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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锄头干活，放下锄头摄影；农忙时下地，休闲时拍拍视频……一群可爱的农民艺术家就这样活跃在田间地头，一件件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为农村带来了别样的文化生活。
长城脚下的摄影家——史俊国
沿着绵延的乡间小路，老远就见到一块写着“影友之家”的招牌，守在招牌下的那只大黄狗一见到我们，不但没叫，反而摇着尾巴“欢迎”，主人史俊国说：“这只狗名叫小虎，过去一见生人就叫，自从家里成了‘影友之家’，它也改变了习性，见到带着照相机的就欢迎！”
老史是个地道的农民，今年48岁，从小就生长在密云县新城子镇巴各庄村唐家寨，他家的背后就是巍峨的司马台长城。他的经历很简单，初中毕业后闯荡京城，在一家建筑公司干了20多年，2008年回到家乡，干起了民俗户。
“其实，我最初并没有想干民俗户。”老史说，“因为家里有10亩果园，每年能收入四五万元，也够用了。我开民俗户，完全是因为喜欢摄影的缘故。”
在老史家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挂满了他拍摄的长城照片，不过说来特别有意思，老史在2008年回乡之前，对专业的相机摸都没有摸过。
第一次接触摄影是在2008年的秋天。当时，在通州张家湾开发区工作的北京影协会员吕高鹏来村里拍摄长城，因为登山路不熟，碰巧遇到了在果园里忙着摘苹果的老史……就这样，老史帮吕高鹏背包、当向导，一起爬上了望京楼。
经过聊天，老史才知道，吕高鹏是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非常喜欢拍摄长城。而且，吕高鹏和老史一样，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一边拍摄一边讲摄影的知识，听得老史也心动了，当即用吕高鹏的相机试拍了几张，效果还不错。
“我从小就是在长城上玩大的，平时也没把长城当回事，没想到经过这么一拍，还真美！”老史说，就是凭着这第一次拍摄的长城照片，他获得了北京影协举办的“长城摄影大赛”优秀奖。也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长城摄影。
当时，老史家里只有一个普通的卡片机，拍摄的效果大打折扣，吕高鹏看老史如此痴迷摄影，就将自己的一部相机送给了老史。
老史鸟枪换炮，更有了积极性，两年的时间，他把新城子境内所有的长城都跑了个遍。在他的书柜里，仅拍摄长城的底片就有一千多张。他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张“雪中长城”，他说，这张片子拍得最辛苦。那是2010年11月，赶上下雪，老史连夜上了长城，到望京楼山脚下时，天还没亮。选好拍摄位置后，他一动不动地等着黎明，一晃就是两个多小时，等拍完了，才发现，自己的鞋早已被冰雪冻在了长城上……
随着老史拍摄的长城照片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每年都有很多长城摄影爱好者在他家安营扎寨，老史自然是热情接待，还为他们义务担当导游。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虽然从没有报班学过摄影，但是，接触的都是高水平的摄影家，从他们那里直接就学到了摄影知识。”
老史的话一点都不假，在他家住过的摄影名家不是中国影协的就是北京影协的，有一次《中国摄影报》的梁文川主任在他家住时，看了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别看你是一个农民，没学过摄影，但拍的片子很有感觉，好好干，有前途！”临走，他还带走了老史的几张片子，刊登在了《中国摄影报》上。
现在，每逢周末，老史家就成了真正的“影友之家”，来自北京，甚至东北、山东等地的长城摄影爱好者聚在他家。大家对老史搞长城摄影非常支持，来自山东的摄影家刘文杰听说他只有一部相机，就送了一部相机给他，前几天，还从上海给老史寄来了一个渐变镜，“东西虽然不贵，但是礼轻情义重！”老史感慨地说。
