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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张力指社会系统在其运行與变迁的过程中，因结构性失衡或民众无序互动而导致的紧张状态，继而由此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冲动力量。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因结构性失调而出现的社会张力处处可见：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张力，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究其根源，这些社会张力无不来自于落后的道德囚笼的束缚。由史观今，明代社会的困境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我们重新反思道德与社会、与时代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把握好这一问题，才能破除道德囚笼，减小社会张力，使道德手段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
关键词：道德囚笼;社会张力;政治道德化;法律道德化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4-0090-06
“张力”一词来自物理学，指的是拉力作用下物体相互之间的牵引力。后因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美国的社会学家将“张力”一词类比运用于社会学中，形成了“社会张力”的概念，用以形容社会系统在其运行与变迁的过程中因结构性失衡或民众无序互动而导致的紧张状态，继而由此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冲动力量。在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社会机体的运行往往会面临各种冲突与失衡，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此种结构性压力即为社会张力。而这种社会张力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得以深刻体现。
《万历十五年》从细微之处入手，以传记体的铺叙方式描述了数位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书中所叙人物众多，上至庙堂天子，下至地方名士，然而无论他们是积极进取或消极怠政，是雷厉风行或圆滑调和，是墨守成规或因地制宜，均未能左右国势的发展，最终只能从历史的舞台上黯然离场。用作者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之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而这种遍及社会各方的冲突与失败，正是社会结构失衡的产物，是社会张力的体现。而究其根源，这种结构性张力的存在则应归因于当时已“山穷水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的长期缺失。
一、社会张力何以表现
《万历十五年》分为七个章节，分别叙写了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权臣张居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名士李贽等人在公元1587年前后所经历的人生际遇，并借此群像间接勾勒了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图景。这一图景看似一派和谐，实则暗流涌动，隐藏了诸多矛盾与冲突，蕴含着各方面的社会张力。
（一）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张力
从空穴来风的午门闹剧入手，《万历十五年》开篇即描述了万历皇帝的日常生活与成长经历。作为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万历皇帝理应处于权力的顶峰。然而，他却并没有随心所欲的能力，而是受到来自礼法与官僚的诸多约束。这一点从君臣之间的立储之争上可见一斑。万历宠爱机智聪慧的淑妃郑氏，意欲册封其子朱常洵为太子。然而嫡长子并非朱常洵，而是朱常洛。若封朱常洵为太子，则为废长立幼，于礼不合，自然会引起群臣的一致反对，不少官员甚至联名向皇帝施压。万历对此极为震怒，乃至处罚了参劾的官员，但群臣的意见并未因此而终止。双方围绕立储问题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最终万历迫于无奈，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立储之争方才平息。
此事后，万历皇帝逐渐意识到，皇帝的宝座并非传说中的天命所归，而只是一个制度的产物。皇帝在处理国事时并非最终决定者，而只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方面，万历年间的文官制度早已成熟，官僚集团已不仅仅是单一的行政工具，而有了自己的意见与力量。皇帝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之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并没有太多的决断权力。另一方面，强大的文官集团会不断迫使皇帝努力维持感情和个性的真空，以便在处理政务时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一旦皇帝萌发了强烈的个人意志或情感，背离了官僚集团一致认定的价值规范，便会面临群臣的集体反抗与施压。如此看来，皇帝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群臣，由此君主与官僚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万历深感束缚、苦闷难当的根源，也是他后期不问政事、消极反抗的元凶。
（二）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
既然皇帝权力受限，再难凭借个人好恶干涉国事，那么真正处理政务争端的官员是否能够事权集中、秉公办事呢？其实也不然。官僚集团虽然对皇帝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但其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许多裂隙与冲突，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就是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贯穿于每一官吏仕途生涯的始终，无论是力行改革的张居正、温和改良的申时行，抑或是孤直耿介的海瑞，都深受这种张力的影响，始终未能跳出原有的社会秩序。
在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中，最为突出的官员无疑是张居正。万历登基时尚不满十岁，自然难以服众，尤其是当时的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居然公然表现出对皇室的轻视。幸而张居正献上妙计，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了高拱，于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有此等殊荣加身，张居正自然顺利地成为了新的内阁首辅，并为皇室所倚重。在某种程度上，张居正甚至掌握着实际的政务处理权与人事任命权。在当时，张居正可谓真正地重权在握，位极人臣，而他的政治抱负也得以尽情发挥。在职期间，张居正力行改革，一心整理全国赋税，并以万历的名义实施了全国耕地丈量。但改革还未落实，张居正便因病逝世，而他的诸多计划也在其死后化为乌有。
