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89周年，本刊邀请思想文化界在京一些专家学者，举办了“继承与发扬‘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与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与会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与研讨。本刊选取部分发言整理发表，希望引发读者对“五四”精神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王渝生（北京市科协副主席、教授）
　　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还要一直举下去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但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还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缺的就是民主与科学。现在五四运动快90年了，我认为我们当今缺的仍然是民主与科学。
　　套用我们中国古代的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今天这90年，大概是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带领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左倾社会主义”占了上风，一直到“文革”达到高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三个三十年，从1978年到现在，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尊重了民主与科学，所以，这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历史证明，“民主与科学”这个旗帜还要一直举下去。
　　关于民主，有一个例子，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1941年在我们的陕甘宁边区选参议员的故事。有一个选区三个人竞争一个参议员的名额，第一个是当时延安科学院的院长徐特立，他是毛主席的老师，是延安五老之一，第二个是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周扬，第三个是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的校长郭化若。三个人发表演讲，大概郭化若表达得最好，最后对这三个人投票的结果是郭化若第一，所以郭化若击败了徐特立和周扬，当了参议员。这是在1941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共产党议员的选举采取竞选的方式，然后选民投票，这是民主的一个方式。想到在一些地区目前存在的对民主权利、民主程序的忽视和淡漠，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叹。
　　关于科学，自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30年来，我们对科学已是大力宣传，但是不能把科学神话。科学本身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特别是思维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认识活动。那么，科学要管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主要是管物质世界领域。心智方面、逻辑方面、理想方面、信仰方面，恐怕不能以科学，尤其是不能以建立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并且同数学的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近代科学思想来管它。我记得杨振宁在清华大学90周年讲话中，最后有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科学解决了世界上很多问题，但是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所有问题，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去请教哲学吧；哲学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去请教宗教吧”。他的意思是说，科学不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如果是心智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还要靠宗教，我认为他说的宗教是广义的。真、善、美，科学讲真、宗教讲善、艺术讲美，一个人相信科学，有一点宗教情结，又热爱艺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真、善、美的。目前，我们国家“科学”这个词被异化了，被泛化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只要冠以“科学”的旗号，那就动不得，碰不得，没有想到科学的本质是反权威的，是不断的否定过去、与时俱进的，是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我有个疑惑，现在德先生、赛先生喊了快90年，但是我觉得科学的引进仍停留在器物层面；在制度层面，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还差得远。最主要的是在第三个层次，就是在理念、在思想、在精神的层面上，我们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还差的远得很。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宣传民主与科学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谈几点想法。
　　一、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在中国发展并不平衡，据有关学者的计量研究，在“五四”时期，民主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科学，对科学的宣传就不够，民主更不够。至今，对民主仍然很隔膜。什么是民主，怎样行使民主，并不是都能正确理解的。民主是以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前堤的，没有自由，一切听命，哪来的民主？有次我在宁波服装一条街上看到店铺有这几种招牌：“自由人”、“找自我”、“任我行”，这三个店号连起来，恰恰反映了市民们对自由的理解就是随心所欲，这与自由以不妨碍别人为界限的自由观并不一样，后来知道这是当下青年流行的语词，我深感到对民主、自由宣传的缺失。民众是如此，当领导的可能更为隔膜了。这方面需要补课。
　　二、现在海内外的儒学研究流行一种思潮，认为“五四”肇成儒家文化断裂的后果。“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确实有激进的抨击，但把文化断裂的责任归罪“五四”并不公平。有一些数据能说明问题。“五四”以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有一份考题，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应考的有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统计的结果，列于第一、第二的是孔子和孟子。这份答卷实际上是个难得的民意测验，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从这些答卷中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崇拜者有200多人，占应答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颜渊、范仲俺、朱熹、王守仁等儒学名人，有绝对的优势。“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虽然对封建礼教和儒学思想有过激烈的抨击，但只局限在高层文化人士和少数报刊，对中下层的读书人影响不大，在中小学生中尊崇孔孟的观念仍很流行。时过70年，1993 年第3期《青年研究》刊载《中学生追星现象调查研究》一文足以引人深思。文章说，南京师大教育系对南京两所中学进行民意测验，要学生列出最崇拜的人物，统计结果前十名的人物按次序是：家人、周恩来、刘德华、毛泽东、张学友、郭富城、林志颖、雷锋、黎鸣、周润发，其中除了家人和已故的现代人物周、毛和雷锋以外，都是港台明星，历史上的儒家人物一个也没有。
