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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某天凌晨的2：43，黎明尚未到来。天色如墨，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天上闪烁。住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彼得·艾根来到了书房，他端着一杯咖啡，陷入了沉思。几天前，他刚从南美洲回来，辞去了世界银行董事的职务，他对自己无所事事的状态很不满意，更对自己这些年在南美洲和非洲所看到的情景充满了愤怒：世界上的有权有势者把公共财产当成了自选商场的商品，他们编造一些没有人需要的、没有人买单的项目进行讨论决策并趁机大肆贿赂、收买人心，花大笔钱财清偿重要项目的债务，一些官员通过暗箱操作，把建筑、银行、医院变成了贪赃自肥的财源……他决定干点什么，于是拿起了电话。
就这样，彼得·艾根用一部同外界相连的电话，与另外两名退休官员及一名义工，建立起了世界上唯一一个非营利、非党派、以反腐败为使命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时光荏苒，彼得·艾根先生已经69岁了，他所创办的“透明国际”历经15年的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透明国际”是怎样工作的
“透明国际”总部的架构分为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有10名成员，他们大多是资深的法律专家和商人，由每年召开的由83个国家分会参加的“透明国际”全球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有31名成员，他们多数曾在本国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此外还设有国际顾问协会，聘请世界各国专业人士担任顾问，提供反腐败的专业性意见。
那么，一份排行榜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2006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为例，它的分析数据主要来自民调机构盖洛普国际当年在62个国家进行的近6万次访谈，此外还选取了世界12个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等）的18个分项指标。最终得出的腐败洞察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表示最廉洁；8．0一l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5一8．0之间为轻微腐败；得分在5．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则被认为明显存在着较大问题。
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一次评定世界各国清廉程度的“清廉指数”（显示一个国家公务员清廉的程度），这一指数己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及发展援助机构评估各受援国投资风险的重要指标和参数。另外，“透明国际”又自筹资金，委托盖洛普调查机构进行各国行贿情况调查，每两年发布一次“行贿指数”（显示一个国家商人在海外行贿的程度）。这个排名则清楚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公司在外国大肆行贿，其程度和手段不输给发展中国家。
过去：15年成绩单
“透明国际”把自己定位为公民社会的组织——不需要讨好和取悦于特定的利益集团和国家，它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然比发达国家更腐败，也不认为腐败是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化，相反它认为发达国家在消除国际腐败方面更负有特别的责任。
为了防止自己组织内部的腐败，它的各项活动及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为各国发展援助机构、基金会及企业，总部只向各国分会提供有效的启动资金，“透明国际”鼓励各国分会自筹资金来源，以保障其独立自主。其次，“透明国际”有一套公开、透明的考核制度，不允许任何会员以公谋私，贪污国际援助机构的款项，他们上报给“透明国际”的账目，必须经过当地独立的会计和审计审查。为了奖励那些敢于揭露腐败、坚持真理的人士，“透明国际”每年还颁发一次“清廉奖”，给那些勇于揭露腐败行为的人士以舆论支持和实质奖励。
过去国际金融组织对腐败视而不见，发展援助机构把反腐败列为禁忌，私营部门虽不堪负荷却不得不大肆行贿。但今天，腐败同人权和环保议题等一起，被提到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上来。15年来，“透明国际”帮助加拿大、韩国、巴西及非洲一些国家制定反腐败规划，赢得了这些国家政府的赞同。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透明国际”的CPI，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关税税率提高了20％强。关税税率每提高1％，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援助机构在进行投资和贷款时，将贪污贿赂行为列入考虑因素之内，这也许是对“透明国际”15年成绩单的最好注脚。
“透明国际”首席执行长戴维·纽斯邦说：“经济发展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清廉会越来越受欢迎；而另一种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快速发展为自己谋私利、搞腐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改善腐败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现在：腐败数据是一笔财富
2006年度CPI聚集了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海地得分最低，几内亚、伊拉克和缅甸排在海地之前。在总体排名中取得进步的有中国、印度、日本、黎巴嫩、土耳其等国。在所有163个国家和地区中，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占了约75％，几乎包括所有的低收入国家，这说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依旧面临着严重的国内腐败情况。
