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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双语政策经历了放任期、限制期、机会期和现在的否定期，其形式也从保持性双语转为过渡性双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双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的转型逻辑自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运转良好，其强调英语的偏向性是一以贯之的，但近些年却加深了社会裂痕，美国双语教育因此启示我们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美国 双语教育 政策 功能主义
美国的民族双语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其先后经历了放任期（18-20世纪）、限制期（20世纪初至五十年代）、机会期（六七十年代）和否定期（八十年代至今）[1]（p73），值得注意的是普遍认为近年来美国的双语教育遭到了全面的抑制[2]，这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与自由背道而驰，美国双语教育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双语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分析。
一.政策变迁：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变迁。功能主义是一种积极看待社会变化的理论，它认为教育可以带来繁荣，并且对人类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功能主义强调在凝聚认知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稳定，它试图将社会作为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并且解释它的合理性。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主要有社會化、分工合作、道德教育[3]（p50）三方面，在这个范围内，与双语教育的变迁状况比较相符[4]（p3）。因为美国双语教育的变迁有其内在的逻辑，特别是在融入社会、社会分工以及道德共识方面是合理的，在此从这三点来对美国双语政策的变迁进行分析。
1.社会化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化是积极的，理想的状态是个体通过“有机连带”构成整体，个人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而社会则呈现和谐的状态。但是问题在于，能否同时适应两种文化。苏霍姆林斯基持有偏向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必要学习外语，但是外语的掌握是以祖国语言的熟稔为前提的，对祖国语言微妙之美的掌控，有助于在世界语言宝库的徜徉。德国学者吕尔克尔认为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一种外语，同时适应两种文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而且“属于少数民族的学生，在除学习母语外还应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5]（126）。
美国的双语教学也是基于学生能学而且学好多种语言的假设，文化与文化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对立。有学者研究发现，在非裔美国人使用的日常英语与白人也有不同，白人说“that’s cool”而黑人却用“that’s butter”或“that’s phat”来表达。如果使用白人的说话方式，就会被认为是acting white（装白人）从而受到本群体的排斥[6]。双语政策从放任期、限制期再到机会期，虽然政策宽容度逐渐民主化，但是它的宗旨还是要塑造美利坚民族的“一体性”，是为了培养“适应美国、热爱美国的良好公民”[7]。
同样的，美国的双语政策转向否定期，也是为了上述目的，在社会化方面，是重新发挥美国的熔炉作用，统一起各民族，这一理想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效果，2020年美国大选更是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
2.分工合作以及社会的纽带
涂尔干将社会分工分为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机械连带会消除人与人直接的差异，产生一种集体意识，而有机连带使人高度分化又彼此依赖，既保留个性又促进团结，通过有机连带的进行，就解决了人的异化的问题，人也不再是一个丧失意志的社会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而是一个积极的成员。科林斯认为社会需求是人的行为及其报偿的决定因素。[8]
在美国双语政策的放任期，美国还处于西进运动时期，淘金热、美国梦吸引了大量移民，曾经寂静的美洲大陆变得热闹非凡，英裔、西班牙裔、法裔等欧洲移民率先占据了优势资源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定居点，也有远涉重洋的亚裔来寻找机会，在这个时期，美国还很年轻，它的眼光还没有关注在教育上，因此有了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时美国的社会分工有很明显的阶层性，白人从事体面的工作、成为农场主，而亚裔则充当劳工、开设洗衣店，黑人的地位最低没有人身自由、沦为奴隶，每个人在自身的等级上各行其是。
在双语政策的限制期，美国社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科技进步产生了变化。一战二战的战场远离美国本土，客观上给了美国发展国力的契机。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美国继续其清教徒立国的核心价值，主张以英语作为文化的纽带，威尔逊政府强制推行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同化政策，3K党复兴并提出“团结本土出生的白人基督徒”[9]。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高法院否定了对非英语语言教学的禁令，二战之后美国又迎来大量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同样把美国视为“自由的避难所”[11]，他们对美国价值的高度认同成为新的社会纽带。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族裔希望融入美国文化，双语的限制对此推波助澜。
在双语政策的发展期，随着美国《移民和国籍法》[11]的颁布，美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呈现多元化，这一时期伴随着平权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成为共识。后来矫枉过正而且引起了白人群体的反弹，在强调“black lives matters”的时候，出现了“all lives matters”的声音[10]。按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的有机连带是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的彼此依赖，美国的问题不是没有保持个性，而是社会分工出现了问题，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惊人[11]，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英语有助于跳出少数民族圈子、提高社会地位，因此美国政府选择了让双语教学过渡到英语教学。
