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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说服了1001位明星拍摄真正素颜照，还拍摄了所有中国历届奥运冠军、百多名京剧角色、全国的金话筒主持人……前前后后加起来，估计得有两千号名人。他是怎么做到的
2014年12月的南戴河，天地之间，惟有一渺小黑影立于其中。一个人，支着三脚架，在结冰的河面上站了一整个下午。
那是逄小威。他在等待一次冬天的涨潮。
从天色尚蓝的午后，等到天际线上泛出紫光红影，傍晚的潮水终于漫上冰面。一波波涌上来，水位渐次推高，几乎要不了多时，就已经淹过了逄小威的脚面。
现在，刺骨的河水有他脚踝高了。他站着不走，甚至还把三脚架往前挪了挪，按了好几下快门。潮水还在涨。
“不害怕吗？”后来，在一个名为“四个人的水世界”展览上，站在那几幅色彩变幻又柔丽的摄影作品前，他被这样问道。
他只轻描淡写地答：“当时没想那么多。后怕倒是有一点的。”
初次遇见逄小威，是在一次典礼活动现场。会场不大，但称得上热闹，因互相熟识而喧闹的人群集中在靠近舞台的前半场，越是靠后，越是稀疏。逄小威独自一人，站在会场最靠后的地方。大概是同样落单的我表露出某种明显的局促气质，出于内向者的惺惺相惜，他踌躇良久，大概花了半分钟时间一步步挪近，终于开始了一次陌生人间的交谈。
与人社交是逄小威最为难的事情。奇怪的是，如今你若搜索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进入眼帘的一句话一定是“他说服了1001位明星拍摄真正素颜照”。他拍得最多的就是人：不仅有1001位对新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人物，还有186名所有中国历届奥运冠军，百多名京剧角色，全国的金话筒主持人……前前后后加起来，估计得有两千号名人。可他依然说：“我其实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是这些项目逼迫我去跟他们交流。”
并没有什么组织来逼迫他，是他自己“逼迫”自己：
我以前当话剧演员时，看了很多电影，那个时候叫观摩，比如说赵丹、孙道临那老一代的电影。然后我就想，以后能不能给他们拍肖像？其实也就那么一想，那么大的艺术家，怎么可能给他们拍得到，你是谁呀，而且那时候相机也没有摸熟。
大概是2002年，我（作为摄影）跟着导演组在日本拍完《周渔的火车》回国，中国电影资料馆有个老师叫岳晓湄，她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我们家，说小威啊，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那个时候我才决定要拍电影演员和这些艺术家的肖像。
然后我就和我爱人说了，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反正就是边打工边拍摄这样子。从2002年开始，这4年我跑遍了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包括像横店这样的影视基地，连续拍摄了1000个电影人物，这里面有导演、演员、编剧、摄影、音乐、美术、服装的一些领导，甚至还有一些民企的老板，凡是对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我都要拍，就这样拍了1000个人，等到2005年办了摄影展《面孔》。
当然，没有外在组织的“逼迫”，也就意味着没有机构的支持。难的并不是摄影本身，甚至也不是所谓“素颜”——仔细看那些照片，在黑白灰的光影间，或许你偶尔也能发现些许淡妆的痕迹——真正“素”的，是状态。美国杂志《名利场》摄影师Chuck Close也用巨型宝丽来拍过一组明星素颜照，照片里，时间在脸上刻下的纹痕历历在目，让人真切意识到真实与残酷相联，逼人直视、不由分说。
逄小威却不是。比起素颜，逄小威更关注“自然”——自然光、自然场景、自然状态。大多数时候，他拍得很快，不提要求，不用换装，就地取材，常常就在工作片场找个光线好的地方，捕捉自然流露的一瞬：“有时，我不理他的时候，他自然的状态就出现了。我把我该让的都让给他们，反正别把我当回事。”
或许是因为这样，他的照片里，没有逼迫、没有残酷，恰恰相反，全是东方美学的含蓄温柔、欲说还休。
