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后以“知我罪我”为相知、相责之词，联中用以感慨鲁迅逝世，自己再也听不到教诲了，表达了对鲁迅逝世的沉痛悼念之情。
　　因为两人之间的论战和误会，徐懋庸的这副挽联被人认为有讽刺鲁迅之意，在追悼会上没有悬挂出来。为此，徐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表达对鲁迅的尊敬和推崇。他说：“我的那副挽联，不知被治丧处的谁取消了，理由是其中有讽刺鲁迅先生之意。这完全是胡说！上联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先生的友人呢？这我只问自己就是了，‘问’字还可以作‘责勉’解。下联是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無言’了，在我是不能再受教诲了。”
　　但遗憾的是，挽联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还是继续被视为攻击、诽谤鲁迅的“罪证”，使徐懋庸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徐懋庸得到了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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