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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关于《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目前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人的居地，并非夏后代之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夏之居就是夏后代之居。本文认为，从《逸周书·度邑篇》的文法和考古资料视之，《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都应该指夏人之居，而非周人的自称。
关键词：《逸周书》 有夏之居 禹都阳城
一
“有夏之居”见于《逸周书·度邑篇》。沈长云先生认为：“先秦文献无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油一带者。其所引《周书·度邑》篇亦有问题，篇中所称的‘有夏之居’非夏后氏之居，实指周人自己的居邑(周人自称有夏)”。沈先生在《<逸周书·度邑>“有夏之居”非夏后氏之居》一文中，对此说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然而此说有待商榷。为论述方便，兹将《逸周书·度邑篇》抄录原文如下：
王日：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雒，无远天室。
对于这一段话，《史记·周本纪》也曾加以引用：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
裴驷《史记集解》在《周本纪》所引《度邑》一文的“有夏之居”句下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认为这句话是“言自洛汭及伊油，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清人潘振所作的《周书解义》于此处的注解则径称：“有夏，指太康也”。以上诸家认为，武王于此处谈到的“有夏之居”是“有夏之旧居”，即夏后氏，尤其是夏后太康所居住过的都邑。照此理解，武王不过是在选择周都新址时，想到了过去夏后氏的旧都也在这一带，表示自己欲因袭夏朝旧居的意图。对于这样的解释，沈长云先生表示反对，认为：“按《度邑》文字本来的意义。其实并不能得出周武王想因袭夏后氏旧居的意思。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忽略了对‘有夏之居’前面的一个‘其’字的解释。按‘其’字在古汉语中常见的用法，是作第三人称代词，此、于本句显然不适用；‘其’亦可用作连词，表示‘如果’、‘假设’的意思，此亦无法用作本句的解释；通读上下文，可知‘其’在这里应是作副词用，表期望、祈使之语气，约相当于古汉语中的‘将’的意思”。
其实，“其”字解释成“将”已并非新说。劳斡、屈万里校注的《史记今注·周本纪》早已提出这个问题，其曰：“周人自谓其国日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谓京都)也”。对此，杨宽先生认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爽》、《立政》)，‘有夏之居’即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应该指出，沈长云、劳斡、屈万里、杨宽等先生将《逸周书·度邑篇》“其有夏之居”的“其”字解释成“将”字是值得商榷的。“其”固然可以解释成“将”，可是在古代书籍中，“其”字有多种用法。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曾列“其”字义数说：“其，犹将也”、“其，犹若也”、“其，犹乃也”、“其，犹宁也”、“其，犹殆也”、“其，犹尚也”。‘结合《逸周书·度邑篇》全文综合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其有夏之居”不能解释为周人自己的称号。因为这是武王伐纣后周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国都选址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立都原则。周人之所以选址在洛邑是因为这里便于对东方的直接统治，更重要的是，这里自洛、衲延于伊}内不仅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而且地势平易无险固，“其有夏之居”——乃是夏王国建都的地方。这个“其”字，不能解释成“将”字，“有夏之居”就是夏王朝建都的地方，怎么能解释成“将”是夏王朝的居地呢?只能解释成“乃”是夏王朝的“居”地才较为妥当，在这里“居”有“都”的含义。所以《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可见，古人一贯认为夏人都于伊洛地区。又《帝王世纪》云：“殷汤都毫，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酆、部，至平王徙都河南。”据之，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周人立都洛邑，是缘于历史上夏人曾在此活动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要之，从《逸周书·度邑篇》全篇文理来看，其内容就是谈规度王都，确定天保之事，所以将“其”解释成“将”，将“有夏”解释成周人自称，从古文文法的角度来看有不妥之处。
二
“其有夏之居”的“有夏”，应是夏人的专称，证据见《国语》。如《周语下》载大禹被尧“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又载“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可见，“有夏”应是尧赐禹姓日姒，封之于夏。也就是说，夏是禹的封土所在。所以《史记·夏本纪》曰：“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日夏后，姓姒氏”。则禹被封于夏，其都在阳城。《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纪年》记：“禹居阳城”。《世本·居篇》亦曰：“禹都阳城”。阳城在什么地方呢?古代一般认为就在伊洛地区。如《国语·周语上》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嵩所近。”《周语上》又记：“昔伊洛竭而夏亡”。韦昭注：“伊出熊耳，洛出冢岭，禹都阳城，伊洛所近”。