3.道德教育：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
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是社会的基础。他将社会看作一种实体，社会规范的道德是一种共同理想，其解组就会产生迷乱[4]（p46）。关于美国的共同理想，有学者指出“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制等等，都是美国社会成员一致接受并不容挑战的原则。”[13]美国社会被认为是较为同质化的社会，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出现了大量稳定的中产阶级，而罗伯特.达尔认为具有同质化的社会的社会更有可能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 双语政策是美国多元文化政策在教育方面的重要组成。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规定地方教育部门要为非英语母语的中小学学生制定提供新的学习计划，联邦政府提供经费支持。1973年发布了《1973年双语教育综合修订法》，对现有的双语教学进行改进，出资支持双语教材的编订和出版。通过进行双语教学，能够使少数族裔学生产生被接纳感，从而增强对国家价值的认同。[12]在六七十年代的双语政策蓬勃发展期，保证少数民族权益成为政策正确，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极大尊重，但是这在某种情况下又导致了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80年代的里根政府特别反对双语教育，里根总统认为双语教育使得学生“不能获得足够的英语知识以进入就业市场”，因此是“与美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2]，他在这里提到的美国思想不言而喻，是一种国家的共识。
统整的社会必然有一套“道德符码”，包含各种社会责任与任务，而功能主义认为这些都是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4]（p51）。关于双语教育产生的民族认同，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被认同的时候会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另一种则认为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则削弱了主流文化的融入，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也在这两种认知之间摇摆。奥巴马政府对《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进行改进，为公民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大学生参加社区服务[13]。
二.经验教训
美国的双语教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的来说，它试图造就“美利坚民族”的意识是正确的，但是却落入了回归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要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真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开展有特色的双语教育。
首先，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
美国的教训表明不能通过抑制少数民族文化来强求和谐统一，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之前的论证一直在说明美国政策的几次变迁是合理的，其实是在指“变”是合理的，但是“变”的方向不能走向单一，而应该实现“一核多元”、“中和位育”[14]。核是主体民族的主流文化，多元是少数族裔的灿烂文明，有了核就有了凝聚的中心，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和谐共存，不能漠视或者歧视。“中和位育”源自礼记，这种多元文化观强调“天人之和”、“礼乐教化”，通过双语教育促进文化的繁荣[15]。
其次，突出国家通用语言的沟通功能。
对于美国学校而言，双语教育更侧重加强英语的教育和辅导[16]。如今美国大学普遍开展了写作中心服务，学生可以通过电话、邮件预约，带上写好的文章论文接受一对一的辅导，老师一般是经过写作中心培训的在校大学生，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大学为处境最不利的英语能力不足学生提供了免费的帮助，这也是一项深受少数族裔和留学生欢迎的服务[17]。另外还有许多大学设立了英语中心ELC（English language center）， 英语不过关的学生可以通过1～4个学期的英语学习拿到英语能力证明，大学就可以直接对学生进行录取。英语中心也大量招收留学生和少数族裔。从上述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教育对英语能力的重视是恰当的，而且美国学校采取的大量措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将我国的各民族语言比喻为中华民族交响乐中乐器，既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也要传承好少数民族语言，“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18]。
最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美国现行的双语政策的最大诉求就是培养有共同信念的美国公民，虽然它的尝试近年来证明效果不佳，但是这更启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于清末，成型于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逐渐普及全国[19]。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不是统称而是实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作为共同体生存和发展[20]。美国的双语政策的教训就在于未能将非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同等看待，它没有形成一个高层的一体格局，各个族裔反而更加激烈地争取本民族的语言权利。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描述美国双语政策的变迁展现了美国民族文化问题的演变逻辑，试图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构其合理性，说明在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双语政策的调节机制都是有效的，但是在双语政策全面衰落之后，美国社会的裂痕不断扩大，美国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并竭力将英文作为重点。美国的这种努力效果不佳，近年来的社会抗议游行甚至暴力事件不断，启示我们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在突出国家通用语言的沟通功能的同时真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胡玉萍著.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10.