在生前，张居正铁面无私的处决态度与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一向为皇帝所称颂，但却在死后为其埋下了获罪的祸根。在辞世五年之后，张居正接连收到任用亲信、专权乱政、蔽塞谏言、污蔑亲藩等弹劾，他的家产被抄没，儿子被革职，生前加身的诸多荣耀被一一剥夺，甚至最后差点被开棺戮尸。风光无限的一代首辅，何以竟沦落至此？为提高行政效率而推行的改革制度，最终又为何被千夫所指？
张居正未能看清的问题，新任首辅申时行却心知肚明。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政治上实施中央集权，但在精神上却以道德作为支柱。所谓的“大同社会”不仅需要选贤任能，还需要提倡路不拾遗等传统美德。总而言之，道德的地位极为崇高，它不仅可以作为行政的指导方针，甚至可以代替行政本身。然而，明代所推行的传统道德早已与社会现实脱节，文官们所熟读的“四书”也难以适用于现实情境。由此，文官集团内部便产生了“阴”与“阳”之间的冲突。“阴”指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阳”则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由于调和阴阳的工具——道德在当时早已失去其现实作用，因而文官集团内部阴阳之间的冲突便显得尤为激烈。 在阴与阳的矛盾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官的俸禄问题。根据明代律法的规定，官员的薪给一般极为微薄，难以支撑正常的生活开支。因此，为了弥补日常的花销，众多官员均会在私下谋取一部分额外的收入。在这一问题上，严守律法为阳，以权谋私为阴。由此阴阳之间的对立，便使文官集团分为了三派：一派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另一派则清高自负，义不苟取，但大部分人仍居于这两派的中间，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些许收入。这三者之间的差别，正是文官集团难以和谐的一大原因所在，也是阴阳之间张力的体现。张居正改革失败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其行为注重阳而忽视了阴，从根本上触动了文官集团的灰色利益，从而招致了众多的不满。
申时行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官集团阴阳之间的张力，还发现了文官集团名实之间的冲突。在万历年间，文官集团已趋于成熟。名义上文官集团仍然是人民的公仆，但实际上却早已成为了帝国的实际主人。事实上，当时的文官系统掌控着整个国家，任何改革都跨不过文官系统的利益。张居正未能发现这一点，因而在死后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前任首辅的教训，放弃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代之以温和改良的处事方式。利用这种圆融调和的政策，申时行平稳地度过了八年的任期。
这样看来，是否申时行的官场生涯最终得以圆满收场呢？其实也不尽然。虽然申时行采取折中之策，力图调节各方矛盾，但在文官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下，他殚精竭虑推行的温和改良路线同样难以为继，最终只能黯然收场。相较之下，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力图将技术问题从道德中分离。而申时行以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个人各尽所能地以道德补救技术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将二者相分离，所以他向传统的道德伦理妥协，并期待以自身的诚意调和阴阳之间的对立，补救制度的不足。这一想法并非没有现实意义，但从其执政历史来看，成功的可能极为微小。
为文官集团内部张力所困的并非只有张居正、申时行二人，清官海瑞同样也为这一问题所深深困扰。但他的处事态度却与两位首辅迥异：张居正认识到了以道德代替律法的弊端，力图将技术问题从道德问题中相分离;申时行更为现实地察觉到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因而向传统道德妥协;但海瑞却并未将传统道德视为束缚，而是對其坚决信奉与实行。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执法不阿，但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在法律条文所不及的地方，海瑞通常以传统伦理予以解释与执行，所以他在处理案件时奉行的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传统道德标准。用这样的精神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但“四书”中所确立的道德标准，不仅早已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脱节，而且缺乏处理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因而海瑞的做法无疑也激起了大量的反对。
归根结底，无论是阴阳之争，还是名实之变，这些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都应归因于组织与技术之短，归因于道德与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三）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
在官僚集团内部，并非只有文官之间存在着社会张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同样十分明显。有赖于唐朝藩镇之乱的前车之鉴，明朝帝王向来注重对武官权力的限制。至万历年间，这一倾向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当时，文官集团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1]。与此相对，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宏观上看，这一局面是一元化政治组织的必然结果[2];但从微观上看，这一现实也深刻体现了文官与武官在施政原则上的冲突。在两千年来孔孟之道的熏陶下，帝国的文官一向奉行以和为贵的施政之道。他们通常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得已的下下策，是事情失败的象征。多年的儒家教育灌输给文官的是中庸之道，是稳健和平。但与此相反，残酷的战争环境要求武将具有的却是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勇毅果敢的决心。因此，文官与武官的处事风格和施政原则是大相径庭的，而他们之间的张力也在所难免。
