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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释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产生真相及物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意义,记录了李政道不凡的成功道路。本书也是中国科学发展和教育决策的历史侧面反映,首次披露文革年代李政道的忧国情怀和相关高层内幕,同时揭示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半个世纪学术恩怨的内幕。
《李政道传》
季承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12
定价:39.80元
排名顺序问题
李政道和杨振宁从1948 年开始合作,1952年合作中断,1955年恢复合作,1957年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合作继续下去,直到1962 年分手。在这总计长达14 年的时间里,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在众多的物理学领域里勤奋耕耘,各显其能,创造了物理学研究上的奇迹。
有人说,假如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2年不分手,1954年的“杨米尔斯规范场”就可能变成“杨-李规范场”或“李-杨规范场”。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至于假设他们能继续合作因而会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一种良好愿望。
但是,有一种后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的成果一定比现在的要多、要好。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一篇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记述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文章对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做了介绍,特别对他们的科学合作洋溢着赞美之词。在谈到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时,伯恩斯坦并没有特意指出它的突破性的思想是由他们两个中间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在一个时候,“他们忽然有一想法”。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就是这样一篇很平常的散记文章,却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大争论,使两位天才的中国物理学家从此终止了合作。
1962年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和杨振宁比邻而居,办公室也是隔壁。4月份的时候,李政道收到了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他没有作什么大的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要写在李政道的前面,譬如标题上的;诺贝尔奖金宣布时的,以及接受奖金时的。另外,他的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的前面,因为杜致礼比秦惠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这是由于字母排列次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振宁又给李政道打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了,但在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写了……”面对杨振宁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复无常,李政道很不解。
4月18日,杨振宁又到李政道的办公室去谈,说他让姓氏的排列次序弄得越来越烦恼,而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所有他们合作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合作的论文的署名,按字母次序排,即“李和杨”,使他不高兴;如果写成“杨和李”,又会让人们觉得杨振宁好笑,而乱排姓氏次序也会使人看了觉得奇怪。李政道见此情形,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随即杨振宁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与李政道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和杨振宁长谈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都同意暂时停止合作,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杨振宁的信
6月,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访问而且同用一间办公室。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博格关于两代中微子的实验结果已准备好要发表,杨振宁知道以后变得极度焦躁不安,他又对他们论文里的致谢辞中的李杨姓氏的排名次序担心起来。出乎李政道的意料之外,杨振宁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了不满甚至还有些敌意。李政道对所有这些事情感到非常遗憾,并意识到他和杨振宁的友谊不会再继续了。
江才健所著《杨振宁传》里提到,杨振宁的第一封信,是在杨振宁听了谣言,说李、杨不和是由于杨振宁小气、斤斤计较等以后大怒而写的。信的开头用中文写了“政道”两个字,信后署名是“非常真诚的振宁”,内容是用英文写的。
杨振宁在开头写道:
你在没有知会我,更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博格并坚持要斯坦博格把他们的论文中杨、李两人的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
接着又写道:
毫无疑问的,在一个薄纱的天真甚至或者是宽宏大量的面貌之下,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地伤害我的行为。我的这些言辞很强烈,但是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形容你的行为。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会让我高兴?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可以增加我的名声?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是对你自己有好处?你真的认为你所做的就是我四月在普林斯顿和你谈话我所想要的?我曾经责怪你考虑不够周到。你真地认为你这一次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为?
在我们四月份的谈话以后,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的痛苦,我们对于彼此的想法都更加的敏感。我曾经想,如果那是有一点不自然和勉力而为的,但至少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考虑到彼此。
但是我大错特错!只要看看你上礼拜三所做的事。在斯坦博格报告以后,伯恩斯坦问了一个没有深度的问题。他显然感受到你对我的怨恨,而蓄意的让我们彼此对立。他特别在他的问题中向你表示敬意,而你做了什么?你不能够拒绝附和于他的诱惑,在结尾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要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这一个忽略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你以前在任何重要的场合中都没有这样做过。
政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如此来对待我,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曾经彻头彻尾的影响了你的物理、你的事业,并且事实上还有你的一生?你怎么会这么笨,冒着丧失我们彼此之间的忠诚和相互信赖,只为了取悦于伯恩斯坦对你的拉拢。
接下来,杨振宁又写道,李政道的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也许源自他过去不愉快的一些成长经验。说在伯恩斯坦的文章中有一些不实在的叙述,对李政道有不真实的揄扬,但是李政道却不愿意诚实地面对事实,杨振宁说他为李政道感到耻辱。
政道,这一封信必然会造成你强烈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我要写?