不仅是众多的摄影发烧友，对于老史，村里也非常支持，准备为老史做一个长城摄影照片展室，希望用他的影响力，带动村里发展民俗旅游……
“通州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村——宋庄，我希望有一天唐家寨也能够成为一个‘摄影村’，让村民们也能够通过长城文化，发展民俗旅游富裕起来！”老史信心满满地说。
用胶片记录人生的农民——谢万清
他是一个在陇县山区耕种13亩土地的普通农民，他是一个上世纪70年代就拿起相机的农民摄影家。时至今日，胶卷与胶片机早已被封存至人们的记忆里，他还在用一台二手富士相机，记录着父老乡亲最朴实亲切的生活。他是60岁的谢万清。去年，他的作品漂洋过海，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亮相。最近，他在西安汉城湖广场上的首次摄影展《我的父老乡亲》吸引了众多市民，了却了一位农民60年的心愿。
中国农民普遍关心粮食和蔬菜，可谢万清更关心用相机记录中国农民的真实影像。他的家乡在宝鸡市陇县温水镇峰山谢家沟，平均气温低于11℃，不能种回茬庄稼，收成差自然贫困交加。刚上完小学，他就只得辍学在家放牛。上世纪70年代，西安知青来到村里，教了谢万清用相机给自己和牛群拍纪念照。从此这个小小的方盒子，给放牛娃打开了另一个精彩世界的窗户。
1977年县上修水库，陇县商店唯一一架74元钱红梅120相机让谢万清欲罢不能。他靠一天拉10车石头挣工分和补贴，又挖药材，攒了整整三年才攒够了74元。从此，谢万清把镜头对准了田间耕作的人、庙会戏台上的人、尽情敲锣打鼓耍社火的人、偷着在树下谈恋爱的年轻人、炕头上的小娃娃、新婚夫妇掀盖头的瞬间、草垛里的旱烟老汉、土崖边上的牲口……一百多幅影像活色生香，从久远年代直到当下。
尽管种一年玉米才能卖2000多元，尽管为买一台3500元钱的二手富士相机，谢万清需要借遍乡亲，可他镜头中记录的不是世事的艰难，而是一个农民诗意栖居的田园风光。从一个农民内心自发生成的构图、色彩和光线，传递出的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许多上了年纪的市民一幅幅看过去，看到的是回忆和中国乡村40多年的社会缩影。许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称赞：“拍得真讲究，咱陕西农民了不起！”谢万清说：“我喜欢我们的山清水秀，喜欢我们的父老乡亲。”
去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承办方从网上看到谢万清的作品，被作品的厚重朴实所震撼，工作人员立即找到谢万清的电话。这下，陕西陇县农民的影像作品第一次漂洋过海，跟欧洲观众见了面。 40年了，放牛娃小谢成了老谢。胶卷早已退出时代舞台，谢万清开始托人在网上买胶卷，拍好了再在自家的简易暗房里洗出来。前几年，陇县一众政协委员们你50元、他300元地给谢万清凑了9600元钱，买了台尼康D7000，鼓励他多拍几近消逝的社火民俗。可老谢还是爱鼓捣他的二手胶片机，他说：“胶片摄影才是真正的摄影，我觉得拍照片也是在讲故事，讲好我们那塬梁沟峁的故事。让城里人知道我们家乡究竟有多美，了解我们陇州文化。”
影展办成了，老谢感慨：“帮我圆了一个梦，一个怀揣理想的中国农民的梦。”
小山村里的农民摄影团
肩扛摄像机、手拿话筒，走街串巷、寻山访水，在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一个名为黑豆峪的山村中，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将村中生活百态、美景新业，留存在镜头中；他们组成视频工作室，自学做策划、当编导、主持节目、拍视频……将自己拍摄的影像编制成宣传片、纪录片，经由网络传递到山外的世界，持续不断地向外界介绍着自己家乡的历史与变化。
一到周日下午5时30分，于海霞就结束了在京东大溶洞景区一天的售票工作，搭乘回村的班车，急匆匆往回赶；另一边，李艳伶把她位于当地另一处景区的小卖部锁好门窗，赶回村里。俩人都是黑豆峪村农民视频工作室的成员，办事细心的于海霞担任剧务工作，李艳伶则发挥其能歌善舞、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优势，担任节目主持人以及出镜记者的工作。
