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口述历史兴起之后始终面临着信度与效度的巨大争议:以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叙事是否值得信任?口述历史究竟是对历史的回忆,还是今天建构的后见之明?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主观性的口述史料能否被当作“历史事实”使用?究竟应该如何衡量与评估个体经验对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的价值?上述争议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的理论向度讨论口述历史,即作为史料的口述历史、作为社会建构的口述历史和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历史。在作为史料的向度上,口述历史可以让无声者发声,印证、补充传统史料,并对有所偏向的史料形成抗衡乃至反动;在作为社会建构的向度上,口述历史
【机 构】
：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基金项目】
：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口述历史兴起之后始终面临着信度与效度的巨大争议:以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叙事是否值得信任?口述历史究竟是对历史的回忆,还是今天建构的后见之明?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主观性的口述史料能否被当作“历史事实”使用?究竟应该如何衡量与评估个体经验对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的价值?上述争议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的理论向度讨论口述历史,即作为史料的口述历史、作为社会建构的口述历史和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历史。在作为史料的向度上,口述历史可以让无声者发声,印证、补充传统史料,并对有所偏向的史料形成抗衡乃至反动;在作为社会建构的向度上,口述历史考察文本、叙事与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洞察其叙事类型和主题以及相关阐释的来龙去脉,理解作为文本的个体叙事“与其他社会力量是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交互作用”;在作为行动的向度上,口述历史尝试理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过程中,行动者如何通过故事分享、情感共鸣和认同形塑相互连接,在行动中“重组社会”。
其他文献
优先问题伴生于人类实践的整个过程。在当代,罗尔斯以其基本自由优先性的思想使该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使之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对优先问题的实践性指向的论述,阐明了优先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根本理据;借助于对优先问题三个层次的逐一分析,确定应该优先的是什么。由此表明,对罗尔斯而言,优先问题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他发现只有依靠优先性的思路,才能使身处不平等之中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的自由。
无论从方法论层面还是从理论本身来看,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文化人类学提出的文化概念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心理文化学从个体心理倾向视角对社群文化的阐释,为公民文化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公民文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现代化取向一致的政治阐释理论并开始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其后,解决文化概念的模糊性问题成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动力。价值观变迁理论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进行了文化的纵向分类和动态研究,通过概念设计和测量方法的改进提升了政治文化测量的可信度,增强了文化理论的解释力和
以儒家重德治而轻刑罚的政治主张为基本内核的传统治理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和追求善政的道德诉求。传统治理观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目的和意义是由传统治理观念赋予的,传统治理观念在根本上规范和约束着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过程。传统治理观念的历史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适应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需要。现代治理观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反思中国传统治理观念,建构与现代国家治理相适应的治理观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数字经济使基于平台的零工劳动以及资本弹性积累具有新的内涵。零工劳动者能够使用平台的应用程序进行线上接单、线下服务,零工劳动本身所固有的数量弹性、劳动时间弹性和薪资弹性等诸多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得到极致发挥,平台企业则可以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信息匹配效率、零工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间、拓展消费新空间等途径提高资本的弹性积累效率、扩大资本弹性积累规模。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能够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岗位,提高特定人群的劳动收入,使社会整体福利得到提升,但同时也会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外部性成本增加等负面问题,需要政
作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基本模式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合作双方在相对落后一方设立飞地,其在帮扶援建、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类是在发达地区设立的飞地,其在招商、引智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相对落后一方设立的飞地必须改变仅承接落后产能的局面,这就要求合作过程中赋予发达地区更大的管理权限,推动经济功能区与行政功能区从分离重新走向统一,实现从“双方各管”向“一方主导”的转变。设立在发达地区的飞地则需要加强引智功能,增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成绩斐然,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从“人学范式”、“现代性范式”到“后女性主义范式”,从演进逻辑上看,呈现从单一到丰富并逐渐深化的走势,逐渐由文学层面向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开拓和推进。范式的转换在令研究和批评实践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一定的偏颇。简言之,即文化政治学的意味越来越强,而文学研究应有的语言-审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学的审美分析受到排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新时期以来我国女性主义
在影响产业比较优势的关键构成因素中引入技术要素,可以更全面地审视如何积极推动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的实现既可以依赖技术传播和技术转移,也可以依赖内生性的技术创新。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传播实现的产业升级是“小步跑”式的,体现为林毅夫倡导的比较优势策略;依赖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实现的产业升级则是“大跨步”式的,体现为张夏准等主张的逆比较优势策略。发展中国家不能仅囿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自然变动所对应的“小步跑”式产业升级方式,也可以根据自身国情以技术革新来推进“大跨越”式产业升级。两
风景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茅盾使用乡土与都市两套话语构设重庆与延安的风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战时政治的想象。对中国政治地理的叙述,茅盾经常富有弹性地使用地域空间概念,重庆或延安形象因此成了众多地理空间叠加的结果。在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国都重庆的中心价值被消解,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形象得以建构。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前现代性,时间性还没有发生,中华美学史具有空间化的特性。从中华美学的历史观看,道和经不变,文亦不变。从中华美学思想的演变看,它没有产生美学思潮。中华美学思想的演变不是历史性的发展,而是文化性的更替,主要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与之交织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华美学史体现了美与善的分离倾向、情挣脱理的束缚的倾向、文脱离道而独立的倾向,但基本的空间框架没有改变。
在口述历史和集体记忆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争议通常发生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个体叙述的历史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某一群体共同的社会经历或生命历程?这直接关系到集体记忆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二,这一集体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又是如何将林林总总的个体经历打造成每一个成员彼此相似的共同记忆的?这直接关系到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正是命运共同体为单个个体通过口述还原集体生活提供了叙事基础,这一基础加之在单个个体形成共同体时所产生的突生机制,使得个体的口述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一致的精神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