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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在冀中的太行山脚下度过。
1978年的冬天,4岁那年,我背着妈妈缝制的花布小书包,去上学了。还记得那时,幼儿班的教室在一户人家的新房里,小板凳是自己搬去的,课桌是长条的青石板。我当时根本不够学龄,是个插班生。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学生,开始了对学习的“热爱”之旅。
跟所有孩子一样,儿时最敬佩的就是老师。
激励与热爱:两个郭老师
我上学有个毛病——冬天爱迟到。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冷,我年纪小,恋被窝,起不来,而妈妈又不允许我饿着肚子去上学。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二年级时的一天早晨,我正盘着小腿儿坐在炕头上喝粥,只听门外有人高声说:“你们两口子就不能早点儿起来做饭啊?”声毕,我那高大的班主任郭老师从门外进来了,对爸妈接着说:“我总共就这么一个好孩子,你们非得给我耽误了不可!”
我脸顿时就红了,放下饭碗要穿鞋。老师赶忙说:“霞,你别急,慢慢吃,吃完再去,我等着你。”吃完了,我习惯性地端起水杯,漱了漱口,然后才背上小书包,跟着老师去学校。到了班里,在全班眼巴巴等着的同学面前,郭老师说:“你们看看小霞,我去接她,她看见我就打招呼,多么懂礼貌。人家吃完饭,还知道漱漱口,多讲卫生啊。要向霞学习,不光学习好,还讲卫生,懂礼貌……”
真的感谢郭老师,他的名字叫郭瑞。尽管他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但是他却让我懂得了,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不遗余力地表扬,远比揪住孩子的缺点疾风暴雨地批评,效果好得多。
到三年级换了个女老师,也姓郭。我记得,在那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大概持续到初中二年级,每回写作文,只要是写我的老师,我的作文主角都是她,而且最喜欢把她比作一朵莲花,出水莲花,美丽迷人。但是四年级以后,她就不教我们了,因为她结婚了,嫁到了外村。我缠着妈妈,从家里并不宽裕的经济中,挤出了微薄的一点钱,到集市上给郭老师买了最好的一对枕巾,送到郭老师家里,哭得跟泪人似的。而我的郭老师,在结婚那天,将那一对枕巾,鲜明耀眼地放在了嫁妆的最上面。
郭老师虽然出嫁了,但她永远都是我的郭老师,是让我懂得了爱和美的郭老师。郭老师的婆家在我姥姥家附近,每次去姥姥家,路过郭老师的村子,爸爸都会提醒我,郭老师家就在这。我要上高中了,去姥姥家,爸爸对我说去看看郭老师吧,就带着我去了她家,不巧的是,铁门锁上了,家里没人。爸爸和妈妈没有读过什么教育理论,但是他们懂得做人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感恩。我的郭老师,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名叫郭金玲。
恐惧与同情:一个于老师
五年级,我又换老师了。教数学的是于老师,语文是又一个郭老师。于老师年龄与我爸爸相仿,论资排辈我该叫他姑父;郭老师是个小姑娘,漂亮活泼,人见人爱。于老师对我很好,又喜欢又拉拢。而我对于老师的感情,却很复杂。一方面我很看重他对我的态度和评价,一方面我却不喜欢他的一些作为;一方面我想靠近他,一方面我又想远离他,不让他干涉我的心。正因此,在我精神的成长上,他给我的影响也很大。
为什么我对于老师用“拉拢”这个词呢?因为于郭这两个老师,之间有矛盾。于老师喜欢把学生叫到他家里,询问郭老师的动态,而学生也喜欢向作为班主任的他汇报,而我却更喜欢和郭老师在一起,在于老师家里常常沉默不语,见到郭老师却有说有笑。而如果有时在于老师那里汇报了什么的话(孩子很害怕孤立,所以一个孩子保持异见很难),就会对郭老师心怀愧疚。
记得有一次,也是个冬天,下午放学后,于老师给我补落下的数学课。屋里黑洞洞的,郭老师走里转外找火柴,好不容易点上了煤油灯,她就自个儿笑了起来,欢快的笑声在小屋里回荡着,让人心里格外明亮。于老师却冲我眨了眨眼睛,仿佛在告诫我,千万不要这样大笑。我小小的心里,顿时充满惆怅,为郭老师抱不平,又对自己背负了于老师的关心而感到负疚。发现成人之间诡秘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且对之产生厌倦抵触心理,大约始于这个时候。
还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萌生了要当老师的念头。
小学阶段,我始终是班干部,负责班里的纪律维护,因此会得罪一些人。不知道是孩子的天性使然,还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出现问题,学校里总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愿意做老师的密探,喜欢去老师那里打同学的小报告。有一次,我去于老师那问数学题,不经意间,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的名字,说我们曾经在某时某地做过什么。当时我感到全身都凝固了,恐惧和厌恶袭上心头,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勇气,趁老师不注意,我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改成了打小报告的那个同学。
但是,厄运才刚刚开始。
下午上课,于老师像往常一样叫我回答问题。但当我回答完之后,他却不再理我,自顾自地对着同学们说:“咱们班有的同学平时成绩很好,但私底下却……”后来怎么下课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省得站在这里以这种不明不白却又明明白白的方式示众。当时我在心里狠狠地发誓:“我将来一定做老师,一定不这样对待我的学生!”如果问我什么最能让人恐惧,那么就是被告密和被羞辱。这种可怕的感觉,真是透入骨髓,至今仍让我不寒而栗。
