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留守部队掩护，并被迫转入游击作战。谭震林随陈潭秋率领红24师71团第2营突围闽西。一日，军行汀江，急流险滩，深山峡谷，沿岸敌宋希濂36师密布严防。一场遭遇战，营长牺牲，战士伤亡数十。谭震林见状，连连摇头，遂主动请缨，曾经的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降职”前卫班“班长”，做开路先锋。过旧县河，谭震林效法孙膑减灶、虞诩增灶之兵法典故，下令每排背一大铁锅，进山后立刻埋藏，旋即抄山路折返。于是，“他打他的枪，我走我的路”，不费一枪一弹巧渡旧县河。进发双髻山，谭震林分兵乔装，“瞒天过海”。与廖海涛部会师山前，随行的邓子恢依然被俘土豪状，众人大笑不已。三年后，谭震林领导闽西南革命根据地人口十万，与张鼎丞、邓子恢并称中共党史上“南方三杰”。
　　抗战烽火起，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赴国难，新四军，捐弃前嫌，奔赴抗敌战场。保繁昌，谭司令，三支队，五战五捷，日军胆寒。入苏南，“谭老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大振军威。
　　繁昌，位于安徽芜湖至铜陵一段长江突出部，是日军确保长江航运、进逼皖南的必争之地。1938年秋，川军第114师守战不力，谭震林率新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驻防。一年多时间，三支队，或机动钳制，或侧后袭击，或正面狙击，机动灵活，阵仗百余，歼敌近千，击毙敌酋川岛中佐，尤以五次繁昌保卫战规模为最。一役，谭司令阵前指挥，敌炮袭来，滚进式动作躲避，往复数次。大捷，谭司令军装已成褴褛，鞋面仅及脚趾。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赴任途中，为了安全，谭震林脱下旧军装，换上雪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同行人等，皆以“老板”相称。到达驻地不久，军中即流传“上级派来了个老板！”由此，“谭老板”的称呼渐渐传开，毛泽东闻之亦称唤“谭老板”，部属更是“老板”挂嘴边，常言“遵照老板的意见……”
　　那时所谓“东路”，是指京沪铁路东段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此地，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沦陷的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是长江的咽喉，是沪宁路、沪杭路的枢纽。它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交通上、人口上，任何一个游击区是不能与它比赛的”。
　　谭震林一到“东路”，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高高举起共产党领导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大旗。5月底，动员常熟、苏州万余群众，一夜间彻底破坏锡沪公路30余公里，拆毁桥梁9座，致使日军公路运输陷于瘫痪。随即命令抗日游击武装，以苏常地区为基地，东出昆（昆山）、嘉（嘉定）、太（太仓），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6月5日，战于茜泾、牌楼市、老闸，毙敌60余人。7日，大败日伪于昆山吴港。11日，夜袭湘城日军据点。18日，与400余日军血战大风湾。之后，于无锡北消灭保安六纵队一部数十人，在无锡任港、港下击溃进犯的顽军马乐鸣、赵北部……日、伪、顽三军，为之震动。
　　一日，一国民党首领宴请谭震林。设宴者杨筱南素来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拉起队伍抗日卫国，打死过日本兵，救护过“国军”伤员，曾投奔叶飞“江抗”麾下，待叶飞西撤，旋即投靠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冷欣，盘踞在无锡甘露镇，誓与共产党不两立。此人宴请，众人皆以为是“鸿门宴”。谭震林，内安众将，外设伏兵，率夏光（现代戏剧《沙家浜》中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原型）等毅然前往。席间，杨筱南突然放下酒杯，厉声道：“贵军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言罢，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拍在八仙桌上。谭震林大怒：“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对峙片刻后，谭震林不慌不忙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是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难道我们要做自相残杀的蠢事？！”谭震林，入情入理；杨筱南，沉思不语。此宴后，两军共抗日敌。 　　昆山一地主，名为陶一球，曾任国民党政府区长，颇为正义与爱国，为“江抗”谭司令威名震撼，率部入编“江抗”三支队，谭震林亲批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为抗日民主政权昆山县长。
　　1941年夏，日伪出动万余，大举残酷“清乡”。谭震林调兵遣将，先将18旅主力从苏常太中心区调往外线，后命令16旅在丹阳、延陵一带拔除日军据点，18旅余部横扫太湖之敌，直逼苏州城下。谭震林日夜关注事态，亲自掌握电台，辗转腾挪间，屡屡突出重围，从容遣将，内、外线配合，集中歼敌。经过反“清乡”斗争，开辟了新区，恢复了失地，锻炼了自己，增强了信心，为陈毅所赞誉。