真正难的是约人。一千多名被拍者，是自认不善交际的逄小威一个个去联系的。电影界的一位前辈曾经用“愚公移山”来形容这个项目，直言这1000名电影人物中，很多都是电影频道想要采访都采访不到的人。
若是空中取物谈何容易，好在，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室友——葛优。“比如，要拍冯小刚，冯小刚谁认识？葛优认识。那就先去拍葛优，通过葛优介绍到冯小刚陈道明这一圈人，再扩大圈子。”所以每次拍摄完，他都会问：你认识谁谁谁吗，能帮忙介绍认识一下吗？他习惯只搬眼前这块石头，不过多去想整座山。
说他不善交际，对，也不对。他确实不是叱咤社交场的交际花，但举手投足中流露着一种真诚的谦逊。拍照也好生活也罢，他重复最多的词是“好极了”“太好了”，不让人觉得敷衍，反在语气中摸到真心实意。这谦逊气质，让他每每在拍摄完后，都还能得到被拍者人脉上的恩惠：“人家看我这人还挺认真的，不像坏人，就写几个电话给我。”
但也有真正难约的，比如演《茶馆》的于是之。
那也是崔永元曾想在电影百年的关口上采访的老艺术家，无奈于老已病卧榻上。逄小威约了一年半，终于获准来到于老的病榻旁。当时的于老已近乎植物人了，闭眼躺着。逄小威相机举起，又放下。
愚公移山，山也会改变愚公。
逄小威认识葛优时，葛优还没有出名，也没有演电影。那是1977年底，同考上全总文工团的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同宿舍的还有因《我的澳洲》而出名的李洋。哥仨一住就住了十几年：
现在网上他们经常会说，全总文工团有个“调皮捣蛋的三兄弟”，老大就是我，老二是葛优，老三是李洋。我们那阵呢其实也没有（调皮捣蛋），我们住在团里，就是有点散漫吧在单位里。人家都上班了，我们在宿舍里躺着还不起床呢。然后人家楼上每天8点钟点名，比如喊“逄小威”，我们就在床底下、楼下喊“到——”，经常会有恶作剧。
下去演出时也是我们3个住一个宿舍，刚演出完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各个屋子在那聊天，我们仨就齐声“一、二、三”，喊：“睡——觉——啦——！”喊得声音特别大。然后老师就过来敲门，说“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尽管回忆鲜活，但讲述全总文工团话剧的演员生涯时，“被动”和“太闲”是逄小威常会用的两个词。在他眼里，演员是棋子，要仰赖好导演、好剧本；巡演一次走上几十个城市演出几百场，可一旦演完了，就有好几个月的假期无事可做。
逄小威是个闲不住的人，也希冀着对生活的主动掌控权，他想着要再培养一门手艺。受父亲的影响，书法、画画，他都尝试过，没多久就因为自觉达不到最高水准失了信心。最后，他转向摄影，还是与葛优脱不开干系：
葛优喜欢摄影，因为他父亲有135相机，苏联的，我们经常出去演出，他就拿着这个相机，走到哪都给我们拍摄，拍合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放假休息，他就利用这个时候在家里把照片洗出来，合照有几个人洗几张，等再上班的时间就一一分给大家。
好像我记得还有一次，80年代时中国美术馆有个展览，他看了后回来跟我说：“小威，在中国美术馆有个展览你应该去看看。”当时我已经对摄影有点兴趣了。后来我去看了，是美国最顶级的黑白风光摄影大师叫安塞尔·亚当斯，到现在都很难超越的一个大师，拍美国风光，拍西部。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一生都有影响，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魅力啊，黑白风光都能拍得这么美。因为他拍的照片，美国西部有了黄石公园，包括美国的一些山都是以他的名字“安塞尔·亚当斯”命名的。从那以后我就对摄影感兴趣了，还对人像感兴趣了。让我拍风光我不知道去哪拍，也不知道怎么拍，也没有那么多钱和时间，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演员啊。
从那开始，初涉摄影的逄小威把所有工资都投在了买胶卷、洗胶卷上。他的第一台相机是母亲给买的，用的是“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发的补贴钱。一台日本玛米亚，花了七八百，他宝贝得不行。后来他自己攒钱买过一个三脚架，也是每天抱着睡。他能清楚告诉你那时候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胶卷多少钱，冲洗多少钱，扩印多少钱，算下来，拍洗一卷胶卷恰好花光他每月56元的工资。
