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肯尼亚航空不通知地晃点之后，被迫滞留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日子百无聊赖。有天晚上雨后微凉，我在酒店附近兜圈散步。在西非，很多房子看着光鲜，可一到夜里就显出原形，酒店周围一圈都是黑灯瞎火，高档住宅区的路灯都像是瓦数不够。
　　中国人建的小别墅烂了尾，正逢磅礴雨季，不宜施工，处于搁置状态。无家可归的贫民因此找到了避风港，至少，这比他们自己那些拿铁皮拼贴而成、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房子要好得多了。在黑暗中，我听见孩子们在嬉戏，却看不到他们在哪里。
　　“能走的都走了，包括政府官员，他们其实都是裸官。”一位在当地驻了一年多的中企员工对我说。从今年5月起，埃博拉病毒代表死神接管了这个国家，从8月中旬开始，航空公司一个接一个停飞，不停飞的也几近客满，机票价格翻倍地涨，只有真正的富翁和不用自己掏机票钱的人才能逃出这个国家。
　　每天我出门归来，司机都会经过弗里敦的两大贫民窟：湾区和刚果镇。湾区是填海而成，密布铁皮房子，刚果镇则有一座方源好几公里的垃圾山。两地都有河流入海，河道被各种生活垃圾、电子垃圾堵得慌不择路，淤泥之上有猪在觅食，孩子们在深绿色、散发着恶臭的水里玩耍，或是捡拾废旧瓶子，装满和他们等高的麻袋，顶在头上逆流而下。
　　这种场面，似乎特别符合西非以外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具有足够的冲击力唤醒志愿者们对西非的同情和悲悯。无国界医生的医务人员在一线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最危险的病毒交手时，不知道是不是怀着一种救世主般的献身精神——我说这话全然没有揶揄之意，若我是医生，并无做出那样选择的勇气。
　　在被困的这几天里，我突然遇到一个悖论：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大爱无疆地送来救援物资和医疗专家组，一方面是本地的中国公民在恐慌之下自发设法包机撤离，在这两者之间是忽而激昂、忽而沉默的外交机构。一想到中国领事官员平均每人要服务超过18万海外公民，我也很分裂，不知道心理的天平该倒向哪一边。
　　几番折腾订上了机票，离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我想得最多的并不是走了以后要忙什么，而是那些走不了的人们在想什么。这是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家园——那些无所事事在街头靠卖手机充值卡为生的年轻人，他们怎么看匆匆来了又走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