文献上将阳城看作在伊洛颍一带，此说可信。“阳城”在河南登封有两个意思，一是山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一统志》：阳城山在今登封县东北，旧志俗名车岭山。”王说在先秦典籍亦有佐证。如《左传》昭公四年有：“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九州之险也。”可见，阳城应是伊洛流域的一个重要的山险之地。二是地名。王先谦《汉书补注》日：“《一统志》：(阳城)故城今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俗名之为告成镇”。此外，闫若璩《四书释地》、《清一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亦均认为阳城在告成镇。值得注意的是，禹都阳城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近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确实发现龙山时代的大小两个城址，应与禹都阳城有关。不仅如此，在这一带还发现了若干与夏文化相关的遗址。如登封的告城、八方村、石羊关，巩县稍柴，伊川白元，洛阳孙旗屯，偃师夏后寺等。据之，目前所见文献考古材料表明，阳城应在伊洛地区。
另外还有禹都阳翟之说。《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班固自注：“夏禹国”。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颍水注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禹所都”。刘昭补注：《汲冢书》：“禹都阳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也说：“阳翟县，本夏禹所 都”。因此，从汉唐的历史文献来看，禹居阳城在今河南登封的看法是可信的，有夏之居在伊、洛、颍流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沈长云先生在文中还提出，周代的贵族仍有以“有夏”或“夏”为自称的情况，并举出《尚书》中3条材料作为其说论据，分别是：
《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
《君爽》：“准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立政》：“帝钦罚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沈先生认为：“以上三篇均出自周人之手，且为周公之辞。由这些可靠文字，知‘有夏’、‘区夏’都属于周人的自称”。沈先生以“有夏”、“区夏”为周人自称之说固然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更应注意到在先秦史上周人不仅崇夏，而且常常是以夏人之后自居的。所以，后世史家有“周人尊夏”之说。“周人尊夏”在文献上不仅有《尚书》中《康诰》、《君爽》、《立政》3条资料可证，《国语·周语上》也有材料可资补证，其文载，祭公谋父劝周穆王征犬戎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出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从祭公谋父之语，可以推知：一，所谓“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说明夏与周之始祖后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夏、周两族曾同属一个族源决定的，也就是说，周、夏之先皆属黄帝之部落联盟。二，所谓“不敢怠业”、“修其训典”说明周代的农业是直接从夏代传授下来的，周保持着夏的文化。。由此亦可知，周代的其他制度或多或少也是从夏代继承下来的。因此周人往往以夏人之后自居。除了上述文献佐证之外，李民先生也从周、夏之族源关系、周之先民与夏本在同一地区，周人宣传夏、周关系的意义三方面，详尽论证了周人尊夏并以夏人之后自居的原因，在此不一一赘述。。应该强调的是，“周人尊夏”的旗帜，在西周初年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周王朝以“小邦周”猝然夺取“大邦殷”的统治，本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大事，怎样去巩固周的统治，就更为不易。周人除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外，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他们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统治与殷朝的“古先哲王”同样“有德”，抓住殷人怀念其先哲王的心理，拼命宣传自己如何效法殷之先哲王，另一方面，面对广大的中原地区，特别是面对原来夏王朝的中心地区，也尽量抓住人们追念夏王朝政绩的心理，拼命宣传自己是夏的后代，一时说“我有周”，一时又称“我有夏”，一再表明夏、周关系非常密切。应该看到，周人的宣传如果毫无任何历史根据，那就骗不过“有册有典”的殷人。因而这种宣传的本身基本上反映了夏、周族源关系的某些原始面貌。因此，在研治先秦史时，只有理解了特殊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的夏、周关系，才能真正对古文献中特别是《尚书》中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的含义做出正确的解释。