戚继光在继任军队长官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不仅要抵御倭寇的侵袭，还必须从根源上治理军队问题，组建一支有力的军队。因此，戚继光从确立军法入手，实行集体负责的制度，力图形成铁一般的纪律。在戚继光有条不紊的安排下，一支强有力的新军迅速崛起，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对敌勇猛，战术灵活，有效地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由于戚家军是属于戚继光的个人部队，故文官集团对其的态度多为猜忌而非褒奖。在文官的心目中，戚家军并非边防的守卫者，而是国家的威胁，它的壮大破坏了现有秩序的平衡，因此必须多加警惕。另外，戚继光本人与张居正密切的来往同样饱受文官诟病。事实上，正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才得以暂时摆脱文官的掣肘，在军队中推行一整套改良的措施，取得累累战功。但这一点也为戚继光日后的失势埋下了祸根。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便接连受到弹劾，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一代名将最终如此惨淡离世，不禁令人唏嘘。但戚继光的不幸遭遇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张居正的倒台，更多地却应归因于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戚继光在军队推行的一整套措施不仅使其队伍迅速强大，也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分布，影响了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旧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戚继光便不得不被卷入新的漩涡，再难全身而退。从长远上看，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是传统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明代的社会背景作用的结果。
（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在纵向上，明代社会的失衡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张力，从君主到官僚无一不受这种张力的影响。而在横向上，最主要的社会张力则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在李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李贽生活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但那个时代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然而，社会各方面的停滞不前使得这一萌芽的机会被无情地掐灭在摇篮中。总的来看，李贽所生活的社会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它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萌发的条件，但在政治与文化上却长期止步不前，因循守旧。也许是受到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李贽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矛盾性：他一边批判官僚政客，一边却又依靠这些官员而生存;一边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一边却又是儒家的信徒。这些自相矛盾的主张反映了李贽思想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张力。 即便如此，李贽的思想在当时仍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思想却并不为官方所认可，甚至一度被封禁。实际上，当新的思想先进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时，势必会遭到落后生产力所代表的阶级的激烈反对。李贽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藏书》与《焚书》，意为必须暗中藏匿的书和必然会遭到焚烧的书[3]。正如李贽所预料的一般，他晚年终究因为自己的离经叛道而被政府所逮捕，最终死于狱中。
李贽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并不是个人的困难，而是社会的困难。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凝固僵化，其所孕育的新思想自然带有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死板守旧的政治体制又扼杀了先进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可谓后天畸形。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原本就需要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蜕变过程，而明代僵化的体制又加大了社会转型的难度，放大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受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李贽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位自相矛盾的哲学家。
二、社会张力何以形成——道德囚笼何以作用
（一）何为道德囚笼
纵览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一不受到社会张力的影响与制约。而这遍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张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早已给出答案。他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是说，以落后的道德伦理指导社会运行，势必会使民众沦为道德的囚徒，使社会背上思想的枷锁，这就是道德囚笼的内涵。
（二）道德囚笼何以导致社会张力
根据前文所述，明代政府对于道德伦理的过分倚重导致了多种社会问题，而道德标准的僵化又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终使道德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囚笼。然而，明代的道德囚笼是如何作用的呢？它何以导致多种社会张力发生，进而束缚社会发展？
1.政治方面：政治制度的道德化
道德囚笼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要从政治制度的道德化说起。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精神支柱。由于儒学思想对君主权力正当性的宣扬，古代的选举制度也历来以儒学作为基準。随着选举和取士的制度日益单一化，科举制度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到明清时代，整个教育体系都日益以科举为唯一取向，以儒学观念为正统思想。因此，在此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官僚大多奉行的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在此情况下，文官既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力，也是思想世界中的儒家传承者。这样，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完整地建立起来：儒家借助权力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执政者依靠儒家思想而获得合法性的依据，思想和权力在此过程中合二为一，共生共存。