[2]刘丽敏.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及主要模式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157-160.
[3]谭光鼎，王丽云主编. 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1.
[4]Sadovnik A R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 2015.
[5]曲木鐵西，夏仕武著.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导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07.
[6]Carter P L .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J]. Social Problems（1）：136-155.
[7]张利国，郭立强.美国国家认同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20（02）：78-86. [8]Collins， Randall.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no. 6， 1971， pp. 1002–1019.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093 761. Accessed 29 Dec. 2020.
[9]徐長恩. 战争、制度与多元文化政策——美国族群关系演变的推动因素[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第51卷（2）：91-97.
[10]Suryia Nayak. （2020） For women of colour in social work： black feminist self-care practice based on Audre Lorde’s radical pioneering principles.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8：3， pages 405-421.
[11]刘世强，赵乐.社会分化、民主失灵与美国政治的未来前景[J].当代亚太，2018（05）：129-155 159-160.
[12]周莉萍.美国多元文化政策初探[J].国际论坛，2005（02）：62-67 81.
[13]康夏飞. 二战以来美国公民教育演变与发展[D].西北师范大学，2011.
[14]吴明海.一核多元
关键词：美国 双语教育 政策 功能主义
美国的民族双语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其先后经历了放任期（18-20世纪）、限制期（20世纪初至五十年代）、机会期（六七十年代）和否定期（八十年代至今）[1]（p73），值得注意的是普遍认为近年来美国的双语教育遭到了全面的抑制[2]，这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与自由背道而驰，美国双语教育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双语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分析。
一.政策变迁：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变迁。功能主义是一种积极看待社会变化的理论，它认为教育可以带来繁荣，并且对人类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功能主义强调在凝聚认知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稳定，它试图将社会作为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并且解释它的合理性。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主要有社會化、分工合作、道德教育[3]（p50）三方面，在这个范围内，与双语教育的变迁状况比较相符[4]（p3）。因为美国双语教育的变迁有其内在的逻辑，特别是在融入社会、社会分工以及道德共识方面是合理的，在此从这三点来对美国双语政策的变迁进行分析。
1.社会化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化是积极的，理想的状态是个体通过“有机连带”构成整体，个人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而社会则呈现和谐的状态。但是问题在于，能否同时适应两种文化。苏霍姆林斯基持有偏向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必要学习外语，但是外语的掌握是以祖国语言的熟稔为前提的，对祖国语言微妙之美的掌控，有助于在世界语言宝库的徜徉。德国学者吕尔克尔认为每一个学生都要掌握一种外语，同时适应两种文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而且“属于少数民族的学生，在除学习母语外还应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5]（126）。
美国的双语教学也是基于学生能学而且学好多种语言的假设，文化与文化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对立。有学者研究发现，在非裔美国人使用的日常英语与白人也有不同，白人说“that’s cool”而黑人却用“that’s butter”或“that’s phat”来表达。如果使用白人的说话方式，就会被认为是acting white（装白人）从而受到本群体的排斥[6]。双语政策从放任期、限制期再到机会期，虽然政策宽容度逐渐民主化，但是它的宗旨还是要塑造美利坚民族的“一体性”，是为了培养“适应美国、热爱美国的良好公民”[7]。
同样的，美国的双语政策转向否定期，也是为了上述目的，在社会化方面，是重新发挥美国的熔炉作用，统一起各民族，这一理想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效果，2020年美国大选更是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
2.分工合作以及社会的纽带
涂尔干将社会分工分为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机械连带会消除人与人直接的差异，产生一种集体意识，而有机连带使人高度分化又彼此依赖，既保留个性又促进团结，通过有机连带的进行，就解决了人的异化的问题，人也不再是一个丧失意志的社会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而是一个积极的成员。科林斯认为社会需求是人的行为及其报偿的决定因素。[8]