　　1941年11月，16旅部驻溧阳塘马村突遭日军袭击，部队损失惨重，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战死阵前。谭震林闻讯，嚎啕大哭，随即星夜乔装渡江，重整旧部去；仅两名警卫员随行，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
　　1945年8月，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谭震林、罗炳辉指挥新四军第2师沿津浦、淮南铁路发起反击，歼灭顽敌，收复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合、定远等六座县城，兵临南京城下，成功争取汪伪南京警卫第3师钟健魂部3000余人起义。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威风不可一世，扬言三至六个月消灭“共军”。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为防御战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胜仗。战俘群中有一头发花白者，操云南口音，似历战甚多。陶勇好奇之，问其故。答曰：“情报失灵……开上战场，到处挨打，成了睁眼瞎子，哪能不败？”此役，谭震林直接掌控电台120部。
　　1947年夏，整个山东解放区除黄河以北渤海地区外均遭蒋军占领，中共华东局被围堵在胶东半岛一块狭小区域。华野副政委谭震林于危难受命，“号召解放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迎接大反攻！ ”谭政委亲自指挥第二、第七纵队、第一纵独立师（即有名的中原突围胜利之师皮定钧旅）和第10师，先周旋于进犯鲁南的蒋军重兵之间，后亲率二、七纵队北上胶东同许世友第九、第十三纵队会合，组成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后改为山东兵团）；从1947年9月到1948年9月，连续发起八次攻势战役，横扫胶济路，控制津浦路，战胶河，克莱阳，解放周村、淄（川）博（山）、昌（乐）潍（县）、泰安、兖州，连战皆捷，锐不可当。1948年9月，同华野外线兵团会师，激战八昼夜，一举攻克济南府，活捉敌将王耀武。至此，仅仅一年，山东全境除青岛、临沂之外全部解放。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支前及后勤保障工作。此时，正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
　　淮海战罢，第二、第三野战军即备战长江。谭震林麾下第七、第九兵团数十万大军组成渡江中集团，东起安徽裕溪口（芜湖以北），西至枞阳段。4月20日19时30分，万炮齐鸣，震撼敌阵，万船齐发，乘风破浪直驶南岸。七兵团先头部队最快仅20分钟即登南岸。24日，谭政委分兵，引得胜之师进军浙江。大军所到，秩序井然，军令如山：“溪口所有房舍、山林、坟墓、古迹等，均应切实保护，不得毁坏，违者从严处置。”于是，蒋氏宗祠、庐墓、武山庙、摩诃殿等毫发无损，被国民党人赞为“地灵人杰”的小镇，日后成为浙江一大名胜。

　　“谭大炮”，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炮轰”““中央文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潮“横扫一切”。1967年1月，“四人帮”上海夺权，掀起浊浪排空般“一月风暴”，“打倒一切”迅速蔓延全国。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史称 “二月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谭震林，拍案而起，正义凛然，“大炮”怒吼：“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被党内外广为传颂，被张春桥称作“炮打‘中央文革’”。此后，江青捏造出“大叛徒”罪名，“造反派”发出反击“二月逆流”动员令，北京城里“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大标语铺天盖地。被抄家，当作纪念品珍藏多年的左轮手枪，曾经的抗战战利品，被说成是“中南海藏枪”，成了“二月逆流”的“罪证”。被监护，小战士在卧室玻璃窗上写“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笑言：“你少写了一个‘不’字，应该写‘打不倒谭震林’，这就对头啰！”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谭震林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5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淮海千秋》，约访年已八十岁的谭震林。老将军如愿穿上军装、重戴军帽，喜笑颜开如同少年。老将军精神抖擞，军姿站立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手执“教鞭”，兴致勃勃讲述当年中央军委、毛泽东的作战部署和战场硝烟的传奇故事。女儿好奇：“那时您在干什么呢？”老将军嗔怪：“我不就跟部队在一块嘛。”老将军心里，永远是军中一兵。
　　1983年9月，谭震林辞世，留下遗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编辑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