“我们工作室一共7个人，俩剧务、俩主持人、俩摄影兼后期制作、一名策划，大家各有自己的一摊事儿要忙，很难聚齐，一般只要凑齐拍摄所需人手，就外出拍摄。”于海霞快人快语，工作室的一半成员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很难赶在同一天休息，大家只能挤出下班后的时间拍摄视频。
恰逢大晴天，山里光线还很充足，大家决定，到村外大槽峪，拍摄之前计划好的《5间残房的抗日记忆》一片。前两天，李艳伶在村里和村民聊天儿时确认，当年，日军在乡里大扫荡时，将住在大槽峪内5户村民的房子烧毁，至今，那里依然留有残垣断壁。
将补光灯等器材装入手提箱，拿上摄像机、三脚架等器材，一行4人驾电动三轮车直奔大槽峪。被烧房子的旧址位于山沟深处，电动三轮车开不进去，几人扛起器材，沿上山放羊村民踩出的土路，往山沟深处走。李艳伶今年63岁，身体不太好，沿着山路走了40多分钟，累得直喘粗气，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同行的于海霞时不时扶她一把。经过一处碎石遍地、近1米高的陡坡时，大家彼此连拉带拽、手脚并用，爬上陡坡。
一小时后，一行人找到当年被烧毁的房屋断壁。顾不上休息，摄影师谭占云和老刘开始从不同角度，拍摄房屋遗址、周边山沟景象，并从中寻找主持人出镜最佳角度；于海霞在这俩人指导下，快手快脚地将补光灯、聚光板等架好；李艳伶则拧开瓶矿泉水，润了润嗓子，掏出之前走访村民时做的记录，开始琢磨主持词。
天光渐暗，拍摄告一段落，大家收拾好器材，急匆匆往回赶。回到村中时，时间已是晚上9时，随便扒拉了两口饭，老李和老于聚到谭占云家，检视当天的拍摄成果。
“今天还不算最晚的，有一次，我们到村民付建英家拍视频，一直忙到晚上10点半，回家后都夜里11点多了。”李艳伶说，那天，她累得直犯迷糊，偷偷掐自己大腿根提神，腿上被掐出一道道印子。
在村里拍摄视频，辛苦程度远高于在摄影棚内工作。队员王金荣笑称，他们7个人为了拍摄视频，全都练出了铁脚板、不怕吃苦的性子，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今年初，黑豆峪村筹建的冰雪世界开业，李艳伶和3位队员前去拍摄宣传片。拍摄地点恰好位于风口，站在雪地里，身体不太好的老李冻得声音有点发颤，她却依然不肯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每次录制完成后，她让摄影师现场回放录像，效果不满意，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录制。
说起这些拍摄工作中的辛苦经历，老李却连连摆手，夸起其他组员：“于大妹子身体好、心又细，工作室外出拍摄时，各项杂务她一手包了，上次去大山里拍视频，同行只有老刘一个男的，扛不了这么多器材，我又累得不行，二三十斤的器材，她一个人给扛回来了。”
拍摄视频，除了付出辛苦，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摄影和后期制作技术。视频工作室的组员无人会视频制作，自学过一点摄影技术的谭占云和老刘自告奋勇，担任摄影师工作，并买来教材、从网上搜集资料，靠种地、转包毛衣制作等零活为生的老谭，硬是利用一个冬闲季，通过自学，啃下了Edius、Premiere等视频编缉软件操作。
在谭占云家堂屋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和麦克风等录音装置，这里就是视频工作室的后期制作“车间”。视频拍摄完成后，其他组员回家休息时，他总要熬夜剪切原片、录制配乐、制作字幕，将视频短片剪辑好。“刚拍完片是灵感最强的时候，拖到第二天再弄，就找不到感觉了。”老谭熟练地从电脑中调出视频编缉软件，将摄影机储存卡内的原片拷贝至电脑中，一帧一帧地察看，剔除掉拍摄角度不佳、成像效果模糊的画面，边看边记录，脑子里飞速转着，将一帧帧画面重新整合为一部短片。最终，他从长达3个半小时的素材中，选出200个镜头，剪辑成一部时长10分钟的短片。当短片剪辑好后，初升的阳光已经透过窗户洒进屋内。
挤出休息时间拍摄视频、自掏腰包学习摄影等技术，四处走访摄制外景，视频工作室的工作颇为辛苦，组员们却全部是义务参与，甚至在进山拍摄时，还要自备水、干粮。这么做，值吗？“每次看到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家乡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保存在镜头中、呈现给外界看，心里特别满足。”李艳伶回答说，拍摄更多、更好的视频，记录家乡变化，是组员们共同的心愿与理想。