明白了周人尊夏的史实之后，又怎样理解“有夏”、“区夏”的内涵呢?曾运乾《尚书正读》对“区夏”的解释就很有见地。他将《康诰》中“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释为：“肇，始也。区，区域也。夏，中国也。越，及也。修，治也。西土，言岐镐。言文王始造区夏，渐及一二邦，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修和我西土也”。王世舜先生《尚书译注》解释“用肇造我区夏”句时说：“用，因此。肇读照，开始。区，小。夏，指中国。”又说：“因而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影响逐渐扩大，从我们一两个小国，逐渐扩大到天下的三分之二”。很显然，在这里“区夏”应是代表“中国”之意。周秉钧先生《尚书易解》则认为“夏，中夏，指今山西南部陕西东南与河南西部”。在这里有些学者只把“区夏”解释为“周本国”是不很恰当的。李民先生《尚书译注》引杨筠如《尚书覈诂》云：“盖区以别之，则有小意。然则用肇造我区夏，犹《大诰》‘兴我小邦周’矣。夏，中国，这里指周朝”。李民先生将此句解释为：“这样，才造就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和我们的友邦一起来治理好我们西方”。如此的解释可能白璧微瑕。那么《尚书·康诰》中的“区夏”究竟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顾颉刚先生说得很正确。他说：“实际上‘区夏’就是‘夏区’，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所以在古代很早称“夏”和“中国”，《说文·五下·夂部》曰：“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夏的统治地区范围最初是很狭小的，就是指夏族最初活动的区域，即今伊洛河流域一带，以后到夏王朝晚期才扩展到山西南部或陕西东部。再后来，“夏”，“中国”的地域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又有演变。其含义也都有变化，但它的根始终都与夏、夏族活动的区域有密切关系，由于夏文化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文化，所以周的建国者文王，是以正统文化的继承人自居的，因此在《尚书·君爽》提出：“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此“有夏”王世舜《尚书译注》曰：“夏，古人称中国日夏”。又说：“只有象文王这样的有道德的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啊!”周秉钧《尚书易解》也说：“修，治也。有夏，中国。”因此《尚书·君爽》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不能简单解释成周人的目标。在这里顾颉刚和王树民先生都认为：“‘夏’和‘中国’都是西周初年周人对其本国的称法”。即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个意思是不能用周人自称之词表达出来的。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地域概念的演变亦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理解。许慎《说文解字》曰：“夏，中国之人也。”此后，历代学者均有类似阐释。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夏，中国”。《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夏，中国也。”《战国策·秦策》鲍彪注：“夏，中国也。”皆为其例。在这里为什么把“夏”解释成中国呢?《史记·天官书》曰：“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史记正义》曰：“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这正表明了古代中国最初的地域概念正是夏人兴起的地方，同时也是夏文化最初兴起分布的地区。所以古人所称的“中国”最初就是指夏人居住和活动的地区，故《说文》说：“夏为中国之人”，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之根所在地区。因此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又称为华夏族。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后，要选定都城作为周政治权利的统治中心。198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义民’”。唐兰曰：“中国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即指洛邑，后来就建立成周”。‘所以《逸周书·度邑篇》中记武王的话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日兹日度邑。”正是这个道理，如果将“有夏”解释成周人的自称，那就失去夏为中国的含义。
《逸周书·度邑篇》主要是记武王决定让周公继承大位，以及规度洛阳、确定天保之事。所以黄怀信先生在注释以上这段文意说，“武道王：‘唉呀，姬旦!……从洛水以北一直到伊水以北，地势高阳，没有屏障，那里曾是夏人居住的地方。我从那里向南望望过三涂，向北望望过太岳，回头向后望望过黄河，顺着向前望望过伊水、洛水，而且离天室嵩山不远，就叫这为度邑吧!”从以上《逸周书·度邑篇》的内容可以看出，只有把“有夏之居”解释成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才比较切题，因而上下文意也才能符合原意。沈先生将“有夏之居”解释成周人自称之词，恐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沈先生还认为：“如果将‘有夏’认作过去的夏后氏，将‘有夏之居’当作夏后氏王朝的旧居，则全句显然无法通读。”这一观点也有待商榷，只有把《逸周书·度邑》中“有夏之居”解释成夏人建都之地，才可能真正说明周人认为自己是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的历史事实，否则是无法说明这一点的。