也是那时候开始，逄小威开始拿葛优练手了。观众眼里的葛大爷嬉笑怒骂、搞笑风趣，但逄小威知道，葛优在自己镜头下表露出的样子，才是他生活中的常态——认真冷峻多于玩世不恭。在逄小威的回忆里，以前文工团排戏，常常到葛优那就卡住了——因为没想好怎么演。他不轻易上场。
80年代末，环境渐渐开放，当初调皮捣蛋的三兄弟各自争取到机会出国。逄小威选了日本，理由是自己的相机、胶卷、器材几乎都是日本的。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到慢慢熟悉语言、找到工作，再到第六个年头时，他遇上了后来的日本妻子。
在日本，他拍得不多，功夫花在看上。在他眼里，日本处处是艺术，大到房屋墙壁绘画，小到枕头盒纸碗筷，无处不精致。日本人近乎偏执的完美倾向让他们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在这认真的执拗劲上，他自觉比不上妻子。但这耳濡目染影响他至深，比如“一个都不少地把中国历届奥运冠军拍全”，比如喜欢黑白照片的质感，喜欢用自然光拍摄，崇尚真实自然的状态：
以前舞台上我最忌讳的就是那种虚假、做作、不真诚，摄影上也是一样。比如说今天拍照没有表情，别人让我笑一笑，我觉得为什么要笑呢，你生活自然状态就OK了。甚至说人的长相小时候是妈妈给的，但是30岁以后就是自己给的，我要拍的是这些。你要笑，我不会拒绝，但我就是想记录你此时此刻最真实最朴素的状态是什么，而不是你笑。我一旦要求你笑了，这个情感就单一了。笑了哭了喜怒哀乐了都是单一的。而如果一个人很专注的一个眼神、很真挚的一个目光，更多的时候他是丰富的，是内涵的，你会琢磨他的表情正在想什么。
殊途同归，他从表演、日本艺术和摄影中找到了相通之处，或者说，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在为他对摄影的理解铺路。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素颜明星系列。但很少有人知道，素颜的背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光是拍摄器械和路费，基本就能把朋友支持的资金用完，物质的困窘拦路在前，大棚、灯光、化妆、服装都是天方夜谭。2002到2005这4年里，除了拍摄，逄小威和妻子的生活主旋律剩下4个字，“省吃俭用”：
我爱人不说，但她知道我在做什么，就默默去帮助我。我记得夏天到上海去拍摄，天特别热。我们那时候住她姐姐家，省钱嘛。有一路公交车，她姐姐家是始发站，上海电影制片厂是终点站，有一种是带空调的，两块钱，还有一种是不带空调的，一块钱。等了好久等到车来了，她不上，她知道是带空调的，要两块钱。等到下一辆来了，她才上。
我们一起在南方工作的时候，夏天走路多了渴了，看到路边卖冰镇水的，一瓶可乐3块钱吧，她看到不会买，会去买一块钱的矿泉水。我们为了不麻烦她姐姐，每次半晚从拍摄现场回到她姐姐家，都会在门口大排档吃盖浇饭。我是中午工作不吃饭的，包括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个习惯，不吃饭不喝水的。我可能会挑一个喜欢的盖浇饭吃，她就会挑最便宜的。
给她买东西是很难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一起到大连去做纪录片，当时老板说那个鞋特别有名，大家就一起去买。我知道她可能不会要，可能是虚荣心吧，我们组里的大人小孩都买了，所以我也给她买。结果她看到鞋就哭了，坚决不要，弄得我特别尴尬，没有办法又回去把鞋退了。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逄小威的物质生活没大变化。他东奔西跑，一场接一场地准备着新的拍摄、新的展览，工作起来依然不吃饭不喝水，省吃省穿但坚决不省器材胶片。
但他当初转型的理想算是完全实现了：既主动掌控着生活节奏，也确实闲不下来。
逄小威真的知道“家道中落”是何意。
