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28.2%，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0%。按照国际标准，恩格尔系数进入20%—30%区间，就进入了所谓的富裕社會。虽然我们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若从恩格尔系数来讲，我们已经告别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物质匮乏的时期，绝大部分中国人再也不用为温饱操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物质上相对丰裕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也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进步，一些发展甚至是划时代的，比如21世纪初的中国已彻底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对教育、对德育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几年前，凤凰网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病”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大家提到最多的关键词是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等。仔细看来，这些社会病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与我们的教育、德育有关。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本质上也是要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体功能。所以，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去追问三个问题。

物质丰裕时代的特殊教育意味

　　物质丰裕的新时代对我们的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个人、社会和教育三个角度去看。
　　从个人的角度看，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是“优势需要”的改变。我们都知道，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过一个“层级需要理论”，但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优势需要，即人虽然有多种需要，但不同情况下这些需要对人的行为的支配力是不同的，特定情形里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优势需要”。比如我们中午开会迟迟不结束，很多同志肚子都饿了，他是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听这个大会报告的，因为他的优势需要集中在如何解决饥饿问题上面。当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那时候可能心中所想的就是去散步、看会儿书、听个音乐之类的了——他的优势需要就从基础需要转移到了精神需求。
　　优势需要的转移与我们的教育、德育实际上都有密切的联系。传统应试教育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饥饿逻辑”，孩子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生计考虑。比如我们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那时候许多孩子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不上学，就是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而那些供养孩子上学的父母也是希望儿女将来好就业，在职场上更有竞争力。像我自己，因为高考失误（作文800字以内的要求没有看到，结果写了2000多字），语文成绩非常好的我的语文只有48分。虽然我很想去复旦、去中文系，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一所地方师大的政教系。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农村孩子是没有勇气不去上学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今年网上看到这样一件事：湖南有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考生要报北大考古系，结果一大堆人评论说她家那么穷，应该学国际金融，而不是考古，因为考古将来不赚钱。可是那个孩子最后还是勇敢地填报了北大考古系。今年高考我家也有一个考生。孩子填志愿的时候也曾让我做参考，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她几乎所有大学的第一志愿专业填的都是建筑设计。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得非常清晰，说她喜欢建筑设计。所以关于生计的考虑，这批孩子可能会有，但是与老一代人相比已经弱化了很多。
　　这就是说，应试教育的“饥饿逻辑”还在老百姓的观念里顽强地存在着，但是影响力已经逐步降低了，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变革节点，优势需要在转移。我们今天讲劳动教育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孩子们显然不需要种菜来养活自己，我们应该从谋生的需要上升到满足孩子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精神需求上去。爸爸妈妈对孩子讲“我们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样的话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我们的小朋友了，我们需要从别的方向考虑，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魅力，吸引孩子投入学习。

　　从社会的角度看，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需要，有一个例子，就是六七年前富士康发生的十几起跳楼事件。有人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工资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富士康的员工下班以后，工装要统一收起来洗，这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是福利，但是新一代农民工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如何洗自己的工装是他们的自由、权利，不能在流水线上机械劳动了一天，连下班了洗衣服的自由都被“剥夺”！就是说年轻一代不再只考虑生存的需要，而更加在意的是“我有没有尊严”“我跟你是不是平等的”。教育要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去应对这些需求。
　　从教育的角度看，由于个人和社会的需求都发生了改变，相应地社会对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全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凸显教育的本体功能。以前的教育把太多精力放在考分上面，讲太多“饥饿逻辑”，以后“饥饿逻辑”可能还会存在，但是稍微要做一些调整了，因为教育本质上讲是要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是我们教育的本体功能。当然并不是说成绩不重要、高考不重要，而是与人的发展相比他们都是工具性的指标、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学生分数很高，但是心理不健康，道德人格存在问题，这样的教育肯定是失败的，也不可能是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忙，比拼分数，比拼工作，比拼财产，这样就完全走歪了。优质教育一定要解放人，要真正让人的生活有更高品质、更加幸福。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我们的教育需要转型，我们的德育也需要转型。

