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铁饭碗”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事

　　2011年，我离开高校去媒体工作，从此几乎随时随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后不后悔？
　　之前在高校行政部门工作，是一个很安稳的饭碗，高校这个大环境安稳，每年两个长假——寒暑假，校内有饭堂，有操场，有图书馆，全是免费的资源，连停车都是免费的。工作清闲，比起外面社会来说也算单纯，老了还有不菲的退休金。
　　在父母看来，这份工作已经是我在人世间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而我如今想来，为什么要抛弃这个饭碗而选择媒体业，除了因为它确实不适合我而媒体更适合我，也恰恰因为，父母的态度给我的心理暗示——“你没有任何能力”——这个心理暗示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命力。出于本能，我想反抗。
　　大概是为了让我别存在不安分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父母一直对我强调，我没有任何能力，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待在高校，如果离开高校，马上就会被搞死，一离开这个饭碗，再找不到任何别的饭碗。
　　果真如此吗？一个没有任何力量的人，必须借助体制大伞的人，如此的一生激情何在，价值何在？体会不到自己的力量，再多的庇护也不能真正幸福。
　　以年近四十的年纪踏入媒体，当然很没有优势。为了克服害怕的心理，我只能加倍疯狂地工作。当时领导让我做一个跟音乐有关的版面，接到任务当天，我马上到购书中心买了九百多块钱的相关书籍和碟片，然后用拉杠箱拉回家。
　　那时，我有很多很多接近工作狂的行径。比如，部门领导如果让我做一个专题设计，我会供大于求地做出三四个方案，让朋友帮我选择出最佳方案。开选题会的时候，刚说好一个选题，把每个人的任务分工分配下去，我就马上用手机联系采访对象，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基本上，每次开完选题会，我需要采访的人和采访的时间都全部落实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笔记本，每天要干什么事都记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开会的时候如果领导说的跟我的事情无关，我也不会闲着，就开始打开那个本子反省我还有哪些事没有做，看起来像在做笔记，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日程表。
　　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打车上下班，上班很久了都没有关心过坐地铁该怎么坐。
　　我把自己所有的朋友资源都用起来了，任何选题只要心里没底的，我都会仔细地请教朋友，所有的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们都被我多次请教过。
　　睡得很少，经常熬夜，醒的时候多数都坐着工作，午餐都是在电脑前一边写稿一边吃的。一年里腰围粗了很多，好多旧裤子都不能穿了。
　　总之，我确实度过了一段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最理想主义的工作狂时间。那两年，2011年到2013年，其实是媒体的黄昏时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放弃一个稳定的饭碗，投入到一个夕阳行业中来。但是不要紧啊，我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好。
　　后来，媒体产生大滑坡，有一大批同事离职，我也是其中一个，成为自由撰稿人，比起当初在高校悠闲的生活，区别可谓大矣。
　　但，从媒体，到自由人，这个过程，我已经完全克服了父母的定论，终于体会到自己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至高的幸福。尽管“我想要的生活”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它也在不停地修正和不停地调整中，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总之，我有力量跟得上自己的需求。我可以在今天就否定昨天，也可以在明天就否定今天，但我有力量承受自己的否定，也有力量可以继续重新开始。
　　从客观上讲，我的生活相比以前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哪一种生活没有危险性？在高校时压抑的生活不危险吗？内心的隐伤和无力不危险吗？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从高校那么稳定清闲的岗位，到了一个夕阳行业——媒体业，再到一个自由职业，你到底后不后悔？这个问题我是答腻了。但也确实是我个人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没有之一。

