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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心病”却不愿意面对，而作为“心药”的心理咨询自身也存在严重缺陷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职业大典中甚至还没有出现“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类型。
当时还是教师的林紫看到，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并因难以被家长和老师理解而深受伤害。
“孩子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往往被家长或老师理解为故意跟大人作对，或者被归类为道德品质问题。”林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8年，想要保护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更多地被父母和老师理解的林紫，在上海创立了一家知心姐姐工作室，既接个案咨询，也做公益性的心理知识科普。这是她后来创立的上海林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林紫）的前身。
刚踏入心理咨询领域时，她没有想到，这个行业的发展会如此艰难——社会的误解、人才的匮乏、还有监管缺失造成的无序发展。
偷偷摸摸去看病
在创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林紫都要面对不被社会理解的尴尬。
“虽然创办之后就有人过来做咨询，我们也跟媒体合作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但得到认同却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林紫说。
其实，中国人对于心理咨询的排斥和误解由来已久。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主任方新至今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她刚刚从业时，一些来访者偷偷摸摸进咨询室的情景：他们大多在门外假装若无其事地经过，紧张地观察着过往的人群，看到没有人注意时便夺门而入，然后长吁一口气。
方新认为，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强烈的病耻感，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人们认为出现心理困扰是由于一个人意志力不够强、思想觉悟不够高”，甚至有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病画了等号。
传统社会文化则加重了这种耻感。
“中国文化讲究克己内敛、家丑不外扬，鼓励大家独立解决问题，面对困难，往往要求社会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勇敢坚强，对脆弱者的社会容忍度较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辅导研究所所长江光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尽管较之于20年前，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心理危机干预，极大地普及了心理健康的概念，但心理咨询在中国的普及率依然不高。
江光荣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显示：在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咨询的普及率还不足20%。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与互联网心理机构简单心理联合发布的《2016心理健康认知度与心理咨询行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行业报告》）中指出，在其公开收集的1291份有效回答样本中，有21.5%的人选择任由心理困扰发展，6%的人表示坚决不会使用心理咨询。
更具体的调查结果显示，当面临职业规划、学习工作压力等困扰时，只有27.6%的受访者愿意进行心理咨询；当面临婚姻恋爱等情感问题时，这一数字略有上升，为29.4%；即便是面临自杀等极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时，仍然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事实上，相当规模的人群正在受到不同类型的心理困扰。
在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官方机构对人口心理失常的流行病学统计。前述《行业报告》指出，全球14%的人口受困于各种精神疾病，约有3.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困扰。
尽管中国人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但仍有不少需要专业帮助的人徘徊在心理咨询室之外。
“我是心理治疗师，不是心理咨询师”
林紫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18年前她刚入行时，还是现在，找到好的咨询师依然是一桩难事。
在行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设有统一的行业组织、专门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认证机构。
在中国，目前行业普遍认可的证书有3种——心理咨询师证书、心理治疗师证书、注册心理师证书，而这3种证书各有各的认证机构。
2001年，当时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心理咨询师的国家职业标准认证，对考试合格者发放心理咨询师证书。江光荣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16年6月，全国共有90.7万名持有此类证书的人员。
但有专家认为，这一制度的学历和专业受训门槛设置过低了，而且没有与心理咨询的学历教育相结合，又不属于强制性的执业资格证书。因此，其专业程度和含金量一直饱受诟病。
本刊记者采访时，甚至有从业人员再三强调“不要说我是心理咨询师，我是心理治疗师”。
相对而言，心理治疗师和注册心理师的专业化程度更高。
心理治疗师证书是由国家卫生部门负责考核与发放，取得该证后，一般可以为具有心理障碍的人群提供可以改变人格的深层次心理服务，服务方式仍然是谈话，也可配合药物进行。但进行药物治疗的，必须是具有医师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曾指出，在中国，心理治疗师的数量非常稀少。
同时，中国心理学会也在推行注册心理师制度，该制度对申报者的学历要求、专业背景、受训经历和从业时间要求比较严格，专业程度在业内有较高的认可度。
据方新透露，目前全国注册心理师仅有1000多名。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目前中国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大致在3万名左右，专业人员与全国总人口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43000。