(责任编辑：谢乃和)
关键词：《逸周书》 有夏之居 禹都阳城
一
“有夏之居”见于《逸周书·度邑篇》。沈长云先生认为：“先秦文献无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油一带者。其所引《周书·度邑》篇亦有问题，篇中所称的‘有夏之居’非夏后氏之居，实指周人自己的居邑(周人自称有夏)”。沈先生在《<逸周书·度邑>“有夏之居”非夏后氏之居》一文中，对此说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然而此说有待商榷。为论述方便，兹将《逸周书·度邑篇》抄录原文如下：
王日：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雒，无远天室。
对于这一段话，《史记·周本纪》也曾加以引用：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
裴驷《史记集解》在《周本纪》所引《度邑》一文的“有夏之居”句下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认为这句话是“言自洛汭及伊油，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清人潘振所作的《周书解义》于此处的注解则径称：“有夏，指太康也”。以上诸家认为，武王于此处谈到的“有夏之居”是“有夏之旧居”，即夏后氏，尤其是夏后太康所居住过的都邑。照此理解，武王不过是在选择周都新址时，想到了过去夏后氏的旧都也在这一带，表示自己欲因袭夏朝旧居的意图。对于这样的解释，沈长云先生表示反对，认为：“按《度邑》文字本来的意义。其实并不能得出周武王想因袭夏后氏旧居的意思。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忽略了对‘有夏之居’前面的一个‘其’字的解释。按‘其’字在古汉语中常见的用法，是作第三人称代词，此、于本句显然不适用；‘其’亦可用作连词，表示‘如果’、‘假设’的意思，此亦无法用作本句的解释；通读上下文，可知‘其’在这里应是作副词用，表期望、祈使之语气，约相当于古汉语中的‘将’的意思”。
其实，“其”字解释成“将”已并非新说。劳斡、屈万里校注的《史记今注·周本纪》早已提出这个问题，其曰：“周人自谓其国日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谓京都)也”。对此，杨宽先生认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爽》、《立政》)，‘有夏之居’即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应该指出，沈长云、劳斡、屈万里、杨宽等先生将《逸周书·度邑篇》“其有夏之居”的“其”字解释成“将”字是值得商榷的。“其”固然可以解释成“将”，可是在古代书籍中，“其”字有多种用法。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曾列“其”字义数说：“其，犹将也”、“其，犹若也”、“其，犹乃也”、“其，犹宁也”、“其，犹殆也”、“其，犹尚也”。‘结合《逸周书·度邑篇》全文综合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其有夏之居”不能解释为周人自己的称号。因为这是武王伐纣后周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国都选址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立都原则。周人之所以选址在洛邑是因为这里便于对东方的直接统治，更重要的是，这里自洛、衲延于伊}内不仅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而且地势平易无险固，“其有夏之居”——乃是夏王国建都的地方。这个“其”字，不能解释成“将”字，“有夏之居”就是夏王朝建都的地方，怎么能解释成“将”是夏王朝的居地呢?只能解释成“乃”是夏王朝的“居”地才较为妥当，在这里“居”有“都”的含义。所以《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可见，古人一贯认为夏人都于伊洛地区。又《帝王世纪》云：“殷汤都毫，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酆、部，至平王徙都河南。”据之，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周人立都洛邑，是缘于历史上夏人曾在此活动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要之，从《逸周书·度邑篇》全篇文理来看，其内容就是谈规度王都，确定天保之事，所以将“其”解释成“将”，将“有夏”解释成周人自称，从古文文法的角度来看有不妥之处。
二
“其有夏之居”的“有夏”，应是夏人的专称，证据见《国语》。如《周语下》载大禹被尧“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又载“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可见，“有夏”应是尧赐禹姓日姒，封之于夏。也就是说，夏是禹的封土所在。所以《史记·夏本纪》曰：“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日夏后，姓姒氏”。则禹被封于夏，其都在阳城。《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纪年》记：“禹居阳城”。《世本·居篇》亦曰：“禹都阳城”。阳城在什么地方呢?古代一般认为就在伊洛地区。如《国语·周语上》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嵩所近。”《周语上》又记：“昔伊洛竭而夏亡”。韦昭注：“伊出熊耳，洛出冢岭，禹都阳城，伊洛所近”。