在美国双语政策的放任期，美国还处于西进运动时期，淘金热、美国梦吸引了大量移民，曾经寂静的美洲大陆变得热闹非凡，英裔、西班牙裔、法裔等欧洲移民率先占据了优势资源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定居点，也有远涉重洋的亚裔来寻找机会，在这个时期，美国还很年轻，它的眼光还没有关注在教育上，因此有了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时美国的社会分工有很明显的阶层性，白人从事体面的工作、成为农场主，而亚裔则充当劳工、开设洗衣店，黑人的地位最低没有人身自由、沦为奴隶，每个人在自身的等级上各行其是。
在双语政策的限制期，美国社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科技进步产生了变化。一战二战的战场远离美国本土，客观上给了美国发展国力的契机。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美国继续其清教徒立国的核心价值，主张以英语作为文化的纽带，威尔逊政府强制推行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同化政策，3K党复兴并提出“团结本土出生的白人基督徒”[9]。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高法院否定了对非英语语言教学的禁令，二战之后美国又迎来大量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同样把美国视为“自由的避难所”[11]，他们对美国价值的高度认同成为新的社会纽带。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族裔希望融入美国文化，双语的限制对此推波助澜。
在双语政策的发展期，随着美国《移民和国籍法》[11]的颁布，美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呈现多元化，这一时期伴随着平权运动的蓬勃开展，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成为共识。后来矫枉过正而且引起了白人群体的反弹，在强调“black lives matters”的时候，出现了“all lives matters”的声音[10]。按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的有机连带是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的彼此依赖，美国的问题不是没有保持个性，而是社会分工出现了问题，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惊人[11]，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英语有助于跳出少数民族圈子、提高社会地位，因此美国政府选择了让双语教学过渡到英语教学。
3.道德教育：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
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是社会的基础。他将社会看作一种实体，社会规范的道德是一种共同理想，其解组就会产生迷乱[4]（p46）。关于美国的共同理想，有学者指出“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制等等，都是美国社会成员一致接受并不容挑战的原则。”[13]美国社会被认为是较为同质化的社会，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出现了大量稳定的中产阶级，而罗伯特.达尔认为具有同质化的社会的社会更有可能在民主政治上取得成功。 双语政策是美国多元文化政策在教育方面的重要组成。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规定地方教育部门要为非英语母语的中小学学生制定提供新的学习计划，联邦政府提供经费支持。1973年发布了《1973年双语教育综合修订法》，对现有的双语教学进行改进，出资支持双语教材的编订和出版。通过进行双语教学，能够使少数族裔学生产生被接纳感，从而增强对国家价值的认同。[12]在六七十年代的双语政策蓬勃发展期，保证少数民族权益成为政策正确，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极大尊重，但是这在某种情况下又导致了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80年代的里根政府特别反对双语教育，里根总统认为双语教育使得学生“不能获得足够的英语知识以进入就业市场”，因此是“与美国的思想背道而驰”的[2]，他在这里提到的美国思想不言而喻，是一种国家的共识。
统整的社会必然有一套“道德符码”，包含各种社会责任与任务，而功能主义认为这些都是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4]（p51）。关于双语教育产生的民族认同，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被认同的时候会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另一种则认为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则削弱了主流文化的融入，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也在这两种认知之间摇摆。奥巴马政府对《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进行改进，为公民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大学生参加社区服务[13]。
二.经验教训
美国的双语教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的来说，它试图造就“美利坚民族”的意识是正确的，但是却落入了回归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要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真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开展有特色的双语教育。
首先，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
