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爬取公开数据构成犯罪吗

来源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f927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框架下,网络爬虫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在于判断突破反爬虫措施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85条规定的“侵入”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侵入的本质是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信息系统,其核心特征“未经授权”具体指采用技术手段规避身份验证机制进而获得非法访问权限.而反爬虫措施并不涉及访问权限,其作用只是限制访问的方式,故规避反爬虫措施的行为并不能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侵入.另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的“采用其他技术手段”本身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开放式概念,故突破反爬虫措施是否属于“其他技术手段”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范畴,或者说其根本无法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提供明确标准,其实质是应否处罚的价值判断.综合法益保护、预测可能性、网络竞争环境与网络经济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前景以及网络的开放性本质等方面的考量,也不应将突破反爬虫措施强行爬取数据的行为评价为“采用其他技术手段”.
其他文献
苏联解体后,经过一段时间探索,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税法典》,进行了一系列降低税率、简化税制的工作.新世纪以来,影响俄罗斯税收政策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俄税制调整的三大转折点,对抗危机造成的不良经济后果成为税收政策的主要任务,近5年来主要着眼于平衡增收与减负、调整税制结构.总的来说,俄罗斯税制改革为应对经济面临的挑战发挥了一定作用,是俄联邦成立以来成果最为显著的改革之一,但税收政策受外部因素影响严重,仍存在产业税制不合理、个税
福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革命战争年代,10万八闽儿女参加红军,走出83位开国将军,张廷发就是其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rn张廷发,1918年4月出生,福建沙县人.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空军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顾委委员,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鞠躬尽瘁,建立不
期刊
数据跨境传输是数据安全风险的重要成因之一,跨境数据取证作为网络信息时代打击犯罪的新常态,其中蕴含的数据跨境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数据安全法》第36条尽管关注到了这一特殊领域,但其一方面将司法协助与数据安全的批准机制混同,未明确境内单位和个人协助境外机构取证时数据跨境的具体安全审查情形及相应机制;另一方面该审查仅涉及跨境数据取证多种措施中应用范围最窄的一种,对于网上远程勘验、向网络信息业者调取等新出现的跨境取证措施关注不足.对于跨境数据取证中的安全审查和保障机制,其制度设计应当回归到资源性数据保护这一逻辑起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历史;是坚定我们理想信念,增强全党政治自觉、发扬革命精神、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最好政治教材.总书记的指示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为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期刊
1979年12月8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大会的正式代表共965名,代表全省60多万名党员.这次大会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动员全省党员和人民群众,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指示,为加速福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期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包含对数据使用协议中格式条款违反相关法律、数据画像、地下数据交易等大规模侵权和分散性侵权等情形,可以按照“列举+兜底”对诉由予以类型化并适当予以限定以实现抽象层面的利益平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和《民事诉讼法》第55条构成特别规范和一般规范的关系,应优先适用.在适格主体顺位上,各级检察机关列于引领位置.消费者组织仅能就与市场活动和消费行为相关的损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的相关公益诉讼之实体有理由的范围远超前者.应在完善配套
司法解释对督促程序定性模糊是督促程序制度效能低下的根源.为提高督促程序适用率,首先应澄清督促程序既不是非讼程序,也不是诉讼程序,而与略式程序具有较高适配性.在此基础上,应当以略式程序法理修补督促程序规则.如应从宽解释“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督促程序可以适用财产保全、债务人异议只有构成实质性争议时才能终结督促程序,且理应为督促程序配备救济机制.
2016年日本《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合意制度与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协力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属他人归罪型控辩协商制度,日本合意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可为我国该制度操作规程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日本合意制度的入法因缘于从事后处理型到危机管理型的司法理念转变,从义务主义到功利主义的司法文化演变,从传统证据收集方法到新型证据收集方法的司法实践改变.日本合意制度以特定的财政经济类、药物枪械类犯罪为适用对象,以协议与合意为程序,依托于犯罪嫌疑人的协力行为和检察官的宽大处理行为而运行,在遵循双方法定义务的同时,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特定性决定了诉讼对于公益保护的局限.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公益诉讼是作为行政管制的司法补充出现的,是以“补充管制”为目的和内容的“执法诉讼”,其基本规则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制度内容应与管制法协调呼应.我国公益诉讼法律规定不足,与管制法缺乏衔接,具有照搬传统的“私诉化”倾向,需要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加以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在内容上应加强与管制法的内在关联,协调与管制执法的顺位关系,理顺检察机关诉讼与社会组织诉讼、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强化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构建.在模式上应构建“综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之一,囿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在立法上一般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实践中也常常被行政机关“泛化”甚至“架空”.通过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2020年相关裁判的分析发现:法院对公共利益进行审查时,通常以“规划+目的”的方式进行形式上的判断,而在实体内容上保持了对行政权的尊重和克制.此种审查路径虽然可以弥补由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缺陷,但由于行政规划与公共利益的非对等性、征收期待目的与公共利益的非同一性,使得此类论证方式缺乏足够的证明力度.从整体架构而言,对公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