　　70年间儒学在民众中的信仰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个断层是“十年浩劫”造成的，连续多年对儒家的大批判，扫四旧，毁书、毁学，怎能不葬送人们对儒家最起码的信念。把这罪名安在“五四”头上，只会掩盖“五四”追求民主的本义与锋芒。“五四”精神应该继续宣扬，这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要让民众知道历史的真相。
　　三、现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是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因为中共十七大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百年来对人的认识历经沧桑。
　　“人”是什么？人本身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人首先是以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才有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从而组成社会。所以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自然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是自然人的发展，这两者不可偏失，只言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封建社会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等级的类别及其相应的伦理规范，以伦理定人，重视的是人的社会角色，而非自然人的存在，中国最盛行的一句骂人话“不是人”，就可以把人开除出人籍，然而这是道德伦理的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是鲜活的生命，一样要穿衣吃饭。自然性是生命之本，无视人的自然存在，必然导向对生命的漠视。古代对不忠不伦之人，最严厉的处罚是凌迟，在犯人身上一刀一刀割上一千多刀，让他慢慢死去，为什么这样折磨？因为他“不是人”。现代法治社会，提倡以注射法处死犯人，以减轻死亡者的痛苦，因为生命无罪，这是大自然的赋予，在离去时也应有所尊重。同样是处死，古代凌迟与现代注射法的不同，是因为对人持有不同的观念。
　　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统帅一切，生活方式高度意识形态化，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运动，最有代表性的是“驯服工具”论的盛行，人成为工具，是被驯服的对象，哪有对生命和个体的尊重？“文革”期间流行一则故事说，一名顾客因为售货员态度不好，批评说：“你这是什么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嘛！”回答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谁知道你是不是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不是人民，当然不在服务之列，这有最高指示为依据，反右派运动中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每一条都是从政治出发。一度流行“政治生命”一说，这是典型地表现了政治凌驾在生命之上的话语。抹煞人的自然存在，缺失生命个体，必然使“人民”概念抽象化，而经过抽象的“人民”可以不包括个体的你我他，所以以政治为本论人肇致“人民”概念异化，就有可能断送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意义。以遵守宪法的公民意识，淡化人民的政治色彩，才能更好地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核心问题的转换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生活方式也得以摆脱泛政治的影响，使生活回归生活的本色，这是社会变革中的思想大解放。然而市场经济的繁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人人奔竞于金钱，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说明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社会变革与既有体制的严重失调。党中央及时指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提出“以人为本”，明确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科学地阐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的角色在变化，随着从政治人生、经济人生向和谐人生的转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已经转换，那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以人为本。在尊重人的社会性的同时，呼唤自然性的复归。尊重人是有灵有肉、有欲望的个体，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以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享受、发展的需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人的素质，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才是真正实践民主的基础。今年纪念“五四”，正逢“以人为本”的年代，是一个好机遇。
　　
　　李醒民（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五四”精神是反不倒的
　　
　　每年每到“五四”，就会谈到“五四”的精神旗帜——科学与民主。科学、民主、自由是三位一体的，科学社会学家对此有基本的共识。科学确实对促进民主、自由是有作用的。科学使我们对自然界、对我们自身有所认识，这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科学通过它的衍生物技术使生产力提高，造福人类，使我们才有闲暇和自由的时间进行各种感兴趣的活动，自由地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民主、自由对科学也有促进，科学在民主社会和民主制度下才能比较健康地发展。再者，科学本身就是追求自由的，科学研究本身也需要自由，它研究的成果使我们的思想、肉体都得到了自由，所以科学对自由、民主也是有促进的。
　　当前，社会上有一些反对“五四”的言论，我觉得这是西方后现代思潮跟中国“国粹”派结成“神圣同盟”，向“五四”发难。“五四”的精神就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反不倒的。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但是整个“五四”时期可以说从1911年到1923年。在191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五四”精神了，到“五四”的时候是总展示，在这之后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不幸的是，这个香火后来中断了，直到1978年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候，“五四”的香火才续起来。“五四”距今将近90年了，现在科学发展了，民主也在慢慢地进步着，这一点有目共睹，但是都不尽人意。原因何在？