10岁以前，他是衔着金汤勺出生的京城公子哥。他的父亲是当时北京算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解放前开汽车行、橡胶厂、做地产，当年长安街上很多房子甚至都是逄家的私有财产，包括如今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解放后，风云突变，历次运动、文化大革命，让曾风光京城的逄家变成了逃不掉的被整对象、“阶级敌人”。逄小威自然也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 1966年，10岁的时候，举家被下放到山东烟台的农村老家黄县，过了近12年。这个曾经坐拥地产无数、一夜就能输掉一座四合院的大富之家，沦落到全家只有一个炕、一条被、一件棉衣。头两三年，全国停课、停产，逄小威跟着父母接受改造，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后来，逐渐开始复课，逄小威想上学了，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阻——学校是给贫下中农开的。母亲想尽办法托关系找门路，最终才把他送进了小学、中学，最后保送到当地惟一的大专，叫五七大学。那是一个什么都叫“五七”的年代。
之所以能一路保送，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宣传队演员，也是少有的会说普通话的人。
我为什么当演员，因为“文革”批判我们家，我们村那个时候没有富农和地主，就我们家了。那个时候要搞斗争，每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就得去地里干活，被人顶着枪杆子，监督着去干活，到了晚上就在厂里开斗争会，我们必须跟着人群喊口号，那大字报写得比墙比房子还高，我父母的名字上被打着大红叉。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到了冬天演节目的日子，有一天我跟着他们上了台，跑龙套儿，当我看到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此时此刻我才感觉到，“哎呦，人的味道。”当时就有想睁开眼看看下面是谁这样一种状态。找到尊严找到做人的状态。再后来就经常有一些全县的演出，上万人坐在那堆场看。于是很快就有名了。那时在街上走，大家都知道我是逄小威，我记得那时听朋友讲我们在大街上走，人家知道，那个是逄小威，那个是逄小威的妈妈，那个是他姐姐。觉得做演员挺好。
但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政审环节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在五七大学文艺班呆了一年左右，烟台话剧团来招演员，业务各方面都没问题的逄小威很快被调去了烟台，颇受乡亲艳羡。谁知演了不到半年，就在准备转正时，政审组的结果下来：父亲的问题太严重，不能被录取。就这样，他又被送回黄县。
重新回到学校，“觉得很没面子”，各种流言蜚语、异样眼光裹挟而来，他只能忍气吞声。那时候的他，铆足了劲想当演员。不久，山东省话剧团又来招人，受烟台话剧团的推荐，逄小威又被找去了。十几岁的男孩居然谨慎起来，自动招了家庭出身情况，说烟台不敢要，省话剧团肯定也会有问题。省话剧团打了包票，凭借比烟台高一级的地位，信誓旦旦让逄小威在家准备好行李，只管等来通知就去济南报道。
逄小威高兴坏了，就等。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杳无音信。最后等了3个月，他沉不住气了，一个人跑去济南，当面找到招生老师。对方爱莫能助，只好说，你家的问题确实有点严重。逄小威只好又回了黄县。
那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上访了十多年。1976到1977年，母亲就一直呆在了北京，希望把全家人都搬回去。曾经的大家闺秀、富太太，那几年竟惊人地倔：夏天没地方住，睡水泥管；没饭吃，就捡饭吃。当时，农村生产队的队长、书记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说你们家要是能搬回北京，那就是奇迹。母亲顶回去，说我就要做给你们看。
“文革”结束后，奇迹发生了。母亲二十多年的上访有了回报，逄小威全家陆续搬回北京，而同样情况的很多家庭，大多还在农村。1977年底，逄小威考上了全总文工团。
这大概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亲身体会，何谓“愚公移山”。