长城脚下的摄影家——史俊国
沿着绵延的乡间小路，老远就见到一块写着“影友之家”的招牌，守在招牌下的那只大黄狗一见到我们，不但没叫，反而摇着尾巴“欢迎”，主人史俊国说：“这只狗名叫小虎，过去一见生人就叫，自从家里成了‘影友之家’，它也改变了习性，见到带着照相机的就欢迎！”
老史是个地道的农民，今年48岁，从小就生长在密云县新城子镇巴各庄村唐家寨，他家的背后就是巍峨的司马台长城。他的经历很简单，初中毕业后闯荡京城，在一家建筑公司干了20多年，2008年回到家乡，干起了民俗户。
“其实，我最初并没有想干民俗户。”老史说，“因为家里有10亩果园，每年能收入四五万元，也够用了。我开民俗户，完全是因为喜欢摄影的缘故。”
在老史家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挂满了他拍摄的长城照片，不过说来特别有意思，老史在2008年回乡之前，对专业的相机摸都没有摸过。
第一次接触摄影是在2008年的秋天。当时，在通州张家湾开发区工作的北京影协会员吕高鹏来村里拍摄长城，因为登山路不熟，碰巧遇到了在果园里忙着摘苹果的老史……就这样，老史帮吕高鹏背包、当向导，一起爬上了望京楼。
经过聊天，老史才知道，吕高鹏是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非常喜欢拍摄长城。而且，吕高鹏和老史一样，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一边拍摄一边讲摄影的知识，听得老史也心动了，当即用吕高鹏的相机试拍了几张，效果还不错。
“我从小就是在长城上玩大的，平时也没把长城当回事，没想到经过这么一拍，还真美！”老史说，就是凭着这第一次拍摄的长城照片，他获得了北京影协举办的“长城摄影大赛”优秀奖。也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长城摄影。
当时，老史家里只有一个普通的卡片机，拍摄的效果大打折扣，吕高鹏看老史如此痴迷摄影，就将自己的一部相机送给了老史。
老史鸟枪换炮，更有了积极性，两年的时间，他把新城子境内所有的长城都跑了个遍。在他的书柜里，仅拍摄长城的底片就有一千多张。他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张“雪中长城”，他说，这张片子拍得最辛苦。那是2010年11月，赶上下雪，老史连夜上了长城，到望京楼山脚下时，天还没亮。选好拍摄位置后，他一动不动地等着黎明，一晃就是两个多小时，等拍完了，才发现，自己的鞋早已被冰雪冻在了长城上……
随着老史拍摄的长城照片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每年都有很多长城摄影爱好者在他家安营扎寨，老史自然是热情接待，还为他们义务担当导游。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虽然从没有报班学过摄影，但是，接触的都是高水平的摄影家，从他们那里直接就学到了摄影知识。”
老史的话一点都不假，在他家住过的摄影名家不是中国影协的就是北京影协的，有一次《中国摄影报》的梁文川主任在他家住时，看了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别看你是一个农民，没学过摄影，但拍的片子很有感觉，好好干，有前途！”临走，他还带走了老史的几张片子，刊登在了《中国摄影报》上。
现在，每逢周末，老史家就成了真正的“影友之家”，来自北京，甚至东北、山东等地的长城摄影爱好者聚在他家。大家对老史搞长城摄影非常支持，来自山东的摄影家刘文杰听说他只有一部相机，就送了一部相机给他，前几天，还从上海给老史寄来了一个渐变镜，“东西虽然不贵，但是礼轻情义重！”老史感慨地说。
不仅是众多的摄影发烧友，对于老史，村里也非常支持，准备为老史做一个长城摄影照片展室，希望用他的影响力，带动村里发展民俗旅游……
“通州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村——宋庄，我希望有一天唐家寨也能够成为一个‘摄影村’，让村民们也能够通过长城文化，发展民俗旅游富裕起来！”老史信心满满地说。