　　就科学而言，有两个大的误区。第一，我们实际上对科学采取了一种泛化的理解，把科学的能力估计得过高。科学几乎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凡是好的就是科学的，不好的就是非科学的；而且不管好与不好，只要加上“科学的”头衔就变成好的了。实际上，文学、艺术、哲学等都是非科学的，但是这些都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科学能够解决，有些问题科学解决不了。爱因斯坦就说过，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并没有像孔子、佛陀、耶稣、甘地这些人的贡献大，因为他知道人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发展取向，并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第二，把科学完全理解成技术。科学本来是形而上之道，却把它视为形而下之器了。笼统地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勉强还可以。要知道，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它要通过一系列环节、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技术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忽略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实证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和科学精神（特别是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对于这些，包括科学界、科学家也不见得了解得很清楚。中国本来缺乏科学，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的东西，所以科学引进中国，一开始遭到很多抵制。但是，科学毕竟是普适性的东西，所以最后还是在中国逐渐生根了。遗憾的是，我们却把科学理解为技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民众中、甚至在官员和学人中也是雾里看花。所以，虽然“五四”过去89年了，对科学的理解还是不尽如人意。
　　就民主来说，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中国典籍里有“民主”这个词，但是意思恰好跟西方的意思相反——是民之主宰者的意思，是皇帝主宰民众。西方政治学上的民主概念是by people，而我们是for people，是我给你民主，不给就没有了。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又有“文革”前和“文革”时期反民主的惨痛教训。现在，我们的法治逐步完善，民主制度也在建设。但是总的来说，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却步履艰难，很多方面与经济改革不相适应，所以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解决不了。政治改革不加快，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腐败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政治改革拖了后腿，缺乏制衡官员滥用权力的有效办法，舆论监督也不完善。当然，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各地发展又不平衡，政治改革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畏葸不前的理由，更不能用它作为挡箭牌抵制改革。我对中国的前途，对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还是有信心的，不过我们的步伐要适当加快。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自由的精神——“五四”的文化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应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话，科学只能在力量意义上被敬畏，而民主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较好的政治程序。我想，如果要纪念“五四”的话，应该去读一些“五四”时期文化大家们的原文，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体验一下那时的舆论氛围。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应当是陈独秀《敬告青年》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这实际上谈的是“自由”，这个自由的理念应该高于民主和科学，如果没有精神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恐怕就变味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概念。旧中国只有文人，我们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把能写字的人，不论作家、剧作家、新闻记者统统都称作“笔杆子”，这种现象很现实地反映了文人在中国所处的位置。旧时的文人要转变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具有自由的心灵，而自由的心灵在中国历史上唯有“五四”前后这一段是发挥得比较充分的。
　　如果尊重这段历史并且准备发扬“五四”伟大的文化精神，就不应该惧怕现代自由意识。可惜现在我们不少人，仍然是按照过去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想法去理解自由，即使在当代大学生里边，他们理解的自由也是那种摆脱任何束缚那种冲动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纪念“五四”，需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理论有所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时代的先锋人物。陈独秀曾经说过：“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谋个性之发展也”。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在中国，很长时间都是要求“文以载道”。那时陈独秀已指出，中国最不发达的原因就是文以载道，李大钊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他们主编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有一个要求就是：“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我觉得这一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自由，中国人有多少倒下了，但是自由本身现在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了，人们尽量避免说自由，只说民主和科学，我觉得是不够的。在纪念“五四”的时候，应该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奇特的心态？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最后说了一句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想说的东西不能说出来。马克思还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
　　“五四”自由的心灵为什么会瞬即消失呢？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研究，不然我们可能就会重演这段历史，现在我们看见新权威主义、开明专制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当年梁启超都说过，又在重演。我们是没法摆脱传统的，即使是“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心灵的深处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轨迹，他们对自由的认识是理性的，但同时又是匆忙的，彻底决裂式的，缺乏对中国传统全面的、深刻的批判与分析，因而再好的现代意识最终难逃过人们心底的万里长城。当然，自由也不能等待自然的或者人为地恩赐，而要以独立的思想去思考，现在可做的事情很多，最低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不要再去欣赏什么伯乐相马，人才不是靠某些人相出来的，人才更不是供人驾驭的千里马，人才是有思想的人；再比如不要津津乐道礼贤的典故，莽汉请秀才代谋的事是中国文人没有心灵的自由的悲剧，等等。我希望我们的后代，若想到千年前的“五四”，不会像我们这样非常吃力地追忆自由的心灵如何如何。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深入历史中去看“五四”精神