然而，在儒家伦理成为主流思想的同时，它本身的不足也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以传统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以此作为施政指导必将会引起政治制度的道德化，阻碍行政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在明朝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朝时，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其思想融合佛、道之学，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最高道德法规，驯导人们自觉地遵循封建道德规范，服从君主政治秩序[4]。这一时期的儒学已发展到政治哲学化的阶段。在其影响下，政治体制的道德化倾向也日益严重，极大阻碍了旧有制度的革新和行政效率的提高。
2.社会方面：法律制度的道德化
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致法律缺失，是道德囚笼在社会方面的主要影响。正如书中所言，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5]。明代开国两百余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政府的施政指导和个人的行动准则，而未根据时代发展为原有的道德标准注入新的内容，自然难以与社会的时代发展相适应。此外，明朝更大的弊病在于直接以道德伦理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始终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事实上，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而明代法律的道德化以及专业法律的缺失只会使得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曾经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孔孟之道，至此也只能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但道德囚笼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法律的道德化不仅压抑了民众的创造性，还限制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诚如作者所言，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工商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依靠商业化原则发展现代技术，并以民法为张本，在社会结构的上下层之间建立和完善法制性联系，是众多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6]。反观明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始终在法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的法律自然带有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而关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也有着重大缺失。在相关法律制度极大缺失的情况下，明朝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未能形成相当的规模，而那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远不足以支撑社会转型的步伐。由此看来，明代法律的道德化不仅阻断了社会上下层之间联系的通道，而且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降低了社会转型的可能[8]。这才是道德囚笼对明代社会所造成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始终未能缓和的原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各种社会张力的根源在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借助儒家伦理来赋予皇权合法性，组织政治体制，因此儒家伦理对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趋势在明朝发展到顶端，出现了政治制度的泛道德化以及法律制度的极大缺失，乃至以道德代替法律。只讲礼义道德而不论法律制度的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武官式微，政府僵化无能[8]。在此种背景下，整个社会趋于凝固封闭，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与失衡。归根究底，落后的道德囚笼的束缚即为一切社会张力的根源。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反思道德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问题，使我们重新关注道德与社会、与时代间的关系。只有把握好这一问题，才能破除道德囚笼，减小社会张力，从而“莫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参考文献：
[1][美]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M]. 北京：三联书店，2010：33-35.
[2]王丽华. 戚继光诗文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7：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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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小峰.中国古典政体的社会治理限度——以《万历十五年》所记海瑞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2018，（1）：121-129.
[6]张军强.“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下的囚徒——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1（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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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威.法学角度浅析明朝的衰亡——读《万历十五年》有感[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4）：117-118.
