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过名，源于一次偶然。
　　那年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她信奉道教，每日必打坐，她说可以吐纳调息，使身心宁静。她略懂一些风水，正痴迷于周易。
　　就是这位朋友对我说：“你的名字数理不太好，不如改个名吧，说不定会带给你新的希望。”我尊重她真挚而感性的信仰且十分信任她。于是，按照她框定的数理去查了字典，列出一大堆名字的组合。数理是配好了，但音律大多不上口，字义也不太搭调，眼看难以遂愿，最后终于在“纾缦”和“珂蔓”间取舍。
　　朋友说：“纾缦音义尚可，但两个‘丝’字边给人感觉缠缠绕绕，牵牵绊绊。珂蔓读起来有点生硬，‘珂’即美玉，意华美，‘蔓’即枝茎，寓意草根。‘王’旁‘草’头，字义搭配上似乎有些矛盾，但可解释为‘草里藏珠’。李密庵的《半半歌》就提倡‘姓字半藏半显’、‘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一半一半是最佳境界。仔细推敲起来，‘珂蔓’二字还是蛮适合你的，一来你原名有‘玉’，《诗经》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珂’字保留和延续了对‘玉’的尊崇。二来你本就有点慧质而又如小草般平凡。”还别说，经朋友这么一解，有点味道，我立马由心存疑虑到欣然接受了。
　　为了考证姓名学的分析是否着边际，我特意找相关书籍查了我喜欢的作家张爱玲的名字，上面就有这样的字眼：“才略智谋出众，而家庭缘薄，孤苦无依，一生寂寞”，说得蛮准的。之后又乱点鸳鸯谱查阅对照，都有说中之处，令我很是惊讶。我认为能说对几点甚至一点那就很了不起了。当然，名字同样数理的人也有不同的命运，同一种性格的人也会多人看有多面。人说：“读《论语》，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孔子；看悲剧，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可能面面言中，若能全说对，那还了得？由此看来，周易取名只不过是一种向善趋吉的心理暗示，人的命运恐不是一名定乾坤那么简单。
　　周易姓名学只是一种文化而非科学，不信者有其不信的洒脱，信者对自己选定之名怀着美好憧憬也不是什么坏事。故取名者对周易是否遵循参照，不提倡也不反对。但它确有令人匪夷所思却又啧啧称奇之处。你想，仅凭几个字那么有限且偶然的信息居然就能分析性格运势，真让人没法找到合理的解释。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东西神秘莫测却又有章有法自成一体，影响力非常之大，如风水学、气功、武术等。而我特别相信的是“中医”，且不说我亲历了中医的神奇，单拿中西医的两个术语作比较就可见一斑。西医讲“消毒”，消灭毒素，“消灭”倒是痛快却难免殃及旁它；而中医讲“解毒”，化解毒素，虽需些时日却能直达根本。孰更高明，不言而喻。
　　传统文化中玄妙高深的还有儒释道，三家理论各尽其妙，和谐共生。儒家崇尚伦理，给人社会道德、兼济天下的担当；释佛崇尚觉悟，叫人适时地看破、放下；而道家崇尚自然，让人独善其身，在流光中顺应。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都信奉儒释道，平日里正襟危坐，而当他们遇到疑惑，就会跑到深山里请教高人，为什么？一动一静，一当局一旁观，动者浊，静者清。古时结庐隐居者和高僧老道往往有着最高深的学问、最圆满透彻的觉悟。所以，深山里的寺庙道观自有其源远流长的道理。
　　因了更名的缘故，我愈发渴望探身中华文化的“深宅大院”，虽未至，心向往之。坦率地说，目前我连进“院门”都算不上，只不过浅浅地留意到“门外”的一些相关背景。若非偶然得知，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未必了解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到了何种程度：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虽为剑桥毕业，却是用儒家思想开的国，韩日等其他亚洲国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李安的《卧虎藏龙》用浓郁的道家文化元素，展现出一个绵长而有质感的中国，成为第一个站在奥斯卡领奖台的中国人；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典籍发行量，《圣经》排第一，居第二的竟然是《道德经》；从2006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首次以中国人命名的国际“孔子教育奖”；不经意打开电视，看到的是孔子学院和国际道教论坛的相关信息……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而是历久弥新。当西方世界那么多人在打太极拳和研读孔孟老庄的时候，正在逐步流失、遗忘东方古文化的国人自己，重拾易经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经典，这绝不应被简单地视作“迷信”和“复古”。
　　之所以绕开这么远，我想表达的是，周易姓名学正是这中国传统文化滔滔大河中的一滴水，它也是有根有源的。随着对其认识的深入，除了字义音律笔画数理外，我又试图从文化意蕴上解读自己的名字。还真找到两个成语：鸣珂铿玉（指玉珂鸣响，佩玉铿锵）和蔓蔓日茂（一天天茂盛起来，形容长久）。另找到四句诗，杜甫的《春宿左省》：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李商隐的《泪》：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沈佺期的《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杨柳千条花欲绽，葡萄百丈蔓初萦；《诗经》里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这些成语和诗句让我体会到了中国的文字之美。
　　对他人的名字也作进一步的琢磨玩味，会有一种别样的乐趣。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冷笑话：大跃进时期，有位父亲为三个孩子取名“超英、赶美、学苏”，大受旁人赞誉。文革时期，一位父亲为三个孩子取名“爱国、爱民、爱党”，结果被红卫兵抓起来了，说：“你若不生老三，还不知道你爱国民党呢。”哑然失笑之余，我再从名字的政治、艺术、个性色彩及多个层面去探究，发现很多名人一生中几易其名或同时有名有字有号者不胜枚举，如孙中山、齐白石的名、字、号不下十个、二十个，他们自如地行使着自己的取名权，有时是为了某种需要，有时则完全是随性而为。多数人却如发肤受之父母般一辈子只一名，“坐不改姓，行不改名”，也挺好。用数字取名者如“六三、五四、二八、七九”一定有其特定的意义，而“解放、拥军、卫国、建设”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代大师“昌硕、悲鸿、大千、可染”的名有韵味又非常大气，而“狗蛋、贱妹、大柱、小瓦”也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农村有说法，贱名者好养活，“名字不怕丑，只要喊得久。”无论取什么名都有其道理，或言志，或抒怀，或为纪念，或表立场，又或者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做个名字的有心人，细细品读，回味悠远，那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