美国的教训表明不能通过抑制少数民族文化来强求和谐统一，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之前的论证一直在说明美国政策的几次变迁是合理的，其实是在指“变”是合理的，但是“变”的方向不能走向单一，而应该实现“一核多元”、“中和位育”[14]。核是主体民族的主流文化，多元是少数族裔的灿烂文明，有了核就有了凝聚的中心，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和谐共存，不能漠视或者歧视。“中和位育”源自礼记，这种多元文化观强调“天人之和”、“礼乐教化”，通过双语教育促进文化的繁荣[15]。
其次，突出国家通用语言的沟通功能。
对于美国学校而言，双语教育更侧重加强英语的教育和辅导[16]。如今美国大学普遍开展了写作中心服务，学生可以通过电话、邮件预约，带上写好的文章论文接受一对一的辅导，老师一般是经过写作中心培训的在校大学生，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大学为处境最不利的英语能力不足学生提供了免费的帮助，这也是一项深受少数族裔和留学生欢迎的服务[17]。另外还有许多大学设立了英语中心ELC（English language center）， 英语不过关的学生可以通过1～4个学期的英语学习拿到英语能力证明，大学就可以直接对学生进行录取。英语中心也大量招收留学生和少数族裔。从上述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教育对英语能力的重视是恰当的，而且美国学校采取的大量措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将我国的各民族语言比喻为中华民族交响乐中乐器，既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也要传承好少数民族语言，“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18]。
最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美国现行的双语政策的最大诉求就是培养有共同信念的美国公民，虽然它的尝试近年来证明效果不佳，但是这更启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于清末，成型于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逐渐普及全国[19]。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不是统称而是实体，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作为共同体生存和发展[20]。美国的双语政策的教训就在于未能将非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同等看待，它没有形成一个高层的一体格局，各个族裔反而更加激烈地争取本民族的语言权利。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描述美国双语政策的变迁展现了美国民族文化问题的演变逻辑，试图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构其合理性，说明在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双语政策的调节机制都是有效的，但是在双语政策全面衰落之后，美国社会的裂痕不断扩大，美国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并竭力将英文作为重点。美国的这种努力效果不佳，近年来的社会抗议游行甚至暴力事件不断，启示我们要推行多元文化教育，在突出国家通用语言的沟通功能的同时真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胡玉萍著. 美国当代少数族裔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10.
[2]刘丽敏.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及主要模式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157-160.
[3]谭光鼎，王丽云主编. 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1.
[4]Sadovnik A R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Reader， 2015.
[5]曲木鐵西，夏仕武著.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导论.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07.
[6]Carter P L .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J]. Social Problems（1）：136-155.
[7]张利国，郭立强.美国国家认同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20（02）：78-86. [8]Collins， Randall.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no. 6， 1971， pp. 1002–1019.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093 761. Accessed 29 Dec. 2020.
[9]徐長恩. 战争、制度与多元文化政策——美国族群关系演变的推动因素[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第51卷（2）：91-97.
[10]Suryia Nayak. （2020） For women of colour in social work： black feminist self-care practice based on Audre Lorde’s radical pioneering principles.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8：3， pages 405-421.
[11]刘世强，赵乐.社会分化、民主失灵与美国政治的未来前景[J].当代亚太，2018（05）：129-155 159-160.
[12]周莉萍.美国多元文化政策初探[J].国际论坛，2005（02）：62-6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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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吴明海.一核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