在周末我平静下来以后,我衡量着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不敢确定你会不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再次伤害我。但是如果我说出来,我们都不可能保持平静。
我同时也决定写这封信来让你知道,我永远是直话直说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从来不会用阴谋的方式去伤害我的敌人,更不要说是我的朋友。
我再一次看了这封信,内心深感哀伤。如果我和我自己家庭的羁绊很强,那么我和你的羁绊也是同样的强。昨天晚上惠过来要我过去和你谈一谈,我深深的受到感动。而四月份,在你的办公室,我说到我们之间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之时,我泫然泣下。在内心里,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有的伤痕可以治愈,而且很容易可以赢得我的情感。但是我如果不告诉你这些的话,我就不能和你坦诚以对,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这样做,我很难相信你可以重新得到我完全的信任和尊敬。
好友分手
据江才健称,在他所写的《杨振宁传》里的这封信是由杨振宁提供的。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共用一间办公室。
李政道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杨振宁把他的这封信放在了李政道的桌子上。后来,李政道回到办公室,看见了这封信。李政道还询问了信里“perfidious”这个词的意思(背信弃义)。杨振宁这时觉得十分懊悔,就把信要过来撕掉扔在字纸篓里了。后来,李政道还是把那封信从字纸篓里拿出来,看过之后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这样,李政道和杨振宁分手了。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决心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他对那里十分留恋,但还是怀着“深重的哀伤之感”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奥本海默接到李政道的辞职书后感到非常遗憾。
全世界物理学界,特别是中国物理学界,当然还有有关的人士们,对于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分手都极为关注,反应强烈。
《李政道传》
季承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12
定价:39.80元
排名顺序问题
李政道和杨振宁从1948 年开始合作,1952年合作中断,1955年恢复合作,1957年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合作继续下去,直到1962 年分手。在这总计长达14 年的时间里,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在众多的物理学领域里勤奋耕耘,各显其能,创造了物理学研究上的奇迹。
有人说,假如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2年不分手,1954年的“杨米尔斯规范场”就可能变成“杨-李规范场”或“李-杨规范场”。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至于假设他们能继续合作因而会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一种良好愿望。
但是,有一种后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的成果一定比现在的要多、要好。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一篇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记述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文章对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做了介绍,特别对他们的科学合作洋溢着赞美之词。在谈到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时,伯恩斯坦并没有特意指出它的突破性的思想是由他们两个中间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在一个时候,“他们忽然有一想法”。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就是这样一篇很平常的散记文章,却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大争论,使两位天才的中国物理学家从此终止了合作。
1962年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和杨振宁比邻而居,办公室也是隔壁。4月份的时候,李政道收到了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他没有作什么大的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要写在李政道的前面,譬如标题上的;诺贝尔奖金宣布时的,以及接受奖金时的。另外,他的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的前面,因为杜致礼比秦惠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这是由于字母排列次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振宁又给李政道打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了,但在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写了……”面对杨振宁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复无常,李政道很不解。
4月18日,杨振宁又到李政道的办公室去谈,说他让姓氏的排列次序弄得越来越烦恼,而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所有他们合作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合作的论文的署名,按字母次序排,即“李和杨”,使他不高兴;如果写成“杨和李”,又会让人们觉得杨振宁好笑,而乱排姓氏次序也会使人看了觉得奇怪。李政道见此情形,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随即杨振宁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与李政道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和杨振宁长谈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都同意暂时停止合作,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杨振宁的信