文献上将阳城看作在伊洛颍一带，此说可信。“阳城”在河南登封有两个意思，一是山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一统志》：阳城山在今登封县东北，旧志俗名车岭山。”王说在先秦典籍亦有佐证。如《左传》昭公四年有：“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九州之险也。”可见，阳城应是伊洛流域的一个重要的山险之地。二是地名。王先谦《汉书补注》日：“《一统志》：(阳城)故城今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俗名之为告成镇”。此外，闫若璩《四书释地》、《清一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亦均认为阳城在告成镇。值得注意的是，禹都阳城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近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确实发现龙山时代的大小两个城址，应与禹都阳城有关。不仅如此，在这一带还发现了若干与夏文化相关的遗址。如登封的告城、八方村、石羊关，巩县稍柴，伊川白元，洛阳孙旗屯，偃师夏后寺等。据之，目前所见文献考古材料表明，阳城应在伊洛地区。
另外还有禹都阳翟之说。《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班固自注：“夏禹国”。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颍水注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后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阳翟禹所都”。刘昭补注：《汲冢书》：“禹都阳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也说：“阳翟县，本夏禹所 都”。因此，从汉唐的历史文献来看，禹居阳城在今河南登封的看法是可信的，有夏之居在伊、洛、颍流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沈长云先生在文中还提出，周代的贵族仍有以“有夏”或“夏”为自称的情况，并举出《尚书》中3条材料作为其说论据，分别是：
《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
《君爽》：“准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立政》：“帝钦罚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沈先生认为：“以上三篇均出自周人之手，且为周公之辞。由这些可靠文字，知‘有夏’、‘区夏’都属于周人的自称”。沈先生以“有夏”、“区夏”为周人自称之说固然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更应注意到在先秦史上周人不仅崇夏，而且常常是以夏人之后自居的。所以，后世史家有“周人尊夏”之说。“周人尊夏”在文献上不仅有《尚书》中《康诰》、《君爽》、《立政》3条资料可证，《国语·周语上》也有材料可资补证，其文载，祭公谋父劝周穆王征犬戎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出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从祭公谋父之语，可以推知：一，所谓“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说明夏与周之始祖后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夏、周两族曾同属一个族源决定的，也就是说，周、夏之先皆属黄帝之部落联盟。二，所谓“不敢怠业”、“修其训典”说明周代的农业是直接从夏代传授下来的，周保持着夏的文化。。由此亦可知，周代的其他制度或多或少也是从夏代继承下来的。因此周人往往以夏人之后自居。除了上述文献佐证之外，李民先生也从周、夏之族源关系、周之先民与夏本在同一地区，周人宣传夏、周关系的意义三方面，详尽论证了周人尊夏并以夏人之后自居的原因，在此不一一赘述。。应该强调的是，“周人尊夏”的旗帜，在西周初年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周王朝以“小邦周”猝然夺取“大邦殷”的统治，本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大事，怎样去巩固周的统治，就更为不易。周人除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外，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他们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统治与殷朝的“古先哲王”同样“有德”，抓住殷人怀念其先哲王的心理，拼命宣传自己如何效法殷之先哲王，另一方面，面对广大的中原地区，特别是面对原来夏王朝的中心地区，也尽量抓住人们追念夏王朝政绩的心理，拼命宣传自己是夏的后代，一时说“我有周”，一时又称“我有夏”，一再表明夏、周关系非常密切。应该看到，周人的宣传如果毫无任何历史根据，那就骗不过“有册有典”的殷人。因而这种宣传的本身基本上反映了夏、周族源关系的某些原始面貌。因此，在研治先秦史时，只有理解了特殊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的夏、周关系，才能真正对古文献中特别是《尚书》中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的含义做出正确的解释。