　　
　　胡适在1935年写文章纪念五四运动，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慨叹人们都把“五四”精神忘记了，胡适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五四”精神中的个人自由、思想解放和非狭义的民族主义。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强调“五四”精神就是要知识分子的改造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39年之后，一直到1979年，就是一直沿着毛泽东这个讲话的这条思路来讲“五四”的。1979年又开始提出民主与科学，后来又强调爱国，作为“五四”的精神。“五四”70周年纪念的时候，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科学，但是到了“五四”80周年的时候，又只强调爱国主义是“五四”的最主要的精神。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对“五四”就有不同的阐释。所以，“五四”的解释史本身就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能提“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还是一个进步。有人讲到现在对科学的高誉，其实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谈科学，是从1978年以后。在1978年以前，尤其在“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些科学家被劳改，不许谈科学。因为谈科学，就是反对当时的很多做法，比如对“大跃进”，很多科学家是反对的。大家知道，我们批判过爱因斯坦，说他是唯心主义的。德国在希特勒时代，也批判过爱因斯坦相对论，说那是犹太人的科学。我们在“文革”中说，科学也有阶级性，那么在纳粹那里，就是科学也有人种性。所以，在专制时期，连科学也是没有合法的存在权利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仅仅看到现在科学被抬得太高，还是要放到历史中去看。中国的思想解放可以说从1978年科学大会那时开始。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怎么1978年科学大会会造成那么大的思想解放？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被强调到一个神圣的位置了，而在过去曾经连科学都是受压制的。
　　“五四”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民主、科学、自由、启蒙是它的主题，但是现在“五四”精神处在前后夹击之中，既受到认为传统的一切都好这种前现代的批评，又受到认同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人的批评，认为启蒙已经过时，现在需要的是解构启蒙，这两者就联合起来分析、批判、解构启蒙。实际上，高张“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先锋们对近代中国屡陷困境深入反思后得出的洞见，是诊治中国的对症之药石。
　　举一点来说，现在都强调爱国，说“五四”精神是爱国精神。的确，“五四”确实是爱国的，但是要说明“五四”的爱国是什么样的爱国。陈独秀明确讲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高一涵从契约论的观点认为，不是国家授权利与人民，而是人民授权利与国家，因此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力，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力；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我们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种伦理，认为国家是个人民众之上的、类似于父母甚至比父母还要伟大的一种伦理，个人必须忠于国家。“五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伦理的爱国观变成现代的契约论的爱国观，这是“非锁国”的爱国精神，这一点在“五四”时期有大量的论述。这也是我们现在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尤其是在当下，更有益于我们谈爱国，培养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爱国应该是非盲目排外的。特别是现在一哄而起的“文革”遗风还很有基础的时候，更需要好好对待“五四”精神的推广工作。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最重要的是落实科学和民主
　　
　　纪念“五四”，最重要的就是落实科学和民主。自“五四”以后，科学和民主被虚化和异化，甚至是正好搞反了。但在名义上，即使在“文革”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也还是在讲“大民主”，还是在说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科学”，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民主和科学当成完全反面的东西，可见这两个概念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生命力。实际上，科学后来变成了教条，民主后来也变成了专政的作风与手段，科学不像科学了，民主也不像民主了。在今天，科学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了，所以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使之得到落实？为此，我们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究竟什么是科学？我认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五四”时期，所谓“科学”的主要内涵、最核心的内涵，实际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并不是指现成的科学理论学说。这种“科学”概念，也正是最符合科学本质的正确概念。然而，“五四”之后，人们所说的“科学”内涵，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全都变味了。科学的核心不再被理解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是变成了现成的学说体系。由此，教条主义也就开始盛行了。自然科学就是把牛顿力学之类的条条背下来，科学精神没有了，科学方法论缺少了，这种情况很严重。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更大。我觉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缺少的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我们一讲科学，含义就是现成的、成套的“科学体系”，甚至说这个体系就是真理，就是“科学的圣经”，我们对其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怀疑讨论，只能加以运用，不能予以修正，只能使之丰富发展，不能给以深刻扬弃。普遍真理都是进口的，也只能是进口的，国人则只能有使之“本土化”的份儿。甚至原本需要反复检验的理论也都被当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在崇尚科学的旗号下把科学变成了信仰和宗教，完全忘掉了科学学说（科学假设也是科学学说的一部分）背后的最根本的东西——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在这种科学宗教化的普遍氛围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好几种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复古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对西学的顶礼膜拜。这三种原教旨主义，实质上就是当前的三种反科学思潮。这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共同根源都在于古代“注经主义”的深厚传统，这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共同本质也正是在于它们在骨子里都缺少作为科学灵魂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论。所以说，我们现在把科学落到实处，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古代“注经主义”的传统中真正解放出来，就是要重新肯定和真正确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在整个科学中的至上地位。