Abstract：Social tension refers to the tens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or disorderly interac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ystem’s operation and change， and then the various social impulses caused by it. In The Fifteen Years of the Wanli Dynasty， the social tens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bureaucracy， the tension within the civil service group， the tension between civil servants and military offici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se social tensions are bound by backward moral c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plight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has also provided us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 so that we ca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ociety， and the times. Only by grasping this problem well can we break the moral prison， reduce the social tension and make the moral means really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ral cage; social tension; political moralization; legal moralization
編辑：黄航
关键词：道德囚笼;社会张力;政治道德化;法律道德化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4-0090-06
“张力”一词来自物理学，指的是拉力作用下物体相互之间的牵引力。后因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美国的社会学家将“张力”一词类比运用于社会学中，形成了“社会张力”的概念，用以形容社会系统在其运行与变迁的过程中因结构性失衡或民众无序互动而导致的紧张状态，继而由此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冲动力量。在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社会机体的运行往往会面临各种冲突与失衡，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此种结构性压力即为社会张力。而这种社会张力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得以深刻体现。
《万历十五年》从细微之处入手，以传记体的铺叙方式描述了数位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书中所叙人物众多，上至庙堂天子，下至地方名士，然而无论他们是积极进取或消极怠政，是雷厉风行或圆滑调和，是墨守成规或因地制宜，均未能左右国势的发展，最终只能从历史的舞台上黯然离场。用作者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之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而这种遍及社会各方的冲突与失败，正是社会结构失衡的产物，是社会张力的体现。而究其根源，这种结构性张力的存在则应归因于当时已“山穷水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的长期缺失。
一、社会张力何以表现
《万历十五年》分为七个章节，分别叙写了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权臣张居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名士李贽等人在公元1587年前后所经历的人生际遇，并借此群像间接勾勒了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图景。这一图景看似一派和谐，实则暗流涌动，隐藏了诸多矛盾与冲突，蕴含着各方面的社会张力。
（一）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张力
从空穴来风的午门闹剧入手，《万历十五年》开篇即描述了万历皇帝的日常生活与成长经历。作为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万历皇帝理应处于权力的顶峰。然而，他却并没有随心所欲的能力，而是受到来自礼法与官僚的诸多约束。这一点从君臣之间的立储之争上可见一斑。万历宠爱机智聪慧的淑妃郑氏，意欲册封其子朱常洵为太子。然而嫡长子并非朱常洵，而是朱常洛。若封朱常洵为太子，则为废长立幼，于礼不合，自然会引起群臣的一致反对，不少官员甚至联名向皇帝施压。万历对此极为震怒，乃至处罚了参劾的官员，但群臣的意见并未因此而终止。双方围绕立储问题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最终万历迫于无奈，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立储之争方才平息。
此事后，万历皇帝逐渐意识到，皇帝的宝座并非传说中的天命所归，而只是一个制度的产物。皇帝在处理国事时并非最终决定者，而只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方面，万历年间的文官制度早已成熟，官僚集团已不仅仅是单一的行政工具，而有了自己的意见与力量。皇帝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之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并没有太多的决断权力。另一方面，强大的文官集团会不断迫使皇帝努力维持感情和个性的真空，以便在处理政务时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一旦皇帝萌发了强烈的个人意志或情感，背离了官僚集团一致认定的价值规范，便会面临群臣的集体反抗与施压。如此看来，皇帝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却受制于群臣，由此君主与官僚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万历深感束缚、苦闷难当的根源，也是他后期不问政事、消极反抗的元凶。
（二）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
既然皇帝权力受限，再难凭借个人好恶干涉国事，那么真正处理政务争端的官员是否能够事权集中、秉公办事呢？其实也不然。官僚集团虽然对皇帝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但其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许多裂隙与冲突，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就是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贯穿于每一官吏仕途生涯的始终，无论是力行改革的张居正、温和改良的申时行，抑或是孤直耿介的海瑞，都深受这种张力的影响，始终未能跳出原有的社会秩序。