（实习记者张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4年12月的南戴河，天地之间，惟有一渺小黑影立于其中。一个人，支着三脚架，在结冰的河面上站了一整个下午。
那是逄小威。他在等待一次冬天的涨潮。
从天色尚蓝的午后，等到天际线上泛出紫光红影，傍晚的潮水终于漫上冰面。一波波涌上来，水位渐次推高，几乎要不了多时，就已经淹过了逄小威的脚面。
现在，刺骨的河水有他脚踝高了。他站着不走，甚至还把三脚架往前挪了挪，按了好几下快门。潮水还在涨。
“不害怕吗？”后来，在一个名为“四个人的水世界”展览上，站在那几幅色彩变幻又柔丽的摄影作品前，他被这样问道。
他只轻描淡写地答：“当时没想那么多。后怕倒是有一点的。”
山也会改变愚公
初次遇见逄小威，是在一次典礼活动现场。会场不大，但称得上热闹，因互相熟识而喧闹的人群集中在靠近舞台的前半场，越是靠后，越是稀疏。逄小威独自一人，站在会场最靠后的地方。大概是同样落单的我表露出某种明显的局促气质，出于内向者的惺惺相惜，他踌躇良久，大概花了半分钟时间一步步挪近，终于开始了一次陌生人间的交谈。
与人社交是逄小威最为难的事情。奇怪的是，如今你若搜索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进入眼帘的一句话一定是“他说服了1001位明星拍摄真正素颜照”。他拍得最多的就是人：不仅有1001位对新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人物，还有186名所有中国历届奥运冠军，百多名京剧角色，全国的金话筒主持人……前前后后加起来，估计得有两千号名人。可他依然说：“我其实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是这些项目逼迫我去跟他们交流。”
并没有什么组织来逼迫他，是他自己“逼迫”自己：
我以前当话剧演员时，看了很多电影，那个时候叫观摩，比如说赵丹、孙道临那老一代的电影。然后我就想，以后能不能给他们拍肖像？其实也就那么一想，那么大的艺术家，怎么可能给他们拍得到，你是谁呀，而且那时候相机也没有摸熟。
大概是2002年，我（作为摄影）跟着导演组在日本拍完《周渔的火车》回国，中国电影资料馆有个老师叫岳晓湄，她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我们家，说小威啊，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那个时候我才决定要拍电影演员和这些艺术家的肖像。
然后我就和我爱人说了，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反正就是边打工边拍摄这样子。从2002年开始，这4年我跑遍了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包括像横店这样的影视基地，连续拍摄了1000个电影人物，这里面有导演、演员、编剧、摄影、音乐、美术、服装的一些领导，甚至还有一些民企的老板，凡是对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我都要拍，就这样拍了1000个人，等到2005年办了摄影展《面孔》。
当然，没有外在组织的“逼迫”，也就意味着没有机构的支持。难的并不是摄影本身，甚至也不是所谓“素颜”——仔细看那些照片，在黑白灰的光影间，或许你偶尔也能发现些许淡妆的痕迹——真正“素”的，是状态。美国杂志《名利场》摄影师Chuck Close也用巨型宝丽来拍过一组明星素颜照，照片里，时间在脸上刻下的纹痕历历在目，让人真切意识到真实与残酷相联，逼人直视、不由分说。
逄小威却不是。比起素颜，逄小威更关注“自然”——自然光、自然场景、自然状态。大多数时候，他拍得很快，不提要求，不用换装，就地取材，常常就在工作片场找个光线好的地方，捕捉自然流露的一瞬：“有时，我不理他的时候，他自然的状态就出现了。我把我该让的都让给他们，反正别把我当回事。”
或许是因为这样，他的照片里，没有逼迫、没有残酷，恰恰相反，全是东方美学的含蓄温柔、欲说还休。
真正难的是约人。一千多名被拍者，是自认不善交际的逄小威一个个去联系的。电影界的一位前辈曾经用“愚公移山”来形容这个项目，直言这1000名电影人物中，很多都是电影频道想要采访都采访不到的人。