“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857。”江光荣告诉本刊记者。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1000～1：1200。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推算，中国在心理咨询专业人才上的缺口约为100万人。
谁来监管
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行业想要取得突破性发展，还需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监管。
对于在医疗机构执业的心理治疗师，已经明确由发证的卫生部门进行监管。
可大多数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是聚集在商业类咨询机构。
这些人员和机构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行业组织推进行业自律，也没有政府机构进行监管。
个人成立咨询机构只需在工商部门进行简单登记，即可开门咨询，至于创办人员有没有从业资质、懂不懂心理咨询、其经营过程中咨询师是否严格遵守了咨询伦理及效果如何，并没有人监督。
也许是因为无从监管，北京、上海等地不允许设立带有“心理咨询”字样的机构，“一些人就以教育咨询、婚姻咨询之名注册机构，行心理咨询之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称。
如果咨询师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再缺乏外部监管，极易出现咨询师违反伦理的情况，例如，诱导来访者支付更多的咨询费用，或者利用咨询中来访者脆弱的心理地位，对其进行人身甚至性的剥削。而对于此类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应由谁来调查和处理呢？
现在中国尚无统一的咨询机构管理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心理咨询师执业规范。
2013年5月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看来，其对精神疾病的界定还不够科学，关于心理咨询的规定，也不过是要求其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另据一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门的专家透露，目前相关部门已确定了一份名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涉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政策、立法、规则、人员培训、科研、政府责任、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前述专家还透露，从文件的导向看，未来国家对于心理咨询行业的监管会按照“谁发证、谁管理”的思路进行。
“现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发证线路，未来可能就会按照现在的条条，哪个部门的事情哪个部门来管。”他告诉本刊记者。
同时，他认为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行业协会和学术界高度自我约束的模式。对市场化的专业机构，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如目前的中国心理学会，进行技术的评价和判断，为消费者多提供一种选择依据。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职业大典中甚至还没有出现“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类型。
当时还是教师的林紫看到，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并因难以被家长和老师理解而深受伤害。
“孩子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往往被家长或老师理解为故意跟大人作对，或者被归类为道德品质问题。”林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8年，想要保护更多的孩子，让他们更多地被父母和老师理解的林紫，在上海创立了一家知心姐姐工作室，既接个案咨询，也做公益性的心理知识科普。这是她后来创立的上海林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林紫）的前身。
刚踏入心理咨询领域时，她没有想到，这个行业的发展会如此艰难——社会的误解、人才的匮乏、还有监管缺失造成的无序发展。
偷偷摸摸去看病
在创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林紫都要面对不被社会理解的尴尬。
“虽然创办之后就有人过来做咨询，我们也跟媒体合作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但得到认同却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林紫说。
其实，中国人对于心理咨询的排斥和误解由来已久。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主任方新至今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她刚刚从业时，一些来访者偷偷摸摸进咨询室的情景：他们大多在门外假装若无其事地经过，紧张地观察着过往的人群，看到没有人注意时便夺门而入，然后长吁一口气。
方新认为，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强烈的病耻感，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人们认为出现心理困扰是由于一个人意志力不够强、思想觉悟不够高”，甚至有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病画了等号。
传统社会文化则加重了这种耻感。
“中国文化讲究克己内敛、家丑不外扬，鼓励大家独立解决问题，面对困难，往往要求社会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勇敢坚强，对脆弱者的社会容忍度较低。”华中师范大学心理辅导研究所所长江光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尽管较之于20年前，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心理危机干预，极大地普及了心理健康的概念，但心理咨询在中国的普及率依然不高。