在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中，最为突出的官员无疑是张居正。万历登基时尚不满十岁，自然难以服众，尤其是当时的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居然公然表现出对皇室的轻视。幸而张居正献上妙计，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了高拱，于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有此等殊荣加身，张居正自然顺利地成为了新的内阁首辅，并为皇室所倚重。在某种程度上，张居正甚至掌握着实际的政务处理权与人事任命权。在当时，张居正可谓真正地重权在握，位极人臣，而他的政治抱负也得以尽情发挥。在职期间，张居正力行改革，一心整理全国赋税，并以万历的名义实施了全国耕地丈量。但改革还未落实，张居正便因病逝世，而他的诸多计划也在其死后化为乌有。
在生前，张居正铁面无私的处决态度与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一向为皇帝所称颂，但却在死后为其埋下了获罪的祸根。在辞世五年之后，张居正接连收到任用亲信、专权乱政、蔽塞谏言、污蔑亲藩等弹劾，他的家产被抄没，儿子被革职，生前加身的诸多荣耀被一一剥夺，甚至最后差点被开棺戮尸。风光无限的一代首辅，何以竟沦落至此？为提高行政效率而推行的改革制度，最终又为何被千夫所指？
张居正未能看清的问题，新任首辅申时行却心知肚明。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政治上实施中央集权，但在精神上却以道德作为支柱。所谓的“大同社会”不仅需要选贤任能，还需要提倡路不拾遗等传统美德。总而言之，道德的地位极为崇高，它不仅可以作为行政的指导方针，甚至可以代替行政本身。然而，明代所推行的传统道德早已与社会现实脱节，文官们所熟读的“四书”也难以适用于现实情境。由此，文官集团内部便产生了“阴”与“阳”之间的冲突。“阴”指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阳”则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由于调和阴阳的工具——道德在当时早已失去其现实作用，因而文官集团内部阴阳之间的冲突便显得尤为激烈。 在阴与阳的矛盾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官的俸禄问题。根据明代律法的规定，官员的薪给一般极为微薄，难以支撑正常的生活开支。因此，为了弥补日常的花销，众多官员均会在私下谋取一部分额外的收入。在这一问题上，严守律法为阳，以权谋私为阴。由此阴阳之间的对立，便使文官集团分为了三派：一派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另一派则清高自负，义不苟取，但大部分人仍居于这两派的中间，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些许收入。这三者之间的差别，正是文官集团难以和谐的一大原因所在，也是阴阳之间张力的体现。张居正改革失败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其行为注重阳而忽视了阴，从根本上触动了文官集团的灰色利益，从而招致了众多的不满。
申时行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官集团阴阳之间的张力，还发现了文官集团名实之间的冲突。在万历年间，文官集团已趋于成熟。名义上文官集团仍然是人民的公仆，但实际上却早已成为了帝国的实际主人。事实上，当时的文官系统掌控着整个国家，任何改革都跨不过文官系统的利益。张居正未能发现这一点，因而在死后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前任首辅的教训，放弃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代之以温和改良的处事方式。利用这种圆融调和的政策，申时行平稳地度过了八年的任期。
这样看来，是否申时行的官场生涯最终得以圆满收场呢？其实也不尽然。虽然申时行采取折中之策，力图调节各方矛盾，但在文官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下，他殚精竭虑推行的温和改良路线同样难以为继，最终只能黯然收场。相较之下，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力图将技术问题从道德中分离。而申时行以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个人各尽所能地以道德补救技术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将二者相分离，所以他向传统的道德伦理妥协，并期待以自身的诚意调和阴阳之间的对立，补救制度的不足。这一想法并非没有现实意义，但从其执政历史来看，成功的可能极为微小。
为文官集团内部张力所困的并非只有张居正、申时行二人，清官海瑞同样也为这一问题所深深困扰。但他的处事态度却与两位首辅迥异：张居正认识到了以道德代替律法的弊端，力图将技术问题从道德问题中相分离;申时行更为现实地察觉到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因而向传统道德妥协;但海瑞却并未将传统道德视为束缚，而是對其坚决信奉与实行。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执法不阿，但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在法律条文所不及的地方，海瑞通常以传统伦理予以解释与执行，所以他在处理案件时奉行的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的传统道德标准。用这样的精神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但“四书”中所确立的道德标准，不仅早已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脱节，而且缺乏处理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因而海瑞的做法无疑也激起了大量的反对。
归根结底，无论是阴阳之争，还是名实之变，这些文官集团内部的张力都应归因于组织与技术之短，归因于道德与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三）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
在官僚集团内部，并非只有文官之间存在着社会张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同样十分明显。有赖于唐朝藩镇之乱的前车之鉴，明朝帝王向来注重对武官权力的限制。至万历年间，这一倾向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当时，文官集团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1]。与此相对，武官的社会地位则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宏观上看，这一局面是一元化政治组织的必然结果[2];但从微观上看，这一现实也深刻体现了文官与武官在施政原则上的冲突。在两千年来孔孟之道的熏陶下，帝国的文官一向奉行以和为贵的施政之道。他们通常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得已的下下策，是事情失败的象征。多年的儒家教育灌输给文官的是中庸之道，是稳健和平。但与此相反，残酷的战争环境要求武将具有的却是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勇毅果敢的决心。因此，文官与武官的处事风格和施政原则是大相径庭的，而他们之间的张力也在所难免。