　　第二，什么是民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需要解放思想。现在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设置了一些条条框框不能碰，这样就很难深入谈及民主的实质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问题，谈自由、谈民主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忘记了民主是跟民生紧紧捆在一起的，是首先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服务的，这样也使民主的功能性要义遗失了。
　　第三，怎样搞民主？这里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点，我们既要强调民主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的重要性，要继续努力夯实这个基础，“五四”以后民主发展不起来，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这个基础，但我们现在也应特别强调，随着这些基础的不断夯实，我们也要把它们利用起来，把民主逐步地搞起来。我们不能赞成那种认为只有民主的基础完全夯实后才能开始搞民主的观点，因为民主基础的逐步夯实本身就必须以民主的逐步发展为条件。
　　第二点，我们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落实和保障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要实现普遍幸福，那就不能只是吃好穿好就行了。人还需要自由，自由也是幸福的基本源泉，所以社会主义也要追求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要反对，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富人圈子里的自由化，不是有钱人就不能享有自由。我们所要的自由是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就是普遍自由，就是无论钱多钱少大家都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都能享有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都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社会主义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落实和保障社会主义自由，从而逐步夯实社会主义民主的自由基础。
　　第三点，要纠正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漫主义倾向。民主本来就是主要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服务的，所以搞民主必须紧紧地抓住公共财政这个核心点。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财政制度，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具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因此，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应当是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首先就要在财政收支结构方面使传统财政转变为民生财政。在这个基础上和过程中，最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能够切实行使财政决定权和财政审计权，并为此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进行一系列的深刻改革。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并进一步落实司法独立。我深信，如果能够紧紧地抓住公共财政这个核心问题，让人民都知道没有自由民主就没有民生幸福的基本道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一定能在民间获得强大的呼应力量和巨大动力，因而也就能够获得其本来应有的扎实进展。
　　第四，强化公共意识。我觉得“五四”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公共利益。“五四”时期的那些人都是考虑公共利益的人，都是具有很强的公共意识的人。现在改革究竟难在哪里呢？不就是难在难以撼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吗？所以现在讲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利益观上解放思想。现在弘扬和落实“五四”精神，最重要的一点也正是要普及“五四”的公共利益精神。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培育和传播利他与利己、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个人幸福与普遍幸福相统一的现代价值理念。逐步深入的民主化改革究竟能不能搞得起来，实际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有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观发生变化，即在于他们能否从民主的阻力转变为民主的动力。
　　
　　杜丽燕（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应当充分肯定五四运动
　　
　　发端于西方的民主制是持续300年启蒙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启蒙运动就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的思想自由问题，康德讲过什么是启蒙：启蒙是人力求摆脱因自身原因导致的稚嫩的一种尝试。启蒙是企图唤醒人的理性，人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不能自由地运用理性，这是人的稚嫩的表现。启蒙运动企图唤醒人自觉自由地运用人的理性进行自己的判断，用理性立足于天地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启蒙是人类寻求自由的一次伟大尝试。民主制是这个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启蒙运动承认天赋人权，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的自由不是无度的，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如果像我们所理解的人都无限制的自由，那么发展下去就会处于像霍布斯所说的人和人之间像狼一样的状态，那么怎么避免这样一种状态呢？我们每个有自由权利的人要出让一部分权利，形成公权力。当然，霍布斯主张这种公权力应该是王权，而洛克等人则认为，这种公权力应该是民主权力。公权力形成之后是干什么的？