我理解的幸福，是有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

　　想到小时候有一次挨打，母亲加班回来，疲倦又强打精神，辅导我白天在学校学过的拼音，发现我完全不会，态度也极不认真，一拿起课本就像抽鸦片的一样身子直往下溜。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三个拼音教会了我，五分钟后一检查，我又忘光了。母亲很绝望，抽过衣架就打，那时已是深夜，邻居婶母过来劝架，看似劝架，其实是激发战火，婶母是这么劝我妈的：“不要生气，有些孩子天生不是读书料，你急也没用。“这句话使我的屁股旋即陷于更大的灾难。
　　婶母的话何以让母亲那么激动？因为她说出了母亲内心的恐惧，母亲害怕我真的就是一个天生不会读书的人。被婶母指出之后，她出于自尊和恐惧，对我更加严厉，她需要争一口气，需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谁不知道在未来社会，会不会读书是决定命運好坏的重要节点？
　　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我也有我的天赋和能量。当时的我，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不能理解学校的各种规律，考试一塌糊涂，有时候得了个十几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的，作业不做是常态，上着课常趁老师不注意就走到教室外去了。总之我的整个表现，都显得智商很成问题。
　　后来我艰难地上了大学，找到工作，母亲一直认为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她真诚地相信我是笨而无能的，这个判断终其一生，直到她去世，她心里的我仍是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有一份工作就得感谢老天的人。
　　后来我生了儿子。儿子跟我小时候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对别的同学要求是学习怎么样，甚至是竞赛怎么样，对我儿子的要求就是“老师希望你能认识班上十个以上的小朋友”，这种起码的认知能力对他都是困难重重的。整整一学期，他的音乐课美术课都是在找座位、找课本、找教室中度过，他的作业经常被老师批为“无法批改”，考试成绩也无法恭维。 　　他入学前，所有的小朋友都能把《三字经》读得熟溜，他连背诵一两句都难以实现，我实在难以接受他没有这个能力，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强迫他坐在我对面，我读一句，他背一句，这个简单的几乎不用思考的过程，对他来说，像要了命一样痛苦，每次都是在哭泣中结束。
　　能想象背一句诗会有这么痛苦吗？我真的急。我几乎担心他有点问题，比如什么高功能自闭症或者多动症或者感统失调之类。
　　如果我没有一个同样懵懂、糊涂的童年，我大概就会像当年我妈担心我那样，担心着我现在的儿子。但幸好我有自己作为前车之鉴，自己的晚熟给了我底气。
　　但很多人说，孩子真的令人抓狂，什么都慢，感谢更多的朝夕相处，我能从其他的方面感到他独特的纯真，专注和深刻，这些品质，也许因为没有用在社会性事务里，没有用在人群活动中，没有用在学校要求的规则里。只有用足够的心思去观察全局的他，你才会发现，他到底是把他最有天赋的力量和专注，放在哪一个方面。
　　而我母亲，显然没有我这样的信心。她真诚地，发自内心地相信，我就是笨的，她认为我在社会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的全部能力。她在对我的绝望中，用了更大的力气把我这堆烂泥扶上墙，她内心的不快乐，可以想象。
　　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没信心的母亲，这样的伤害是双方的，傷害了母亲自己，也伤害孩子自己。我是在母亲去世几年后，才慢慢地意识到母亲有多傻，她完全没有了解我的力量，也就无法享受我的力量带给她的快乐和幸福。她焦虑于我的无能，并把这种无能反馈给我，让我相信自己确实是无能。然而她白白地焦虑了，当她对我的束缚和忧虑解除之后，我的能力瞬间迸发，我惊喜地看到自己完全可以创造我想要的生活。
　　真正的幸福是有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得到庇护。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庇护你一生。作为母亲，真正的幸福是看到孩子的力量，首先你要相信他确实拥有力量，归根到底，你对他的信心，还是来源于你自己的信心。