若是空中取物谈何容易，好在，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室友——葛优。“比如，要拍冯小刚，冯小刚谁认识？葛优认识。那就先去拍葛优，通过葛优介绍到冯小刚陈道明这一圈人，再扩大圈子。”所以每次拍摄完，他都会问：你认识谁谁谁吗，能帮忙介绍认识一下吗？他习惯只搬眼前这块石头，不过多去想整座山。
说他不善交际，对，也不对。他确实不是叱咤社交场的交际花，但举手投足中流露着一种真诚的谦逊。拍照也好生活也罢，他重复最多的词是“好极了”“太好了”，不让人觉得敷衍，反在语气中摸到真心实意。这谦逊气质，让他每每在拍摄完后，都还能得到被拍者人脉上的恩惠：“人家看我这人还挺认真的，不像坏人，就写几个电话给我。”
但也有真正难约的，比如演《茶馆》的于是之。
那也是崔永元曾想在电影百年的关口上采访的老艺术家，无奈于老已病卧榻上。逄小威约了一年半，终于获准来到于老的病榻旁。当时的于老已近乎植物人了，闭眼躺着。逄小威相机举起，又放下。
愚公移山，山也会改变愚公。
从话剧演员到摄影师
逄小威认识葛优时，葛优还没有出名，也没有演电影。那是1977年底，同考上全总文工团的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同宿舍的还有因《我的澳洲》而出名的李洋。哥仨一住就住了十几年：
现在网上他们经常会说，全总文工团有个“调皮捣蛋的三兄弟”，老大就是我，老二是葛优，老三是李洋。我们那阵呢其实也没有（调皮捣蛋），我们住在团里，就是有点散漫吧在单位里。人家都上班了，我们在宿舍里躺着还不起床呢。然后人家楼上每天8点钟点名，比如喊“逄小威”，我们就在床底下、楼下喊“到——”，经常会有恶作剧。
下去演出时也是我们3个住一个宿舍，刚演出完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各个屋子在那聊天，我们仨就齐声“一、二、三”，喊：“睡——觉——啦——！”喊得声音特别大。然后老师就过来敲门，说“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尽管回忆鲜活，但讲述全总文工团话剧的演员生涯时，“被动”和“太闲”是逄小威常会用的两个词。在他眼里，演员是棋子，要仰赖好导演、好剧本；巡演一次走上几十个城市演出几百场，可一旦演完了，就有好几个月的假期无事可做。
逄小威是个闲不住的人，也希冀着对生活的主动掌控权，他想着要再培养一门手艺。受父亲的影响，书法、画画，他都尝试过，没多久就因为自觉达不到最高水准失了信心。最后，他转向摄影，还是与葛优脱不开干系：
葛优喜欢摄影，因为他父亲有135相机，苏联的，我们经常出去演出，他就拿着这个相机，走到哪都给我们拍摄，拍合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放假休息，他就利用这个时候在家里把照片洗出来，合照有几个人洗几张，等再上班的时间就一一分给大家。
好像我记得还有一次，80年代时中国美术馆有个展览，他看了后回来跟我说：“小威，在中国美术馆有个展览你应该去看看。”当时我已经对摄影有点兴趣了。后来我去看了，是美国最顶级的黑白风光摄影大师叫安塞尔·亚当斯，到现在都很难超越的一个大师，拍美国风光，拍西部。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一生都有影响，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魅力啊，黑白风光都能拍得这么美。因为他拍的照片，美国西部有了黄石公园，包括美国的一些山都是以他的名字“安塞尔·亚当斯”命名的。从那以后我就对摄影感兴趣了，还对人像感兴趣了。让我拍风光我不知道去哪拍，也不知道怎么拍，也没有那么多钱和时间，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演员啊。
从那开始，初涉摄影的逄小威把所有工资都投在了买胶卷、洗胶卷上。他的第一台相机是母亲给买的，用的是“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发的补贴钱。一台日本玛米亚，花了七八百，他宝贝得不行。后来他自己攒钱买过一个三脚架，也是每天抱着睡。他能清楚告诉你那时候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胶卷多少钱，冲洗多少钱，扩印多少钱，算下来，拍洗一卷胶卷恰好花光他每月56元的工资。
