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不会想到，她平生唯一的一记耳光，不仅成为德国反思二战的里程碑事件，她也因此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1968年11月7日，在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身为记者的贝亚特突然冲上讲台，用尽全力，打了西德时任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并大声呼喊：“纳粹！纳粹！必须辞职！”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正在侃侃而谈的基辛格猝不及防，一时不知所措，坐在第一排的警卫一拥而上抓住了贝娅特，虽然于当日就释放了她，但在第二年，当局却以“暴力袭击公职人员”为由逮捕了她，并判处一年监禁，不得保释。法庭上，她质问法官：“将一位纳粹总理强加给德国，是不是暴力？那才是真正的暴力！”在舆论的压力下，她最终在服刑4个月后被释放。
　　当时为什么要给基辛格一记耳光，贝娅特说，这记耳光其实她是早有准备的。
　　贝娅特于1939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曾是德国纳粹的一名士兵。她小时候对纳粹没有什么概念，直到遇见丈夫，才开始了解那一段历史。
　　1960年，21岁的贝娅特在巴黎参加了一项德法青年交流计划，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塞尔日是犹太人，出生于罗马尼亚，后跟父母迁往法国。8岁那年，塞尔日的父亲被党卫军逮捕，他和母亲、妹妹藏在家里一堵墙后面，才侥幸躲过一劫，而他的父亲最终死于奥斯维辛。
　　尽管塞尔日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遭遇，但二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闭口不提那段历史，上世纪50年代，课本上完全没有那段历史，直到70年代，在家里谈论纳粹依然是一种禁忌。
　　丈夫一家曾经的遭遇，让贝娅特意识到：“德国必须对那段历史负责，而我自己也有責任和义务找出种族灭绝的真相！而曾为纳粹服务的许多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还得到了挺高的职位，生活也非常优越，就像格奥尔格·基辛格，曾是纳粹德国外交部的广播局副局长，也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主要助手，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纳粹分子，竟然当上了联邦德国的总理，这让我十分愤怒，当时就发出了严正抗议。我认为，虽然我生活在法国，但我仍是德国的一员，我必须承担起历史责任。”
　　贝娅特和丈夫详细研究了很多历史档案，包括从美国获得的资料，以及来自柏林的历史档案，后来她将抗议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一家倾向于左派自由主义的报纸上。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她被所就职的工作机构辞退了。虽然有记者也把她的这篇文章发给德国许多议员，但这些人没有任何反应。
　　贝娅特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将基辛格这个纳粹总理赶下台，将所有纳粹分子揪出并使之受到法律的制裁。
　　贝娅特的这一记耳光和随之而来的入狱，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震动，她在接受采访时慷慨激昂道：“我只是打了那个纳粹总理一记耳光，却要遭受坐牢的不公正待遇，而他犯了那么多的罪行，竟可以逍遥法外。我强烈呼吁，每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到了该觉醒的时候了。如果让纳粹分子继续逍遥下去，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德国的未来必将陷入一片混沌之中，这个国家的美好希望也将化为乌有！”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终于迫使基辛格于1969年黯然下台，随之勃兰特担任联邦德国的新总理。1970年12月，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这一举动，意味着德国的解脱和重新开始。随后，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反省也在德国扩散。
　　贝娅特和丈夫把接下来的人生奉献给了追查纳粹分子的工作。他们先后前往波兰、奥地利、中东、南美洲，追踪大屠杀刽子手，把数十名纳粹战犯送上审判席。虽然无数次收到死亡的威胁，但丝毫动摇不了他们的信念。
　　（摘自《情感读本·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