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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的重大战略方针。从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理论维度，从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区域发展理论成果的历史维度，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需要的现实维度，从多举措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维度，透视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维度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08-06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1]269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构建中国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如何解决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精准施策，高瞻远瞩，统筹布局，推进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迈入历史新阶段。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实践四个维度解读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自由生产所引起的工业过度集聚和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思考。他们认为：一方面，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由于各地区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条件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2]。在他们看来，区域发展的悬殊差距不可能跨越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完全消除，在差异化条件下实现最小发展差距是最佳的区域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对于如何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
一是工业生产合理布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使得资本主义大生产脱离了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乡村而迁往城市（或者是工业发展将广大乡村变为城市），但“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3]，这就造成了工业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状况。针对这种矛盾，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对生产布局的统一规划和对生产力的计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业本身的成长，带动生产要素及其周边区域的发展和进步。
二是地域之间合理分工。通过考察工場手工业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从家庭分工到社会分工的进化过程：“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4]同时，由于分工所造成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随着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换也就成为必然。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都是“城乡分离”的结果，即不同地域的分工造成了交换。因此，只有实现不同区域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条件，才能促进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有效缓解生产效率的差异，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协同发展。
三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是进行区域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私有制的存在则是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因素。马克思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作为消灭城市和乡村发展差距，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措施。恩格斯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对于米尔伯格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的观点加以驳斥并指出，消灭城乡对立是工农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城乡对立的经济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在这样的前提下，平均分配全国人口，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扩充交通工具，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当今的中国仍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无疑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来源。
二、历史维度：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我国区域发展的理论成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新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当时，全国77%以上的工业集中于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仅有9%[5]。如何塑造国内的工业和经济格局，改变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合理现状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初步实践，为此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实行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与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相结合的方针，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此平衡工业布局，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严峻，党中央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大力发展内地的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尽管三线建设的初衷是备战，但这一计划的实施为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空间布局结构，促进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是综合考量平衡工业经济布局与构建稳定战略后方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加快国家经济建设与巩固国防安全并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新时代;习近平;区域协调发展;维度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08-06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1]269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构建中国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如何解决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精准施策，高瞻远瞩，统筹布局，推进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迈入历史新阶段。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实践四个维度解读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自由生产所引起的工业过度集聚和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思考。他们认为：一方面，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由于各地区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条件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2]。在他们看来，区域发展的悬殊差距不可能跨越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完全消除，在差异化条件下实现最小发展差距是最佳的区域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对于如何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
一是工业生产合理布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使得资本主义大生产脱离了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乡村而迁往城市（或者是工业发展将广大乡村变为城市），但“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3]，这就造成了工业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状况。针对这种矛盾，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必须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对生产布局的统一规划和对生产力的计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业本身的成长，带动生产要素及其周边区域的发展和进步。
二是地域之间合理分工。通过考察工場手工业与社会内部分工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从家庭分工到社会分工的进化过程：“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4]同时，由于分工所造成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随着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换也就成为必然。马克思认为，这一切都是“城乡分离”的结果，即不同地域的分工造成了交换。因此，只有实现不同区域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条件，才能促进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有效缓解生产效率的差异，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协同发展。
三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是进行区域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私有制的存在则是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因素。马克思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作为消灭城市和乡村发展差距，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措施。恩格斯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对于米尔伯格认为“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的观点加以驳斥并指出，消灭城乡对立是工农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城乡对立的经济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在这样的前提下，平均分配全国人口，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扩充交通工具，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当今的中国仍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这无疑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来源。
二、历史维度：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我国区域发展的理论成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新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当时，全国77%以上的工业集中于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占比仅有9%[5]。如何塑造国内的工业和经济格局，改变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合理现状成为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初步实践，为此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实行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与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相结合的方针，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此平衡工业布局，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严峻，党中央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大力发展内地的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尽管三线建设的初衷是备战，但这一计划的实施为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空间布局结构，促进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是综合考量平衡工业经济布局与构建稳定战略后方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加快国家经济建设与巩固国防安全并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