也是那时候开始，逄小威开始拿葛优练手了。观众眼里的葛大爷嬉笑怒骂、搞笑风趣，但逄小威知道，葛优在自己镜头下表露出的样子，才是他生活中的常态——认真冷峻多于玩世不恭。在逄小威的回忆里，以前文工团排戏，常常到葛优那就卡住了——因为没想好怎么演。他不轻易上场。
80年代末，环境渐渐开放，当初调皮捣蛋的三兄弟各自争取到机会出国。逄小威选了日本，理由是自己的相机、胶卷、器材几乎都是日本的。从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到慢慢熟悉语言、找到工作，再到第六个年头时，他遇上了后来的日本妻子。
在日本，他拍得不多，功夫花在看上。在他眼里，日本处处是艺术，大到房屋墙壁绘画，小到枕头盒纸碗筷，无处不精致。日本人近乎偏执的完美倾向让他们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在这认真的执拗劲上，他自觉比不上妻子。但这耳濡目染影响他至深，比如“一个都不少地把中国历届奥运冠军拍全”，比如喜欢黑白照片的质感，喜欢用自然光拍摄，崇尚真实自然的状态：
以前舞台上我最忌讳的就是那种虚假、做作、不真诚，摄影上也是一样。比如说今天拍照没有表情，别人让我笑一笑，我觉得为什么要笑呢，你生活自然状态就OK了。甚至说人的长相小时候是妈妈给的，但是30岁以后就是自己给的，我要拍的是这些。你要笑，我不会拒绝，但我就是想记录你此时此刻最真实最朴素的状态是什么，而不是你笑。我一旦要求你笑了，这个情感就单一了。笑了哭了喜怒哀乐了都是单一的。而如果一个人很专注的一个眼神、很真挚的一个目光，更多的时候他是丰富的，是内涵的，你会琢磨他的表情正在想什么。
殊途同归，他从表演、日本艺术和摄影中找到了相通之处，或者说，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在为他对摄影的理解铺路。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素颜明星系列。但很少有人知道，素颜的背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光是拍摄器械和路费，基本就能把朋友支持的资金用完，物质的困窘拦路在前，大棚、灯光、化妆、服装都是天方夜谭。2002到2005这4年里，除了拍摄，逄小威和妻子的生活主旋律剩下4个字，“省吃俭用”：
我爱人不说，但她知道我在做什么，就默默去帮助我。我记得夏天到上海去拍摄，天特别热。我们那时候住她姐姐家，省钱嘛。有一路公交车，她姐姐家是始发站，上海电影制片厂是终点站，有一种是带空调的，两块钱，还有一种是不带空调的，一块钱。等了好久等到车来了，她不上，她知道是带空调的，要两块钱。等到下一辆来了，她才上。
我们一起在南方工作的时候，夏天走路多了渴了，看到路边卖冰镇水的，一瓶可乐3块钱吧，她看到不会买，会去买一块钱的矿泉水。我们为了不麻烦她姐姐，每次半晚从拍摄现场回到她姐姐家，都会在门口大排档吃盖浇饭。我是中午工作不吃饭的，包括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个习惯，不吃饭不喝水的。我可能会挑一个喜欢的盖浇饭吃，她就会挑最便宜的。
给她买东西是很难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一起到大连去做纪录片，当时老板说那个鞋特别有名，大家就一起去买。我知道她可能不会要，可能是虚荣心吧，我们组里的大人小孩都买了，所以我也给她买。结果她看到鞋就哭了，坚决不要，弄得我特别尴尬，没有办法又回去把鞋退了。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逄小威的物质生活没大变化。他东奔西跑，一场接一场地准备着新的拍摄、新的展览，工作起来依然不吃饭不喝水，省吃省穿但坚决不省器材胶片。
但他当初转型的理想算是完全实现了：既主动掌控着生活节奏，也确实闲不下来。
“哎哟，人的味道”
逄小威真的知道“家道中落”是何意。