明白了周人尊夏的史实之后，又怎样理解“有夏”、“区夏”的内涵呢?曾运乾《尚书正读》对“区夏”的解释就很有见地。他将《康诰》中“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释为：“肇，始也。区，区域也。夏，中国也。越，及也。修，治也。西土，言岐镐。言文王始造区夏，渐及一二邦，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修和我西土也”。王世舜先生《尚书译注》解释“用肇造我区夏”句时说：“用，因此。肇读照，开始。区，小。夏，指中国。”又说：“因而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影响逐渐扩大，从我们一两个小国，逐渐扩大到天下的三分之二”。很显然，在这里“区夏”应是代表“中国”之意。周秉钧先生《尚书易解》则认为“夏，中夏，指今山西南部陕西东南与河南西部”。在这里有些学者只把“区夏”解释为“周本国”是不很恰当的。李民先生《尚书译注》引杨筠如《尚书覈诂》云：“盖区以别之，则有小意。然则用肇造我区夏，犹《大诰》‘兴我小邦周’矣。夏，中国，这里指周朝”。李民先生将此句解释为：“这样，才造就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和我们的友邦一起来治理好我们西方”。如此的解释可能白璧微瑕。那么《尚书·康诰》中的“区夏”究竟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顾颉刚先生说得很正确。他说：“实际上‘区夏’就是‘夏区’，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所以在古代很早称“夏”和“中国”，《说文·五下·夂部》曰：“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夏的统治地区范围最初是很狭小的，就是指夏族最初活动的区域，即今伊洛河流域一带，以后到夏王朝晚期才扩展到山西南部或陕西东部。再后来，“夏”，“中国”的地域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又有演变。其含义也都有变化，但它的根始终都与夏、夏族活动的区域有密切关系，由于夏文化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文化，所以周的建国者文王，是以正统文化的继承人自居的，因此在《尚书·君爽》提出：“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此“有夏”王世舜《尚书译注》曰：“夏，古人称中国日夏”。又说：“只有象文王这样的有道德的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啊!”周秉钧《尚书易解》也说：“修，治也。有夏，中国。”因此《尚书·君爽》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不能简单解释成周人的目标。在这里顾颉刚和王树民先生都认为：“‘夏’和‘中国’都是西周初年周人对其本国的称法”。即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个意思是不能用周人自称之词表达出来的。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及其地域概念的演变亦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理解。许慎《说文解字》曰：“夏，中国之人也。”此后，历代学者均有类似阐释。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夏，中国”。《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夏，中国也。”《战国策·秦策》鲍彪注：“夏，中国也。”皆为其例。在这里为什么把“夏”解释成中国呢?《史记·天官书》曰：“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史记正义》曰：“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这正表明了古代中国最初的地域概念正是夏人兴起的地方，同时也是夏文化最初兴起分布的地区。所以古人所称的“中国”最初就是指夏人居住和活动的地区，故《说文》说：“夏为中国之人”，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之根所在地区。因此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又称为华夏族。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后，要选定都城作为周政治权利的统治中心。198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义民’”。唐兰曰：“中国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即指洛邑，后来就建立成周”。‘所以《逸周书·度邑篇》中记武王的话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日兹日度邑。”正是这个道理，如果将“有夏”解释成周人的自称，那就失去夏为中国的含义。
《逸周书·度邑篇》主要是记武王决定让周公继承大位，以及规度洛阳、确定天保之事。所以黄怀信先生在注释以上这段文意说，“武道王：‘唉呀，姬旦!……从洛水以北一直到伊水以北，地势高阳，没有屏障，那里曾是夏人居住的地方。我从那里向南望望过三涂，向北望望过太岳，回头向后望望过黄河，顺着向前望望过伊水、洛水，而且离天室嵩山不远，就叫这为度邑吧!”从以上《逸周书·度邑篇》的内容可以看出，只有把“有夏之居”解释成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才比较切题，因而上下文意也才能符合原意。沈先生将“有夏之居”解释成周人自称之词，恐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沈先生还认为：“如果将‘有夏’认作过去的夏后氏，将‘有夏之居’当作夏后氏王朝的旧居，则全句显然无法通读。”这一观点也有待商榷，只有把《逸周书·度邑》中“有夏之居”解释成夏人建都之地，才可能真正说明周人认为自己是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的历史事实，否则是无法说明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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