最快乐的时刻还没到来

　　一回想起以前的年，就想到院子里地上铺着一层鞭炮红纸屑。新的鞭炮纸屑很好看，还没被脚印打扰，干爽鲜艳，盈盈欲飞。但是半天之后，它们就毫无例外被踩旧，贴在地板上，彻底沦为垃圾的身份。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做好了睡不安稳的心理准备。吾乡繁缛的祭拜仪式要一直绵延到深夜。祭拜的准备其实是从前几天就开始了，油光可鉴的卤鹅一个月前就摆在家里厨房，日日散发南姜卤水的浓香。各种香烛的焚烧使这个夜晚焰光闪闪，尤其是迎接“财神喜神”这一重大时辰，经常安排在凌晨。大年三十这一夜，家里呈现不打算睡觉的气场。而左邻右舍随时响起的鞭炮声，也使我们的睡眠不可保障。
　　但我喜欢这种混乱！正如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中描写墨西哥的节日：“在那些日子里沉默的墨西哥人吹哨，喊叫，唱歌，放爆竹，朝天开枪……我们的行动具有更多的轻快，一种不同的重力，它承担了不同意义，我们减轻了时间和理性的负担。节日不仅是一种过度行为，一种仪式性的挥霍，它也是一个骚动，一种突然沉浸在无定性之物和纯粹生活之中，通过节日社会摆脱了强加于它的清规戒律。”
　　过年那几天我们经常在院子里那些鞭炮屑里寻觅遗漏的零碎鞭炮。男孩胆大，有时候点燃后还把它们往我们这边一扔。鞭炮和烟花的发明，让节日加上一点危险气质，更像狂欢，更像骚动。
　　有一年的年三十，说是江那边会放烟花，江这边我们也能看得见。那年头烟花是难得一见的事，我家住的是两层的楼房，三楼的天台上视野很好，几无遮挡物。于是提前很多天，就有亲戚朋友纷纷预定，约好年三十晚，年夜饭后来我家天台看烟花。
　　那年年三十晚，除了我家现有的水果零食，来的亲戚朋友又带上了各种水果零食。不断地有人笑嘻嘻进来，手里提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声寒暄着，往天台上走去。一时间，我家就像帕斯说到的墨西哥节日的集市那样——“多亏了这种挥霍！一个集体才能得到天上和人间的羡慕。”
　　亲戚朋友们在我家的天台上说笑，啃着甘蔗，磕着瓜子，嚼着橄榄，地板上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果皮所堆满;临时拉起来的电灯，摇摇晃晃地照着一群没喝酒但仿佛醉了的人们。
　　江那边放烟花的时间似乎到了，远远地传来一声声振奋人心的声响，天空似乎被照亮了，然而我们的楼房似乎还不够高，我记得我什么也看不到。我不停要央求我爸找凳子让我站上去看，那些兴奋的大人似乎也没看到什么，他们说“在那边在那边”，一会儿又互相试探“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然后似是而非地辩认着，最后他们一个个都像看了一出大戏似的，在深夜又推推搡搡地各回各家了。
　　那时我们真喜欢过年。拜年时会盯着别人家的糖纸想入非非。有一种糖的甜味，真是惊鸿一瞥，创造出一座未被命名的果园。有亲戚家买了这种糖，以至于那个亲戚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她家装糖果的那个果盒。吃糖的时候我感到周围都被调亮色阶，我吮吸着，辛苦地回忆它到底来自哪一种水果的灵感，也捕捉着它带给我的各种愉快联想。它在嘴里慢慢融化，最后消失，而那些联想却迟迟未曾隐身。
　　父母不会轻易动怒，因为如果在新年动怒，意味着一年都难以和睦。他们忙成一团却和颜悦色，容忍我们无所事事，装作忘记寒假作业和刚过去的寒碜期末考成绩。
　　其实，也不需说那么多，仅仅因为可以穿新衣服这一项，我们就很难不爱过年。
　　但是那些年流行的衣服非常类同，偶尔有一点细节上的区别就令人把玩再三。那点区别，无非是裤腿上绣某个动物或者钉两道边边而已。有时候几个小伙伴都撞衫了，但没撞过衫，就无以语时尚。比如有一年流行的蝙蝠衫配健美裤，那么，过年时候，作为一排上宽下窄的少女中的一员出现在街上，我的内心是骄傲的。
　　某一个大年初一，我和邻居小姑娘站在门口聊天。我依稀记得，地板上还是一片红红的鞭炮屑，我们大概是嘴里含着糖，或者手里拿着瓜子，也或者我们吃腻了，只是随便聊聊天。聊着，那个跟我同龄的女孩突然沧桑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新年就要过去了，好难过啊。”
　　我也没停下嘴里正在吮吸的那颗糖，只是顺嘴嘟囔着问，难受啥呢，你奶奶不是明天还要带你去你二姑家做客吗？她怎么回答的我就忘了。
　　后来偶尔会想到那个明媚的大年初一，那个早慧而敏感的女孩子毫无来由的慨叹。越来越觉得，在一个节日的顶点，她发出的这句慨叹，真是耐人寻味。
　　最快乐的时候，是我们在准备着过年时那忙碌又充实的时候。从腊月就开始的采购，打扫卫生，预约聚餐，购置新衣，那是最快乐的时候，就仿佛两个人走在相爱的路上，仿佛烟花正要升起，仿佛舞台正在铺展。而到了大年初一，我们已经知道了最高点。多么惆怅，如果你知道你已经走到最高点，那么就知道了失去和下坠的惆怅。
　　现在，在最快乐的时候，我仍然希望它不是最快乐的时候。我希望在路上，还没有最。电影《黑暗中的舞者》中的塞尔玛，她看歌剧，看电影，总在倒数第二首歌响起的时候就走开。因为那样，她就永远不会看到故事结束。
　　愿你不用在倒数第二首歌响起的时候离开，你的故事永远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