戚继光在继任军队长官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不仅要抵御倭寇的侵袭，还必须从根源上治理军队问题，组建一支有力的军队。因此，戚继光从确立军法入手，实行集体负责的制度，力图形成铁一般的纪律。在戚继光有条不紊的安排下，一支强有力的新军迅速崛起，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对敌勇猛，战术灵活，有效地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由于戚家军是属于戚继光的个人部队，故文官集团对其的态度多为猜忌而非褒奖。在文官的心目中，戚家军并非边防的守卫者，而是国家的威胁，它的壮大破坏了现有秩序的平衡，因此必须多加警惕。另外，戚继光本人与张居正密切的来往同样饱受文官诟病。事实上，正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才得以暂时摆脱文官的掣肘，在军队中推行一整套改良的措施，取得累累战功。但这一点也为戚继光日后的失势埋下了祸根。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便接连受到弹劾，最终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一代名将最终如此惨淡离世，不禁令人唏嘘。但戚继光的不幸遭遇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张居正的倒台，更多地却应归因于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戚继光在军队推行的一整套措施不仅使其队伍迅速强大，也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分布，影响了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旧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戚继光便不得不被卷入新的漩涡，再难全身而退。从长远上看，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张力是传统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明代的社会背景作用的结果。
（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在纵向上，明代社会的失衡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张力，从君主到官僚无一不受这种张力的影响。而在横向上，最主要的社会张力则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在李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李贽生活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但那个时代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然而，社会各方面的停滞不前使得这一萌芽的机会被无情地掐灭在摇篮中。总的来看，李贽所生活的社会中充满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它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萌发的条件，但在政治与文化上却长期止步不前，因循守旧。也许是受到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李贽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矛盾性：他一边批判官僚政客，一边却又依靠这些官员而生存;一边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一边却又是儒家的信徒。这些自相矛盾的主张反映了李贽思想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张力。 即便如此，李贽的思想在当时仍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思想却并不为官方所认可，甚至一度被封禁。实际上，当新的思想先进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时，势必会遭到落后生产力所代表的阶级的激烈反对。李贽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藏书》与《焚书》，意为必须暗中藏匿的书和必然会遭到焚烧的书[3]。正如李贽所预料的一般，他晚年终究因为自己的离经叛道而被政府所逮捕，最终死于狱中。
李贽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并不是个人的困难，而是社会的困难。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凝固僵化，其所孕育的新思想自然带有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死板守旧的政治体制又扼杀了先进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可谓后天畸形。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原本就需要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蜕变过程，而明代僵化的体制又加大了社会转型的难度，放大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受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李贽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位自相矛盾的哲学家。
二、社会张力何以形成——道德囚笼何以作用
（一）何为道德囚笼
纵览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一不受到社会张力的影响与制约。而这遍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张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早已给出答案。他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是说，以落后的道德伦理指导社会运行，势必会使民众沦为道德的囚徒，使社会背上思想的枷锁，这就是道德囚笼的内涵。
（二）道德囚笼何以导致社会张力
根据前文所述，明代政府对于道德伦理的过分倚重导致了多种社会问题，而道德标准的僵化又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终使道德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囚笼。然而，明代的道德囚笼是如何作用的呢？它何以导致多种社会张力发生，进而束缚社会发展？
1.政治方面：政治制度的道德化
道德囚笼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要从政治制度的道德化说起。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精神支柱。由于儒学思想对君主权力正当性的宣扬，古代的选举制度也历来以儒学作为基準。随着选举和取士的制度日益单一化，科举制度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到明清时代，整个教育体系都日益以科举为唯一取向，以儒学观念为正统思想。因此，在此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官僚大多奉行的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在此情况下，文官既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力，也是思想世界中的儒家传承者。这样，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完整地建立起来：儒家借助权力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执政者依靠儒家思想而获得合法性的依据，思想和权力在此过程中合二为一，共生共存。
