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春，我拿到了一把汉口路309号3楼的房钥匙。那时我刚到对面274号解放日报上班，因为家住得较远，报社给我安排了集体宿舍。当我仰望着一幢外观雄壮，显现着欧洲建筑风格的大楼，得知这是《申报》馆时，心里充满了惊讶和好奇。记得小时候，我的祖母差遣我去杂货店买东西，总是说：“带张申报纸去包一包。”其实，那时已经没有《申报》了，但老上海总是习惯把申报纸当作一切新闻纸的代名词，可见这张报纸在民间影响之大。我的不识字的祖母对于申报纸的解释是既俗又有指向性：“申报纸就是登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打官司的报纸。”事实确是如此：《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第二年冬天，浙江余杭就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申报》为此连续三年追踪报道，文章多达60多篇，从此这张旧中国发行历史最长的报纸，创刊伊始便一炮打响，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但，时过境迁，上世纪60年代我踏进我的宿舍时，欣赏着虽已显得陈旧，依然透出精细的磨花地面、雕花房顶时，却分明感受到了一种落寞、凄寂的气息。大白天，整幢大楼空空如也，三楼的男厕所水管坏了也没人修。当年气派非凡的《申报》营业厅，成了放着几张桌子的“群众信访办公室”，物非所用。“寂寞楼庭飞流萤”，我感觉到这幢大楼遭遇冷落。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国情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想想也容易理解。像《申报》这样一张在旧中国度过78年生涯的报纸，在各个动荡时代涂上各种政治色彩，它的命运多舛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今天在清理旧世纪的遗物时，不妨取一种客观、公正、宽容的态度。追根溯源，《申报》的老祖宗是一个名叫美查的英国商人。他靠贩运商品起家，后来又在上海开了火柴厂和药水厂。旧上海的著名棚户区药水弄就是因为他的药水厂所在地得名。这个英国人很有头脑。他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后，发现上海只有一家中文日报，而开埠20年后市面却日见繁荣，如果再办好一张在民间有销路的报纸，开辟广告市场，是能够赚钱的。于是就找了三个朋友，各出400两银子，共1600两办起了《申报》。这是1872年，清同治11年。假如按照一般性的推理，这个英国人办报大概会按照西方的模式，但实际上他倒是明白中国的国情。他网罗了一些江浙地带的清朝秀才，如先后当过总主笔的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等人主持笔政。这些秀才具有近代启蒙思想，对国家对民族忧患难平，在办报的倾向性上明显有着正义感和爱国精神。譬如，对1883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等的报道，基本上顺乎民情、民意，所以报纸的销路从最初的1千份上升到1万份左右。1万份这个数字，在今天毫不为奇，可是当时的印刷技术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纸张是用手工制作的毛太纸，印刷机是手摇的。报纸的外埠发行渠道主要依靠轮船，逢到星期日轮船停班，报纸也只好休刊。但由于这张报纸既报道世界政局、又刊载清廷的谕旨，还有论说和诗词、散文、译著，广告五花八门，所以受老百姓的欢迎，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了。1889年，美查赚了不少钱，人也老了，收回了办报的本利，回到英国。报纸的产权、管理权逐步由上海金融世家席子佩接盘。这是《申报》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换句话说，《申报》由中国人办了。这个时期的《申报》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申报》对袁世凯醉心于帝制的态度是予以揭露和斥责的。再就是在1911年8月24日创刊了综合性副刊《自由谈》。《自由谈》最初的编辑王钝根是席子佩的青浦同乡。王钝根在编辑方针上强调“丰富多彩、饶有趣味”，开创了中国报纸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先河。
　　《申报》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1912年12月史量才接办报纸以后。史量才原籍江苏江宁，7岁时跟随父亲到松江泗泾镇开中药店，从此落户泗泾。光绪25年，史量才在松江乡试中了秀才，但因他原是江宁人，所以当时以冒籍降为附生。如今的泅泾还保留着史量才故居，供人们参观，纪念这位中国报业史上的巨子和爱国进步人士。1916年《申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万份，每年盈利从1、2万元增长至10万元，有时多达30万元。于，是，他筹划了一个大手笔，化银70余万两，1918年在汉口路309号造起了一幢当时在全国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新闻大楼，包容编辑、广告、排版、浇铸、制版、印刷各种设施。这就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当作宿舍居住的地方。
　　史量才主张办报要真实、客观、公正，不带党派色彩，其实，他是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显然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他周围聚拢着一些著名人士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等，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如孙中山“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蒋介石围剿苏区根据地、坚决抵抗日军侵华……都表示了显明的倾向性，甚至还派出记者访问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尤其是由黎烈文接办《自由谈》副刊后，《自由谈》这个名称成为现代报业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鲁迅、茅盾是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最多的作者。有统计说，1933年至1934年11个月内，鲁迅在此发表的杂文140余篇。换句话说，鲁迅的投枪、匕首多在此地亮出。其他如叶圣陶、老舍、施垫存、沈从文、郑振铎、王任叔、谢冰莹等现代名作家也是《自由谈》的常客。上世纪30年代头几年中，《申报》已经发行到将近14万8千份，堪称其全盛时期。可惜的是，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突然在出游杭州返沪的海宁县境内，惨遭特务暗杀。此后的申报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一步一步滑入低谷。太平滚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孤岛不复存在，日军占领申报馆，劫持报馆人员，强行出版了充斥着汉奸言论的申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以《申报》附逆为由，予以接收，一度沦为C．C派的喉舌。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申报在2天后停刊。次日，上海第一张解放日报在原《申报馆》出版了。
　　《申报》度过了78年的悠悠岁月之后，无法善终，终于灰飞烟灭。人们只有在查阅资料时，才能从故纸堆里翻开它泛黄的面容。这难免让人扼腕叹息。回首历史之河，《申报》作为民办的报纸，好象一叶扁舟，在时代的政治风浪里行驶，晃荡不己，艰难驾驭。即使在它的早期、中期，由于办报的各色人等政治立场不一，许多白纸黑字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也可以说是污点。但，致命伤还是它在后期被侵华日军劫持，随后又被国民党以“附逆”为由接收，可悲地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强奸了。我们今天应该能够理解它当年的处境；也应该明白，作为报纸，作为一种社会传媒，不可能游荡在世外桃源，不可能超脱社会的政治。不过，我觉得在这一份上世纪的遗产中还是可以清理出珍宝的。据说，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到上海时曾经问过，《申报》哪里去了?还表示可惜地说过，这样好的报纸怎么把它弄掉了?是不是毛主席还记得当年《申报》记者在延安窑洞对他进行过彻夜访谈?我不得而知。不过，我从毛主席的话中还是感觉到《申报》是有历史价值的。这就使我联想到，同是出生在旧中国旧上海的《新闻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如今脱胎换骨，重放光彩。其实，这几份报纸虽然旧名称依然，版面与从前却是天差地别了。《申报》虽然个况不同，但是它一度最贴近民众、反映民意，真实记载历史的版面特色；还有它明显的商品属性，介入市场经济，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规律，却是值得梳理、借鉴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今，我经过汉口路309号，发现大楼模样依旧，底层原《申报》馆营业大厅却变成了粥店面馆。楼内的房间似乎也大都出借他用了。历史不喜欢伤感，面对高高耸立云天的解放日报集团新大楼，我忽发奇想，说不定哪一天又从中诞生出一分崭新的《申报》哩！
　　[编辑·孙文昌　王海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