用胶片记录人生的农民——谢万清
他是一个在陇县山区耕种13亩土地的普通农民，他是一个上世纪70年代就拿起相机的农民摄影家。时至今日，胶卷与胶片机早已被封存至人们的记忆里，他还在用一台二手富士相机，记录着父老乡亲最朴实亲切的生活。他是60岁的谢万清。去年，他的作品漂洋过海，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亮相。最近，他在西安汉城湖广场上的首次摄影展《我的父老乡亲》吸引了众多市民，了却了一位农民60年的心愿。
中国农民普遍关心粮食和蔬菜，可谢万清更关心用相机记录中国农民的真实影像。他的家乡在宝鸡市陇县温水镇峰山谢家沟，平均气温低于11℃，不能种回茬庄稼，收成差自然贫困交加。刚上完小学，他就只得辍学在家放牛。上世纪70年代，西安知青来到村里，教了谢万清用相机给自己和牛群拍纪念照。从此这个小小的方盒子，给放牛娃打开了另一个精彩世界的窗户。
1977年县上修水库，陇县商店唯一一架74元钱红梅120相机让谢万清欲罢不能。他靠一天拉10车石头挣工分和补贴，又挖药材，攒了整整三年才攒够了74元。从此，谢万清把镜头对准了田间耕作的人、庙会戏台上的人、尽情敲锣打鼓耍社火的人、偷着在树下谈恋爱的年轻人、炕头上的小娃娃、新婚夫妇掀盖头的瞬间、草垛里的旱烟老汉、土崖边上的牲口……一百多幅影像活色生香，从久远年代直到当下。
尽管种一年玉米才能卖2000多元，尽管为买一台3500元钱的二手富士相机，谢万清需要借遍乡亲，可他镜头中记录的不是世事的艰难，而是一个农民诗意栖居的田园风光。从一个农民内心自发生成的构图、色彩和光线，传递出的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许多上了年纪的市民一幅幅看过去，看到的是回忆和中国乡村40多年的社会缩影。许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称赞：“拍得真讲究，咱陕西农民了不起！”谢万清说：“我喜欢我们的山清水秀，喜欢我们的父老乡亲。”
去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承办方从网上看到谢万清的作品，被作品的厚重朴实所震撼，工作人员立即找到谢万清的电话。这下，陕西陇县农民的影像作品第一次漂洋过海，跟欧洲观众见了面。 40年了，放牛娃小谢成了老谢。胶卷早已退出时代舞台，谢万清开始托人在网上买胶卷，拍好了再在自家的简易暗房里洗出来。前几年，陇县一众政协委员们你50元、他300元地给谢万清凑了9600元钱，买了台尼康D7000，鼓励他多拍几近消逝的社火民俗。可老谢还是爱鼓捣他的二手胶片机，他说：“胶片摄影才是真正的摄影，我觉得拍照片也是在讲故事，讲好我们那塬梁沟峁的故事。让城里人知道我们家乡究竟有多美，了解我们陇州文化。”
影展办成了，老谢感慨：“帮我圆了一个梦，一个怀揣理想的中国农民的梦。”
小山村里的农民摄影团
肩扛摄像机、手拿话筒，走街串巷、寻山访水，在北京平谷区黄松峪乡一个名为黑豆峪的山村中，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将村中生活百态、美景新业，留存在镜头中；他们组成视频工作室，自学做策划、当编导、主持节目、拍视频……将自己拍摄的影像编制成宣传片、纪录片，经由网络传递到山外的世界，持续不断地向外界介绍着自己家乡的历史与变化。
一到周日下午5时30分，于海霞就结束了在京东大溶洞景区一天的售票工作，搭乘回村的班车，急匆匆往回赶；另一边，李艳伶把她位于当地另一处景区的小卖部锁好门窗，赶回村里。俩人都是黑豆峪村农民视频工作室的成员，办事细心的于海霞担任剧务工作，李艳伶则发挥其能歌善舞、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优势，担任节目主持人以及出镜记者的工作。
“我们工作室一共7个人，俩剧务、俩主持人、俩摄影兼后期制作、一名策划，大家各有自己的一摊事儿要忙，很难聚齐，一般只要凑齐拍摄所需人手，就外出拍摄。”于海霞快人快语，工作室的一半成员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很难赶在同一天休息，大家只能挤出下班后的时间拍摄视频。