去年排名第78的中国大陆，今年跃进到第70名。中国香港排名第15，中国澳门排名第26。分析人士说，这显示中国政府加大打击贪官的努力收到明显的成效。中国台湾则从2005年排名第32后退到第34。对这个结果，台湾省民间组织猛烈地抨击了陈水扁政府。
该组织南亚及大中华地区事务专员廖燃曾表示：“反腐败没有药到病除的良方，需要一点一滴地改造，在社会结构中不断增加透明和制衡两种精神”。
“透明国际”在每年一度的报告中一直把中国列为国别报告的重要部分。报告中说，医药卫生支出是中国人在食品、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中国医疗行业的腐败是造成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透明国际”高度赞扬了中国强大的反腐决心以及建立腐败分子行贿犯罪档案的“黑名单”制度。
“透明国际”所提供的信息未必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各国的腐败状况，但重要的是，它揭开了腐败产生的温床。因此，这些免费数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未来：藏污纳垢指数
每年“透明国际”发布CPI或《年度腐败报告》时，总会惹恼一些国家。廖燃先生诙谐地说，特别是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每次报告一出来都“暴跳如雷”。不是对“透明国际”严辞抨击，就是以司法诉讼相威胁。在他们眼中，“透明国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从资金来源上看，这个指责有点“形似”。十几年来，“透明国际”的捐款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些产油富国。由于亚太部从亚洲国家几乎没有筹募到资金的缘故，亚洲各国分会所分配到的资金最少，这一点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总量上所占的比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国家对外援助都有自己的优先战略考虑，资金的使用必须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透明国际”发布“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求“透明国际”制作一个“藏污纳垢指数”，以显示哪个国家窝藏别国贪官藏匿的不义之财最多。这个榜单“透明国际”也一直想做，但现状是：“透明国际”的资金援助几乎清一色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有些发达国家又极乐意隐藏和保护别国贪官贪污来藏匿在他们国家里的不义之财，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它们会向“藏污纳垢指数”这种项目捐赠，由于资金无法筹募，这个项目至今无法付诸实施。
[资料链接]：
“透明国际”（简称TI），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位于德国柏林，在伦敦、圣地亚哥设有常驻办公室，在我国也设立了分会。从1995年起，每年公布一次“清廉指数排行榜”（CPI），每两年发布一次“行贿指数排行榜”（BPI）。今天它已发展成为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就这样，彼得·艾根用一部同外界相连的电话，与另外两名退休官员及一名义工，建立起了世界上唯一一个非营利、非党派、以反腐败为使命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时光荏苒，彼得·艾根先生已经69岁了，他所创办的“透明国际”历经15年的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透明国际”是怎样工作的
“透明国际”总部的架构分为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有10名成员，他们大多是资深的法律专家和商人，由每年召开的由83个国家分会参加的“透明国际”全球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有31名成员，他们多数曾在本国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此外还设有国际顾问协会，聘请世界各国专业人士担任顾问，提供反腐败的专业性意见。
那么，一份排行榜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2006年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为例，它的分析数据主要来自民调机构盖洛普国际当年在62个国家进行的近6万次访谈，此外还选取了世界12个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等）的18个分项指标。最终得出的腐败洞察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表示最廉洁；8．0一l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5一8．0之间为轻微腐败；得分在5．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则被认为明显存在着较大问题。
从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一次评定世界各国清廉程度的“清廉指数”（显示一个国家公务员清廉的程度），这一指数己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及发展援助机构评估各受援国投资风险的重要指标和参数。另外，“透明国际”又自筹资金，委托盖洛普调查机构进行各国行贿情况调查，每两年发布一次“行贿指数”（显示一个国家商人在海外行贿的程度）。这个排名则清楚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公司在外国大肆行贿，其程度和手段不输给发展中国家。
过去：15年成绩单