6月,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访问而且同用一间办公室。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博格关于两代中微子的实验结果已准备好要发表,杨振宁知道以后变得极度焦躁不安,他又对他们论文里的致谢辞中的李杨姓氏的排名次序担心起来。出乎李政道的意料之外,杨振宁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了不满甚至还有些敌意。李政道对所有这些事情感到非常遗憾,并意识到他和杨振宁的友谊不会再继续了。
江才健所著《杨振宁传》里提到,杨振宁的第一封信,是在杨振宁听了谣言,说李、杨不和是由于杨振宁小气、斤斤计较等以后大怒而写的。信的开头用中文写了“政道”两个字,信后署名是“非常真诚的振宁”,内容是用英文写的。
杨振宁在开头写道:
你在没有知会我,更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博格并坚持要斯坦博格把他们的论文中杨、李两人的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
接着又写道:
毫无疑问的,在一个薄纱的天真甚至或者是宽宏大量的面貌之下,你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地伤害我的行为。我的这些言辞很强烈,但是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形容你的行为。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会让我高兴?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可以增加我的名声?你真的认为你的行为是对你自己有好处?你真的认为你所做的就是我四月在普林斯顿和你谈话我所想要的?我曾经责怪你考虑不够周到。你真地认为你这一次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为?
在我们四月份的谈话以后,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的痛苦,我们对于彼此的想法都更加的敏感。我曾经想,如果那是有一点不自然和勉力而为的,但至少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考虑到彼此。
但是我大错特错!只要看看你上礼拜三所做的事。在斯坦博格报告以后,伯恩斯坦问了一个没有深度的问题。他显然感受到你对我的怨恨,而蓄意的让我们彼此对立。他特别在他的问题中向你表示敬意,而你做了什么?你不能够拒绝附和于他的诱惑,在结尾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要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这一个忽略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你以前在任何重要的场合中都没有这样做过。
政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如此来对待我,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曾经彻头彻尾的影响了你的物理、你的事业,并且事实上还有你的一生?你怎么会这么笨,冒着丧失我们彼此之间的忠诚和相互信赖,只为了取悦于伯恩斯坦对你的拉拢。
接下来,杨振宁又写道,李政道的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也许源自他过去不愉快的一些成长经验。说在伯恩斯坦的文章中有一些不实在的叙述,对李政道有不真实的揄扬,但是李政道却不愿意诚实地面对事实,杨振宁说他为李政道感到耻辱。
政道,这一封信必然会造成你强烈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我要写?
在周末我平静下来以后,我衡量着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不说出来,我不敢确定你会不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再次伤害我。但是如果我说出来,我们都不可能保持平静。
我同时也决定写这封信来让你知道,我永远是直话直说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从来不会用阴谋的方式去伤害我的敌人,更不要说是我的朋友。
我再一次看了这封信,内心深感哀伤。如果我和我自己家庭的羁绊很强,那么我和你的羁绊也是同样的强。昨天晚上惠过来要我过去和你谈一谈,我深深的受到感动。而四月份,在你的办公室,我说到我们之间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之时,我泫然泣下。在内心里,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有的伤痕可以治愈,而且很容易可以赢得我的情感。但是我如果不告诉你这些的话,我就不能和你坦诚以对,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这样做,我很难相信你可以重新得到我完全的信任和尊敬。
好友分手
据江才健称,在他所写的《杨振宁传》里的这封信是由杨振宁提供的。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共用一间办公室。
李政道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杨振宁把他的这封信放在了李政道的桌子上。后来,李政道回到办公室,看见了这封信。李政道还询问了信里“perfidious”这个词的意思(背信弃义)。杨振宁这时觉得十分懊悔,就把信要过来撕掉扔在字纸篓里了。后来,李政道还是把那封信从字纸篓里拿出来,看过之后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这样,李政道和杨振宁分手了。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决心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他对那里十分留恋,但还是怀着“深重的哀伤之感”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奥本海默接到李政道的辞职书后感到非常遗憾。
全世界物理学界,特别是中国物理学界,当然还有有关的人士们,对于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分手都极为关注,反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