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群体称为ホ－ムレス（homeless）。他们的全部家当，通常只要一辆自行车就可以搬走。他们在河边桥下或者公园里用泡沫塑料板甚至于纸板箱搭个简易棚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据说，全日本的流浪汉有5万多，大多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城市。我曾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从飞机上俯拍的镜头，大阪某公园里一大片蓝蓝的塑料布简易帐篷，蔚为壮观。
　　 至于他们的身份，有失业的有偷懒的有逃债的有犯罪的，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拥有一定技术的人员，出于无奈而加入流浪汉的行列。58岁的井口先生，曾在琦玉县一家建设公司担任过部长，每天晚上11点前，就要到东京新宿车站西出口的地下通道那里和他的朋友们会合。当地下通道通往检票口的卷帘门降下以后，他们迅速将带来的泡沫塑料板和毯子铺开就成了晚上睡觉的床。卷帘门外很窄的楼梯前，就是身长1米80的井口先生睡觉的地方。他身着白色的夹克衫和深颜色的西裤，在大街上行走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流浪汉。早上4点他就要起来了，整个白天就在百货店和图书馆里度过。
　　 工作了35年的井口先生，一直在公司里做住宅改建的工作，由于公司事业规模缩小而被解雇。几个月来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九十年代初期的泡沫经济时代，他的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那时候只要待在办公室就有生意找上门来。后来订单少了，从早到晚在外奔波也接不到活。去年的收入只有800万。今年夏天，公司决定将井口先生所在的营业部撤销。营业部的三十余人中除了个别年轻人以外全被解雇。井口先生拿到的退职金和以前的存款全部还债给了北海道老家的住房分期付款。他想在东京还比较好找工作，结果找了十五家建设会社，面试后都因为年龄的限制而没有被录用，以前的营业部长头衔也派不上用场。“这个头衔成了障碍，再要开辟一片新天地反而变得不容易了。”井口先生感叹道，他现在每天白天在图书馆不断地写应聘书，但他现在已经不再在“曾任何职”一栏中填写“部长”了。
　　 这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不过，流浪汉问题始终受到日本各界的关注。几年前，我在京都的时候，离家不远的鸭川五条大桥下就聚集着十几个流浪汉。某天早上我去散步，正好来了一帮志愿者，他们手提水壶和点心送温暖来了。挨个敲开纸板箱的“屋顶”，递上一杯热茶两个饭团。平常，流浪汉的主要食物来源是超市和饮食店的过期食品。
　　 我一直奇怪政府有关部门为何不下决心处理这些“违章建筑”。现在有点想明白了，那里虽然不排斥犯罪分子隐匿其中，但是，他们对社会没有造成明显的危害，而且流浪汉有一定的松散组织，对于一时没有出路的人，也许是一种具有缓冲作用的生存手段。
　　 最近听朋友说了一个和流浪汉打交道的故事，增加了我对日本流浪汉的感性认识。日本的电器店重新装修老店新开的时候，总要搞一些酬宾活动。譬如一般卖十来万日元的电视机，只卖２万一台。当然是有数量限制的，因此要提前好几天去排队。那个朋友就把中国特色的黄牛操作手法引进到日本。那次是新宿的BIGCAMERA电器店开业，他雇了20个流浪汉去排队。排队是从开店前50小时开始，没想到前10名已经被咱们的同胞用同样方法雇人抢了先。
　　 黄牛朋友说，日本流浪汉都有一个当头的，算是丐帮帮主。据说手下有四十多人，都是池袋地区的。黄牛是和这位帮主谈条件时，觉得帮主人不错，挺老实的。黄牛刚开始想，50个小时太不容易，至少每人给1万日元，还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干。结果，帮主先开口了，有酒有饭就行，反正他们在哪儿坐着都是坐，行的话每人再给两包烟就可以了。黄牛当时听了大为感动，马上答应，管酒管饭管烟，每人再给2000日元。一说每人给2000日元，帮主可高兴了，激动地说：好啊好啊，你们放心，我们去之前都去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绝不给你丢脸。
　　 后来，在排队的50个小时里，这20个人就在店门外的路边呆着。黄牛朋友每天三餐都是给他们买便利店最好的盒饭。晚上黄牛还去看过一回，想想他们也挺累的，大发慈悲又送了4箱啤酒，4大桶烧酒，一大箱乌龙茶。这20个人那个高兴啊，最后办完事给每人发2000日元的时候，有个50来岁的情绪激动，嘴里一直嘟囔：好久没摸过纸币了。临走时，帮主强烈要求以后有事一定记着还找他们。在池袋车站作别的时候，周围的日本人都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黄牛朋友讲完这个故事后说，虽说是流浪汉，素质还真不错，给他们送去的东西吃完以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其中有几个明显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的人。
　　 这就是日本社会的流浪汉。在社会底层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和闹市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可是，他们同样恪守做人的基本守则，并不以自己的落魄作为践踏社会规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