，而且又疼又累，大汗淋漓，然而他仍然以坚韧顽强的毅力，不懈地坚持锻炼，再锻炼，渴望着早日恢复健康，回到自己新闻摄影的战斗岗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