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控制论之父”的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一位在众多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大师级人物。在他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提出了有关通信问题的统计理论等理论性成果，也研制了电子滤波器等创造发明。对理论建构和发明实践的双重关注，使他比一般科学家更积极地思考影响发明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通过对发明和发现历史的考察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他认为，影响发明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智力环境：创新思想和观念的孕育始于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在科学的智力环境方面，维纳着重强调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工具作用，认为数学能使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并使人们在不同领域中发现相同的问题。在科学家的智力环境方面，维纳认为有利于科学家的智力环境应该保证科学家对自然的好奇和求知欲不被世俗利益所困扰。而西方400年以来经历文艺复兴、现代西方科学诞生过程所大量涌现和积淀的思想资源却面临着崩溃的局面。科学家们日益远离了为科学而科学的学术传统，他们日渐丧失了被人们尊重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商业社会的严重侵蚀，热衷于使用自己的知识换取物质利益。
　　2．技术环境：维纳认为工艺和原材料是发明非常重要的技术环境。达·芬奇的笔记体现了他许多天才的机械设计构想，但这些有价值的构想却遭到了尘封，这是因为当时缺乏先进加工技术和适当的原材料。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的加速转化，既建立在科学知识加速增长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技术全面革新的基础上。
　　3社会环境：一个有利于知识和信息流动的社会体系结构将有助于工匠(工程师)和哲学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沟通，从而形成有利于发明的社会氛围。他认为在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过程中，技师与学者的接触打破了脑体对立，最终使科学方法中智力的系统训练和实验观察结合起来，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当代发明的社会环境则是一种“巨科学”，自由科学家转变为工业科学家，从大学的象牙塔走入了工业实验室，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发明工厂的一部分，从而为利益的目的所驱使，丧失了研究的独立性，排除了其他发明、发现模式的可能。
　　4．经济环境：维纳对影响发明的经济环境的论述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经济制度环境，而是着眼于技术发明过程中所需的经济条件。他客观地指出，鉴于发明本身不可预计的风险性和成熟过程的漫长，在发现和发明的萌芽阶段，也就是新思想产生的阶段，应远离工业投资家。投资家所使用的投资回报决策方法，注重短期效果和收益，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是一种即时反馈机制的应用。而以人类长远利益为目标的智力发现和发明过程，是长时的反馈机制。这提示我们，在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的投入、机构的设立、知识的积累都必须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大学、非营利的科学基金会给这种发明和发现的社会责任感提供了经济支持。
　　维纳认识到发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技术发明在推进和维持人类生活与文明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技术发明带给人类更为舒适、便捷的生活。另一方面，技术发明很容易被滥用，仅仅服务于注重短期效益的企业研发主体的利益，违背造福大众利益的宗旨和持续发展的长远效益。在应用上也易于成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在他看来，甚至最初以保护发明者为目的的专利保护制度，也蜕变成为企业生产垄断的工具和工业投机的规则体系。
　　虽然维纳对发明积极性持有乐观态度，但他对发明消极性的深刻忧虑也促使他思考问题解决的途径。他认为，首先应提倡科学家和发明家树立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奉献社会、回报社会的意识，培养公众对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的信心和参与、支持发明的积极性。但就如这些行为规范终于被认识到只是理想规范，并不断受到现实中科学家不端行为的挑战一样，维纳提出的解决途径也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即将科学家的学术理想的实现、人类发展长远目标的实现与当下社会需求的满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理想状态。
　　其次，他呼吁重视自由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作用，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提倡创造一种科学家、发明家自由研究和发展的宽松环境。他也明确，在走向“大科学”的浪潮中，学科专业的高度分化，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已经从过去的由个别学者的“单打独斗”越来越走向了集体协作的、甚至上升到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范围共同努力的高度社会化的活动。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紧密结合，发明创新也打上了经济利益的烙印，越来越以成本和效益为导向。但他认为，人类思维的奇葩——创造性思维，应该是不屈从外部社会的利润动机的。他的观点在当今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思考模式中，突出强调了个人作为创新主体不可忽略的作用。
　　维纳对影响发明的环境因素的考察，是基于历史的分析对当前发明创新环境的批判。他的独特视角将我们的思考引向如何避免当代环境中影响发明的不利因素，并为创造更有利于发明和创新的环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