然而，在儒家伦理成为主流思想的同时，它本身的不足也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以传统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以此作为施政指导必将会引起政治制度的道德化，阻碍行政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在明朝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朝时，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其思想融合佛、道之学，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最高道德法规，驯导人们自觉地遵循封建道德规范，服从君主政治秩序[4]。这一时期的儒学已发展到政治哲学化的阶段。在其影响下，政治体制的道德化倾向也日益严重，极大阻碍了旧有制度的革新和行政效率的提高。
2.社会方面：法律制度的道德化
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致法律缺失，是道德囚笼在社会方面的主要影响。正如书中所言，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5]。明代开国两百余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政府的施政指导和个人的行动准则，而未根据时代发展为原有的道德标准注入新的内容，自然难以与社会的时代发展相适应。此外，明朝更大的弊病在于直接以道德伦理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而始终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事实上，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而明代法律的道德化以及专业法律的缺失只会使得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曾经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孔孟之道，至此也只能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
但道德囚笼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法律的道德化不仅压抑了民众的创造性，还限制了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诚如作者所言，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工商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依靠商业化原则发展现代技术，并以民法为张本，在社会结构的上下层之间建立和完善法制性联系，是众多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6]。反观明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伦理始终在法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的法律自然带有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而关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制度也有着重大缺失。在相关法律制度极大缺失的情况下，明朝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未能形成相当的规模，而那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远不足以支撑社会转型的步伐。由此看来，明代法律的道德化不仅阻断了社会上下层之间联系的通道，而且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降低了社会转型的可能[8]。这才是道德囚笼对明代社会所造成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始终未能缓和的原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各种社会张力的根源在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借助儒家伦理来赋予皇权合法性，组织政治体制，因此儒家伦理对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都拥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趋势在明朝发展到顶端，出现了政治制度的泛道德化以及法律制度的极大缺失，乃至以道德代替法律。只讲礼义道德而不论法律制度的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武官式微，政府僵化无能[8]。在此种背景下，整个社会趋于凝固封闭，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与失衡。归根究底，落后的道德囚笼的束缚即为一切社会张力的根源。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反思道德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问题，使我们重新关注道德与社会、与时代间的关系。只有把握好这一问题，才能破除道德囚笼，减小社会张力，从而“莫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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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tension refers to the tens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or disorderly interac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ystem’s operation and change， and then the various social impulses caused by it. In The Fifteen Years of the Wanli Dynasty， the social tens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bureaucracy， the tension within the civil service group， the tension between civil servants and military offici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se social tensions are bound by backward moral c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plight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has also provided us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 so that we ca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ociety， and the times. Only by grasping this problem well can we break the moral prison， reduce the social tension and make the moral means really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ral cage; social tension; political moralization; legal moralization
編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