江光荣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数据显示：在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咨询的普及率还不足20%。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与互联网心理机构简单心理联合发布的《2016心理健康认知度与心理咨询行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行业报告》）中指出，在其公开收集的1291份有效回答样本中，有21.5%的人选择任由心理困扰发展，6%的人表示坚决不会使用心理咨询。
更具体的调查结果显示，当面临职业规划、学习工作压力等困扰时，只有27.6%的受访者愿意进行心理咨询；当面临婚姻恋爱等情感问题时，这一数字略有上升，为29.4%；即便是面临自杀等极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时，仍然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事实上，相当规模的人群正在受到不同类型的心理困扰。
在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官方机构对人口心理失常的流行病学统计。前述《行业报告》指出，全球14%的人口受困于各种精神疾病，约有3.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困扰。
尽管中国人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但仍有不少需要专业帮助的人徘徊在心理咨询室之外。
“我是心理治疗师，不是心理咨询师”
林紫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18年前她刚入行时，还是现在，找到好的咨询师依然是一桩难事。
在行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设有统一的行业组织、专门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认证机构。
在中国，目前行业普遍认可的证书有3种——心理咨询师证书、心理治疗师证书、注册心理师证书，而这3种证书各有各的认证机构。
2001年，当时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心理咨询师的国家职业标准认证，对考试合格者发放心理咨询师证书。江光荣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16年6月，全国共有90.7万名持有此类证书的人员。
但有专家认为，这一制度的学历和专业受训门槛设置过低了，而且没有与心理咨询的学历教育相结合，又不属于强制性的执业资格证书。因此，其专业程度和含金量一直饱受诟病。
本刊记者采访时，甚至有从业人员再三强调“不要说我是心理咨询师，我是心理治疗师”。
相对而言，心理治疗师和注册心理师的专业化程度更高。
心理治疗师证书是由国家卫生部门负责考核与发放，取得该证后，一般可以为具有心理障碍的人群提供可以改变人格的深层次心理服务，服务方式仍然是谈话，也可配合药物进行。但进行药物治疗的，必须是具有医师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曾指出，在中国，心理治疗师的数量非常稀少。
同时，中国心理学会也在推行注册心理师制度，该制度对申报者的学历要求、专业背景、受训经历和从业时间要求比较严格，专业程度在业内有较高的认可度。
据方新透露，目前全国注册心理师仅有1000多名。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目前中国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大致在3万名左右，专业人员与全国总人口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43000。
“在美国这一比例是1：857。”江光荣告诉本刊记者。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1000～1：1200。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推算，中国在心理咨询专业人才上的缺口约为100万人。
谁来监管
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行业想要取得突破性发展，还需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监管。
对于在医疗机构执业的心理治疗师，已经明确由发证的卫生部门进行监管。
可大多数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是聚集在商业类咨询机构。
这些人员和机构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行业组织推进行业自律，也没有政府机构进行监管。
个人成立咨询机构只需在工商部门进行简单登记，即可开门咨询，至于创办人员有没有从业资质、懂不懂心理咨询、其经营过程中咨询师是否严格遵守了咨询伦理及效果如何，并没有人监督。
也许是因为无从监管，北京、上海等地不允许设立带有“心理咨询”字样的机构，“一些人就以教育咨询、婚姻咨询之名注册机构，行心理咨询之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称。
如果咨询师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再缺乏外部监管，极易出现咨询师违反伦理的情况，例如，诱导来访者支付更多的咨询费用，或者利用咨询中来访者脆弱的心理地位，对其进行人身甚至性的剥削。而对于此类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应由谁来调查和处理呢？
现在中国尚无统一的咨询机构管理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心理咨询师执业规范。
2013年5月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看来，其对精神疾病的界定还不够科学，关于心理咨询的规定，也不过是要求其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另据一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门的专家透露，目前相关部门已确定了一份名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涉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政策、立法、规则、人员培训、科研、政府责任、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前述专家还透露，从文件的导向看，未来国家对于心理咨询行业的监管会按照“谁发证、谁管理”的思路进行。
“现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发证线路，未来可能就会按照现在的条条，哪个部门的事情哪个部门来管。”他告诉本刊记者。
同时，他认为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行业协会和学术界高度自我约束的模式。对市场化的专业机构，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如目前的中国心理学会，进行技术的评价和判断，为消费者多提供一种选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