物质丰裕时代对于德育的挑战

　　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我们的德育其实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从个体来讲，物质丰裕的时代对德育最大的挑戰是怎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优雅地生活，摆脱危险的低级趣味，克服“超越性病态”。马斯洛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叫“超越性需要”，超越性需要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人就会生病，即产生“超越性病态”——人的生活就会枯燥、寂寞、无意义。更富裕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陷阱也会增多。互联网为我们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庸俗的东西。但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越庸俗反而越有流量，越低级趣味越博人眼球。这些庸俗的东西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也败坏了我们的道德和欣赏趣味，但是沉迷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如何克服这种“超越性病态”，摆脱低级趣味，是当代中国德育面临的一个挑战。当我们的生活越安逸、富足，我们精神上的苦恼就越多，形成“超越性病态”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时候我们提供精致的德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社会的角度讲，为促进文明社会建设，德育需要加强生命教育、公德教育、劳动教育、自我教育等。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今天劳动教育的意义跟以前不一样了，做法也应该有所区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多年前我在国外遇到的一个剪草工，他每个月都在我窗前剪草。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会边剪草边吹口哨，这样的情形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他当然是干苦力的，但是他没有觉得自己的尊严有问题，快乐地在那里剪草。如何让人拥有劳动者的尊严，社会要努力、教育也要努力。现在很多人厌恶劳动，根本认识不到劳动的价值，当然就无法体会其中的乐趣。我们今天的劳动教育要努力解决的，还有这类问题。
　　最后从教育的角度讲，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当然就是：为提升价值观教育的品质，迫切需要德育在教育内容、形式、人际关系品质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实现在德育内容、形式等方面的供给侧改革。

对德育内容、形式进行供给侧改革

　　物质丰裕的时代德育如何实现自我变革？
　　从德育内容讲，必须广泛开展公德教育、真善美和自我实现教育。我国一直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教育的视野来看，这也是富裕社会对我们的教育提出的需求，如果我们不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进行“法治中国”教育，不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我们实际就是跟这个时代脱轨的。
　　还有真善美和自我实现教育等问题，也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时候把孩子教得越来越势利，越来越庸俗了。很多家长觉得好工作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挣钱多，也向孩子灌输这样的想法。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钱很多人却未必幸福，因为每个收入阶层都有幸福和不幸福的人，幸福并不等同于收入的高低。以前我们太过于穷困，接受教育当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就业问题，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怎么让孩子不只关注自我，让孩子有大我，关注社会、国家、世界，让孩子更有精气神，以真善美为荣，大方追求自己的梦想，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是我们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德育的核心目标。
　　从德育形式讲，时代要求我们倡导欣赏型德育、实现德育享用性功能。我们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为什么这么低？其实与两个极端有关：一种是过分强制，但强制可以一时改变他的行为，却很难改变他的价值观。另一种是自由放任，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把这种叫尊重，但实际上取消了德育。两种极端的德育效果都不会很理想。那有没有既尊重孩子的主体性，让孩子不反感，又能达到好的德育效果的方法呢？有，这就是我们需要对德育内容、形式做审美化的改造——当我们教的恰好是孩子们喜欢的，德育价值引导和孩子道德学习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自然就消解了。
　　此外，我们还需要努力构建一种民主、和谐、辩证的师生关系、人际关系。教育实际就是人对人的影响。著名教育哲学家格特·比斯塔在他的《教育的美丽风险》中说，很多家长认为学生是顾客，学校是商店，老师则是销售员，跟在学生后面，学生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这样是不对的。
　　总之，高品质的德育需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提供好的德育内容供给，好的形式供给，形成一种民主、和谐、辩证的人际关系。
　　“物质丰裕的时代”，意味着中国德育教育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时代诸多艰巨的挑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在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携手，不懈努力，主动、勇敢地面对。
　　（摘自8月10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