不是让你来管我们的，不是专政机器，而是来保障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所以公权力的形成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的，这是西方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重要结合，这就是所谓启蒙运动的思想。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我认为对五四运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不能否定，就在于它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重要的思想家传播进来的，恰恰是在西方刚刚盛行的或者说刚刚进行着自己使命的社会契约论，这是和启蒙思想相契合的。当时我们引进的东西，就思想而言并不比西方落后，然而遗憾的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平息，它们只是存留在知识界的文献之中。当时中国最大的原教旨主义是保守主义。我记得读过周作人的一篇杂文“从张勋复辟想到的”，说张勋复辟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震动很大，是其他任何一次复辟都不能比拟的。因为它让中国知识界看到，在中国王权的根子是如此之深，随便一个人上来一挥手，就可以复辟。而这也给知识界一个警告，就是必须挖断封建的根子。所以不能泛泛说五四运动就是反儒家的，而是反对三纲五常，而这个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的一个基础，在这点上，五四运动做了它该做的事情。
　　民主本来就是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按西方政治学来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公民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公民出让公权力是为了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民主不是上面给的，而恰恰相反，上面的权力是公民给的。我觉得这才是民主制的前提。从王权到民主，中间有个自然主义的断裂，它重新探讨了人性、人的权利问题和社会的结构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太赞成俞可平的增量民主的观点。
　　谈到科学问题，科学对中国现在很多人而言就是泛指一种技术，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时代，而我们离科学的距离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远。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科学的技术层面，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更关注的是技术可能带来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它本身是对是错）是一个悲剧。这恰恰悖离了科学精神。就我理解，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批判精神，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朱效民（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赛先生”的中国之路
　　
　　“五四”时期，先贤们在提出反封、反帝的同时，开出了科学、民主的药方，从西方请进了赛先生、德先生。中国社会上很快就掀起了一股传播科学的高潮，国人对西方科学吸纳和接受的心情无疑是真诚而迫切的，随之而来的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现象自然在所难免。结果赛先生变成了人人尊崇有加的“赛菩萨”，反而成了到处贴的标签，表面上风光无比、大受欢迎，实际上对赛先生本身的认识却遭到了忽略和误解。梁启超在1922年曾就此感叹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存在三点根本错误：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顶多拿来当作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只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而不知道科学的真正本质。
　　建国多年以后，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仍感慨万千地说道：“当人类的登月艇已经登上月球，宇航员们开辟了通向宇宙的进军之路，而我国农村的许多群众还依然沉沦在玉皇大帝统治天庭的荒唐谬说之中；当潜水艇已经在大海中行驶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许多群众还在津津乐道于东海龙王的种种神威。”进入21世纪，中国科协《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程度排第一位（83.1%的公众）的是“致富信息”，科学技术对于广大百姓不过是增产粮食多挣钱的手段罢了。从上至政府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到百姓的脱贫致富靠科技， 在中国曾经令人敬而远之的“赛菩萨”又摇身一变成了招财进宝的“赛财神”。今天，日常生活中科学的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始终是渐行渐远，自西而来的科学在中国屡屡结出南橘北枳的果实。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探讨了英格兰近代科学的出现，以及科学在历史上的重复发现、多重发现等问题后曾指出，近代科学在17世纪的兴起及其持续发展、壮大只能出现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该社会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必要条件。这无疑为我们借纪念“五四”重新反思赛先生的中国之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发展科学需要参考借鉴其相应的社会建制及文化环境。既然科学在西方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传统及制度的滋养和维护，那么将科学移植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中，显然不能仅仅把西方科学现成的科研成果、方法直接“拿来”就万事大吉，我们同样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科学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引进科学发展硬件（俗称“建大楼”等）的同时，也要引进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培育科学大师的文化土壤等）。由此，科学才不至于水土不服或者畸形发展，并有望在新环境中生根发芽、自我成长。另一方面，需要深刻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环境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负面因素。目前，即使科学家们在一起开会讨论科研问题，一旦有院士在场往往便成了院士的一言堂，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如此尊卑有别、为尊者讳的环境下只会产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顶礼膜拜，又怎能期望开出“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之花？在当前创新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阻碍因素进行深入反思和检讨，切实加强科研制度和软环境方面的建设。
　　此外，科学文化不应只是一种精英文化、白领文化，只有当中国广大的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动地了解科学知识、自觉地运用科学方法、自然地欣赏科学精神，当科学文化真正融入中国的草根文化时，科学，这朵人类文明的奇葩才会在中华大地上生命常青，并不断开花结果，赛先生的中国之路也才会越走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