恰逢大晴天，山里光线还很充足，大家决定，到村外大槽峪，拍摄之前计划好的《5间残房的抗日记忆》一片。前两天，李艳伶在村里和村民聊天儿时确认，当年，日军在乡里大扫荡时，将住在大槽峪内5户村民的房子烧毁，至今，那里依然留有残垣断壁。
将补光灯等器材装入手提箱，拿上摄像机、三脚架等器材，一行4人驾电动三轮车直奔大槽峪。被烧房子的旧址位于山沟深处，电动三轮车开不进去，几人扛起器材，沿上山放羊村民踩出的土路，往山沟深处走。李艳伶今年63岁，身体不太好，沿着山路走了40多分钟，累得直喘粗气，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同行的于海霞时不时扶她一把。经过一处碎石遍地、近1米高的陡坡时，大家彼此连拉带拽、手脚并用，爬上陡坡。
一小时后，一行人找到当年被烧毁的房屋断壁。顾不上休息，摄影师谭占云和老刘开始从不同角度，拍摄房屋遗址、周边山沟景象，并从中寻找主持人出镜最佳角度；于海霞在这俩人指导下，快手快脚地将补光灯、聚光板等架好；李艳伶则拧开瓶矿泉水，润了润嗓子，掏出之前走访村民时做的记录，开始琢磨主持词。
天光渐暗，拍摄告一段落，大家收拾好器材，急匆匆往回赶。回到村中时，时间已是晚上9时，随便扒拉了两口饭，老李和老于聚到谭占云家，检视当天的拍摄成果。
“今天还不算最晚的，有一次，我们到村民付建英家拍视频，一直忙到晚上10点半，回家后都夜里11点多了。”李艳伶说，那天，她累得直犯迷糊，偷偷掐自己大腿根提神，腿上被掐出一道道印子。
在村里拍摄视频，辛苦程度远高于在摄影棚内工作。队员王金荣笑称，他们7个人为了拍摄视频，全都练出了铁脚板、不怕吃苦的性子，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今年初，黑豆峪村筹建的冰雪世界开业，李艳伶和3位队员前去拍摄宣传片。拍摄地点恰好位于风口，站在雪地里，身体不太好的老李冻得声音有点发颤，她却依然不肯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每次录制完成后，她让摄影师现场回放录像，效果不满意，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录制。
说起这些拍摄工作中的辛苦经历，老李却连连摆手，夸起其他组员：“于大妹子身体好、心又细，工作室外出拍摄时，各项杂务她一手包了，上次去大山里拍视频，同行只有老刘一个男的，扛不了这么多器材，我又累得不行，二三十斤的器材，她一个人给扛回来了。”
拍摄视频，除了付出辛苦，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摄影和后期制作技术。视频工作室的组员无人会视频制作，自学过一点摄影技术的谭占云和老刘自告奋勇，担任摄影师工作，并买来教材、从网上搜集资料，靠种地、转包毛衣制作等零活为生的老谭，硬是利用一个冬闲季，通过自学，啃下了Edius、Premiere等视频编缉软件操作。
在谭占云家堂屋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和麦克风等录音装置，这里就是视频工作室的后期制作“车间”。视频拍摄完成后，其他组员回家休息时，他总要熬夜剪切原片、录制配乐、制作字幕，将视频短片剪辑好。“刚拍完片是灵感最强的时候，拖到第二天再弄，就找不到感觉了。”老谭熟练地从电脑中调出视频编缉软件，将摄影机储存卡内的原片拷贝至电脑中，一帧一帧地察看，剔除掉拍摄角度不佳、成像效果模糊的画面，边看边记录，脑子里飞速转着，将一帧帧画面重新整合为一部短片。最终，他从长达3个半小时的素材中，选出200个镜头，剪辑成一部时长10分钟的短片。当短片剪辑好后，初升的阳光已经透过窗户洒进屋内。
挤出休息时间拍摄视频、自掏腰包学习摄影等技术，四处走访摄制外景，视频工作室的工作颇为辛苦，组员们却全部是义务参与，甚至在进山拍摄时，还要自备水、干粮。这么做，值吗？“每次看到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家乡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保存在镜头中、呈现给外界看，心里特别满足。”李艳伶回答说，拍摄更多、更好的视频，记录家乡变化，是组员们共同的心愿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