一度,我曾经怨恨于老师,因为他确实伤害过我的自尊心,甚至羞辱过我的人格,而且使我直接从老师那里发现了成人的尔虞我诈所带来的丑恶与恐怖。所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给我的偏爱所带来的欢喜温暖。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更是发现,越是接受到老师的偏爱,越是在同学中受到孤立和攻击,偏爱所带给孩子的痛,并不比忽视所带来的少。但是,随着阅历增多,我对于老师反倒多了理解,而且还有一些同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从文革的血洗中走出来的于老师,怎能不受影响呢?在十几、二十岁时,他所接受的洗礼,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他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人。派性与争斗,对于他们而言,是面对人群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其实就连我的父母,不也一样受着文革的影响吗?只是因为爷爷和姥爷都是文革中挨批受整的角色,所以他们出于本能地厌恶这种派性之争,懂得如何与人为善。而父母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作为于老师的学生,在童年中,我们领受到了孤立与排抵之痛,确实是一种伤害。但若说我们这些孩子是受害者,那他又该向谁去讨债呢?就像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人性之恶,是怎么造成的,是谁发掘的?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真的不该只是一味谴责,也应该给予同情。
一个农村教师,自己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一样,都是他的真实,而他的人性之阴暗,也正来自于他的伤痛和恐惧。将这种真实,让孩子以伤害的方式去承受,恐怕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是愚昧无知造成的错误。为此,我冒着被视为无视师恩的负义之徒的危险,把这些写出来,衷心希望看到我这些故事的教育工作者,能够仔细品味一下赫伯特·斯宾塞的这一段话:“一切罪恶,都根源于无知愚昧,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通过知识和爱,没有其他途径。”
(作者单位:江苏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责任编辑 赵霭雯
1978年的冬天,4岁那年,我背着妈妈缝制的花布小书包,去上学了。还记得那时,幼儿班的教室在一户人家的新房里,小板凳是自己搬去的,课桌是长条的青石板。我当时根本不够学龄,是个插班生。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学生,开始了对学习的“热爱”之旅。
跟所有孩子一样,儿时最敬佩的就是老师。
激励与热爱:两个郭老师
我上学有个毛病——冬天爱迟到。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冷,我年纪小,恋被窝,起不来,而妈妈又不允许我饿着肚子去上学。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二年级时的一天早晨,我正盘着小腿儿坐在炕头上喝粥,只听门外有人高声说:“你们两口子就不能早点儿起来做饭啊?”声毕,我那高大的班主任郭老师从门外进来了,对爸妈接着说:“我总共就这么一个好孩子,你们非得给我耽误了不可!”
我脸顿时就红了,放下饭碗要穿鞋。老师赶忙说:“霞,你别急,慢慢吃,吃完再去,我等着你。”吃完了,我习惯性地端起水杯,漱了漱口,然后才背上小书包,跟着老师去学校。到了班里,在全班眼巴巴等着的同学面前,郭老师说:“你们看看小霞,我去接她,她看见我就打招呼,多么懂礼貌。人家吃完饭,还知道漱漱口,多讲卫生啊。要向霞学习,不光学习好,还讲卫生,懂礼貌……”
真的感谢郭老师,他的名字叫郭瑞。尽管他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但是他却让我懂得了,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不遗余力地表扬,远比揪住孩子的缺点疾风暴雨地批评,效果好得多。
到三年级换了个女老师,也姓郭。我记得,在那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大概持续到初中二年级,每回写作文,只要是写我的老师,我的作文主角都是她,而且最喜欢把她比作一朵莲花,出水莲花,美丽迷人。但是四年级以后,她就不教我们了,因为她结婚了,嫁到了外村。我缠着妈妈,从家里并不宽裕的经济中,挤出了微薄的一点钱,到集市上给郭老师买了最好的一对枕巾,送到郭老师家里,哭得跟泪人似的。而我的郭老师,在结婚那天,将那一对枕巾,鲜明耀眼地放在了嫁妆的最上面。
郭老师虽然出嫁了,但她永远都是我的郭老师,是让我懂得了爱和美的郭老师。郭老师的婆家在我姥姥家附近,每次去姥姥家,路过郭老师的村子,爸爸都会提醒我,郭老师家就在这。我要上高中了,去姥姥家,爸爸对我说去看看郭老师吧,就带着我去了她家,不巧的是,铁门锁上了,家里没人。爸爸和妈妈没有读过什么教育理论,但是他们懂得做人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感恩。我的郭老师,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名叫郭金玲。