“透明国际”把自己定位为公民社会的组织——不需要讨好和取悦于特定的利益集团和国家，它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然比发达国家更腐败，也不认为腐败是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化，相反它认为发达国家在消除国际腐败方面更负有特别的责任。
为了防止自己组织内部的腐败，它的各项活动及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为各国发展援助机构、基金会及企业，总部只向各国分会提供有效的启动资金，“透明国际”鼓励各国分会自筹资金来源，以保障其独立自主。其次，“透明国际”有一套公开、透明的考核制度，不允许任何会员以公谋私，贪污国际援助机构的款项，他们上报给“透明国际”的账目，必须经过当地独立的会计和审计审查。为了奖励那些敢于揭露腐败、坚持真理的人士，“透明国际”每年还颁发一次“清廉奖”，给那些勇于揭露腐败行为的人士以舆论支持和实质奖励。
过去国际金融组织对腐败视而不见，发展援助机构把反腐败列为禁忌，私营部门虽不堪负荷却不得不大肆行贿。但今天，腐败同人权和环保议题等一起，被提到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上来。15年来，“透明国际”帮助加拿大、韩国、巴西及非洲一些国家制定反腐败规划，赢得了这些国家政府的赞同。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透明国际”的CPI，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关税税率提高了20％强。关税税率每提高1％，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援助机构在进行投资和贷款时，将贪污贿赂行为列入考虑因素之内，这也许是对“透明国际”15年成绩单的最好注脚。
“透明国际”首席执行长戴维·纽斯邦说：“经济发展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清廉会越来越受欢迎；而另一种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快速发展为自己谋私利、搞腐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改善腐败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现在：腐败数据是一笔财富
2006年度CPI聚集了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海地得分最低，几内亚、伊拉克和缅甸排在海地之前。在总体排名中取得进步的有中国、印度、日本、黎巴嫩、土耳其等国。在所有163个国家和地区中，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占了约75％，几乎包括所有的低收入国家，这说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依旧面临着严重的国内腐败情况。
去年排名第78的中国大陆，今年跃进到第70名。中国香港排名第15，中国澳门排名第26。分析人士说，这显示中国政府加大打击贪官的努力收到明显的成效。中国台湾则从2005年排名第32后退到第34。对这个结果，台湾省民间组织猛烈地抨击了陈水扁政府。
该组织南亚及大中华地区事务专员廖燃曾表示：“反腐败没有药到病除的良方，需要一点一滴地改造，在社会结构中不断增加透明和制衡两种精神”。
“透明国际”在每年一度的报告中一直把中国列为国别报告的重要部分。报告中说，医药卫生支出是中国人在食品、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中国医疗行业的腐败是造成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透明国际”高度赞扬了中国强大的反腐决心以及建立腐败分子行贿犯罪档案的“黑名单”制度。
“透明国际”所提供的信息未必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各国的腐败状况，但重要的是，它揭开了腐败产生的温床。因此，这些免费数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未来：藏污纳垢指数
每年“透明国际”发布CPI或《年度腐败报告》时，总会惹恼一些国家。廖燃先生诙谐地说，特别是一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每次报告一出来都“暴跳如雷”。不是对“透明国际”严辞抨击，就是以司法诉讼相威胁。在他们眼中，“透明国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工具。从资金来源上看，这个指责有点“形似”。十几年来，“透明国际”的捐款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些产油富国。由于亚太部从亚洲国家几乎没有筹募到资金的缘故，亚洲各国分会所分配到的资金最少，这一点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总量上所占的比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国家对外援助都有自己的优先战略考虑，资金的使用必须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透明国际”发布“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求“透明国际”制作一个“藏污纳垢指数”，以显示哪个国家窝藏别国贪官藏匿的不义之财最多。这个榜单“透明国际”也一直想做，但现状是：“透明国际”的资金援助几乎清一色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有些发达国家又极乐意隐藏和保护别国贪官贪污来藏匿在他们国家里的不义之财，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它们会向“藏污纳垢指数”这种项目捐赠，由于资金无法筹募，这个项目至今无法付诸实施。
[资料链接]：
“透明国际”（简称TI），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位于德国柏林，在伦敦、圣地亚哥设有常驻办公室，在我国也设立了分会。从1995年起，每年公布一次“清廉指数排行榜”（CPI），每两年发布一次“行贿指数排行榜”（BPI）。今天它已发展成为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