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忙,程程上幼儿园后的接送及管教工作一直由婆婆担任。每次想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象征性地问问:“程程今天乖吗?”“乖,可乖了。”婆婆总是这样说。我们因此而信以为真。
　　一天下班早,和婆婆打了招呼,我便去接程程。正好赶上孩子们放学,老远儿子就看到了我,大声叫着“妈妈”并向我跑过来,接着一帮小朋友迅速地跟着围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阿姨,程程揪了我的小辫子了。”“阿姨,程程摔坏了张佳瑶的铅笔盒。”“阿姨,程程抢我零食。”“阿姨,程程说我是丑八怪……”我诚惶诚恐,程程不是很乖的吗?才一天时间怎么做了这么多坏事?我让程程给大家道歉,可是程程却不道歉,反而大手一挥:“妈,你就别管了,交给奶奶处理吧。”
　　“为什么?”“反正你别管,奶奶知道怎么做。我们走吧!”儿子无所谓地说。听儿子这么一说,我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那些小朋友告完状后也没有坚持让程程道歉就各自散开了。
　　带程程回家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婆婆,婆婆淡淡地说:“哪个孩子没欺负过人?程程也不是天天欺负人,偶尔,偶尔。小孩子嘛,调皮。”“妈,那您平时是怎么处理这种场面的?” 我于是问道。这时,婆婆不吭声,从婆婆的态度看来,我知道她是不想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说这件事。
　　
　　吃完晚饭后,我悄悄把程程叫到一边,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程程这才如实招来:原来,他欺负了小朋友后,小朋友们向婆婆告状,第二天,婆婆送程程去幼儿园时会带零食给小朋友们,算是“道歉”。
　　婆婆的本意是疼爱程程,害怕他受委屈,想通过带零食这种“讨好”的道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她没想到她那种“帮助”、“庇护”的干预方式,不但会助长孩子继续欺负他人的恶习,而且也剥夺了孩子学习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不利于孩子的社会化发展。
　　那天晚上,在老公的帮助下,我们心平气和地和婆婆进行了沟通,首先肯定了她对程程的关爱,然后详细地分析了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就是几颗糖吗?有你们说得那么严重吗?”见婆婆不认同我们的观点,我让老公就这一问题上网查找资料给她看。婆婆是个文化人,对于书上的、网络上的知识比较相信,婆婆看完资料后没再说话,我知道婆婆已经认同和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为帮助婆婆解决问题,第二天早上,我陪婆婆一起送程程去上幼儿园,还没到门口,那些来得早的正在玩滑梯的小朋友立刻围了过来:“程程来了,程程来了。”他们期待地看着我们,我知道,他们在期待我给他们带的零食。我摸着他们的头,笑了笑说:“今天阿姨可没给你们带零食,因为零食吃多了会长不高的。”“可是,程程昨天欺负我们了。”一个小朋友急不可耐地说:“是吗?程程做了错事的话,得道歉才行呀!用零食来代替道歉可是个错误的做法。从明天开始,如果程程欺负了你们的话,当场就得让他道歉。”小朋友们见没有零食,也就都散开去玩了。
　　放学时去接程程,又有一个小朋友向我们告状,说程程弄脏了他的衣服。我问程程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不是故意的。”程程忙辩解。“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下次要小心一些。不过还是应该道歉。”在我的循循善诱下,程程向那个小朋友道了歉。
　　如此几天后,便没有孩子再围着我们告状了。婆婆于是又一个人开始担当起接送程程的任务了。不过从那以后,我不再只是简单地问“程程乖不乖”,而是尽可能多地从多个方面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担负起了监管孩子的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