恐惧与同情:一个于老师
五年级,我又换老师了。教数学的是于老师,语文是又一个郭老师。于老师年龄与我爸爸相仿,论资排辈我该叫他姑父;郭老师是个小姑娘,漂亮活泼,人见人爱。于老师对我很好,又喜欢又拉拢。而我对于老师的感情,却很复杂。一方面我很看重他对我的态度和评价,一方面我却不喜欢他的一些作为;一方面我想靠近他,一方面我又想远离他,不让他干涉我的心。正因此,在我精神的成长上,他给我的影响也很大。
为什么我对于老师用“拉拢”这个词呢?因为于郭这两个老师,之间有矛盾。于老师喜欢把学生叫到他家里,询问郭老师的动态,而学生也喜欢向作为班主任的他汇报,而我却更喜欢和郭老师在一起,在于老师家里常常沉默不语,见到郭老师却有说有笑。而如果有时在于老师那里汇报了什么的话(孩子很害怕孤立,所以一个孩子保持异见很难),就会对郭老师心怀愧疚。
记得有一次,也是个冬天,下午放学后,于老师给我补落下的数学课。屋里黑洞洞的,郭老师走里转外找火柴,好不容易点上了煤油灯,她就自个儿笑了起来,欢快的笑声在小屋里回荡着,让人心里格外明亮。于老师却冲我眨了眨眼睛,仿佛在告诫我,千万不要这样大笑。我小小的心里,顿时充满惆怅,为郭老师抱不平,又对自己背负了于老师的关心而感到负疚。发现成人之间诡秘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且对之产生厌倦抵触心理,大约始于这个时候。
还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萌生了要当老师的念头。
小学阶段,我始终是班干部,负责班里的纪律维护,因此会得罪一些人。不知道是孩子的天性使然,还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出现问题,学校里总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愿意做老师的密探,喜欢去老师那里打同学的小报告。有一次,我去于老师那问数学题,不经意间,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的名字,说我们曾经在某时某地做过什么。当时我感到全身都凝固了,恐惧和厌恶袭上心头,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勇气,趁老师不注意,我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改成了打小报告的那个同学。
但是,厄运才刚刚开始。
下午上课,于老师像往常一样叫我回答问题。但当我回答完之后,他却不再理我,自顾自地对着同学们说:“咱们班有的同学平时成绩很好,但私底下却……”后来怎么下课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省得站在这里以这种不明不白却又明明白白的方式示众。当时我在心里狠狠地发誓:“我将来一定做老师,一定不这样对待我的学生!”如果问我什么最能让人恐惧,那么就是被告密和被羞辱。这种可怕的感觉,真是透入骨髓,至今仍让我不寒而栗。
一度,我曾经怨恨于老师,因为他确实伤害过我的自尊心,甚至羞辱过我的人格,而且使我直接从老师那里发现了成人的尔虞我诈所带来的丑恶与恐怖。所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给我的偏爱所带来的欢喜温暖。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更是发现,越是接受到老师的偏爱,越是在同学中受到孤立和攻击,偏爱所带给孩子的痛,并不比忽视所带来的少。但是,随着阅历增多,我对于老师反倒多了理解,而且还有一些同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结束,从文革的血洗中走出来的于老师,怎能不受影响呢?在十几、二十岁时,他所接受的洗礼,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他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人。派性与争斗,对于他们而言,是面对人群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其实就连我的父母,不也一样受着文革的影响吗?只是因为爷爷和姥爷都是文革中挨批受整的角色,所以他们出于本能地厌恶这种派性之争,懂得如何与人为善。而父母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作为于老师的学生,在童年中,我们领受到了孤立与排抵之痛,确实是一种伤害。但若说我们这些孩子是受害者,那他又该向谁去讨债呢?就像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人性之恶,是怎么造成的,是谁发掘的?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真的不该只是一味谴责,也应该给予同情。
一个农村教师,自己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一样,都是他的真实,而他的人性之阴暗,也正来自于他的伤痛和恐惧。将这种真实,让孩子以伤害的方式去承受,恐怕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是愚昧无知造成的错误。为此,我冒着被视为无视师恩的负义之徒的危险,把这些写出来,衷心希望看到我这些故事的教育工作者,能够仔细品味一下赫伯特·斯宾塞的这一段话:“一切罪恶,都根源于无知愚昧,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通过知识和爱,没有其他途径。”
(作者单位:江苏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责任编辑 赵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