10岁以前，他是衔着金汤勺出生的京城公子哥。他的父亲是当时北京算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解放前开汽车行、橡胶厂、做地产，当年长安街上很多房子甚至都是逄家的私有财产，包括如今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解放后，风云突变，历次运动、文化大革命，让曾风光京城的逄家变成了逃不掉的被整对象、“阶级敌人”。逄小威自然也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 1966年，10岁的时候，举家被下放到山东烟台的农村老家黄县，过了近12年。这个曾经坐拥地产无数、一夜就能输掉一座四合院的大富之家，沦落到全家只有一个炕、一条被、一件棉衣。头两三年，全国停课、停产，逄小威跟着父母接受改造，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后来，逐渐开始复课，逄小威想上学了，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阻——学校是给贫下中农开的。母亲想尽办法托关系找门路，最终才把他送进了小学、中学，最后保送到当地惟一的大专，叫五七大学。那是一个什么都叫“五七”的年代。
之所以能一路保送，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宣传队演员，也是少有的会说普通话的人。
我为什么当演员，因为“文革”批判我们家，我们村那个时候没有富农和地主，就我们家了。那个时候要搞斗争，每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就得去地里干活，被人顶着枪杆子，监督着去干活，到了晚上就在厂里开斗争会，我们必须跟着人群喊口号，那大字报写得比墙比房子还高，我父母的名字上被打着大红叉。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到了冬天演节目的日子，有一天我跟着他们上了台，跑龙套儿，当我看到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此时此刻我才感觉到，“哎呦，人的味道。”当时就有想睁开眼看看下面是谁这样一种状态。找到尊严找到做人的状态。再后来就经常有一些全县的演出，上万人坐在那堆场看。于是很快就有名了。那时在街上走，大家都知道我是逄小威，我记得那时听朋友讲我们在大街上走，人家知道，那个是逄小威，那个是逄小威的妈妈，那个是他姐姐。觉得做演员挺好。
但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政审环节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在五七大学文艺班呆了一年左右，烟台话剧团来招演员，业务各方面都没问题的逄小威很快被调去了烟台，颇受乡亲艳羡。谁知演了不到半年，就在准备转正时，政审组的结果下来：父亲的问题太严重，不能被录取。就这样，他又被送回黄县。
重新回到学校，“觉得很没面子”，各种流言蜚语、异样眼光裹挟而来，他只能忍气吞声。那时候的他，铆足了劲想当演员。不久，山东省话剧团又来招人，受烟台话剧团的推荐，逄小威又被找去了。十几岁的男孩居然谨慎起来，自动招了家庭出身情况，说烟台不敢要，省话剧团肯定也会有问题。省话剧团打了包票，凭借比烟台高一级的地位，信誓旦旦让逄小威在家准备好行李，只管等来通知就去济南报道。
逄小威高兴坏了，就等。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杳无音信。最后等了3个月，他沉不住气了，一个人跑去济南，当面找到招生老师。对方爱莫能助，只好说，你家的问题确实有点严重。逄小威只好又回了黄县。
那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上访了十多年。1976到1977年，母亲就一直呆在了北京，希望把全家人都搬回去。曾经的大家闺秀、富太太，那几年竟惊人地倔：夏天没地方住，睡水泥管；没饭吃，就捡饭吃。当时，农村生产队的队长、书记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说你们家要是能搬回北京，那就是奇迹。母亲顶回去，说我就要做给你们看。
“文革”结束后，奇迹发生了。母亲二十多年的上访有了回报，逄小威全家陆续搬回北京，而同样情况的很多家庭，大多还在农村。1977年底，逄小威考上了全总文工团。
这大概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亲身体会，何谓“愚公移山”。
（实习记者张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