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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懿翎的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用狂欢化的形式展现了文革中一群被流放到偏僻小县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从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荒谬性。在荒谬面前，无论是躲避它，还是一味在这泥淖中苦苦挣扎，都只会加剧人生的悲剧性，只有直面荒谬，并敢于用乐观的态度嘲弄它，用顽强的意志同它相抗争，才能真正战胜它。
关键词：狂欢化；荒谬；西西弗式的抗争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5)06—0051—03
十年浩劫，给中国留下的不仅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更有无数颗伤痕累累、饱受磨难的心灵。文革后，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浪潮，这些作品大多以沉痛的笔调来叙述那段苦难的历史。懿翎的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则能另辟蹊径，以狂欢化的情节和语言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痛苦焦灼，用喜剧性的形式来反映了一群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从中折射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一书名源于《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当耶稣随天使来到万民面前时，他要把他们分开，就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他把绵羊(好人)置于右边，山羊(坏人)置于左边。右边的人将受到天父的祝福而永生，左边的人则会遭受炼狱的折磨。小说以此为书名，富有其象征意义。然而，小说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把“绵羊”(好人)和“山羊”(坏人)分开，而在于它滤去了历史的尘埃，撇去了苦难场景的正面铺排，别开生面地用狂欢化的语言重叙这段岁月里的苦难人生，生动有力地阐释了荒谬哲学的要义。
“荒谬”通常被用来指示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理喻和悖谬。法国哲学家加缪则认为，荒谬指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现代人被抛在这种处境中无处可逃，他唯一可做的只是如何面对荒谬并在荒谬中生存下去。
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人为大灾难中，无数中国人无比狂热无比虔诚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中，整人者趾高气扬“豪情”万丈，被整者唯唯诺诺服服帖帖，没有人敢于质疑“革命”的动机及其正义性。希望、理想、伦理、道德、亲情、爱情……几乎所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被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空。“革命”的信念越执着，人性就泯灭得越彻底。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月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就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靶子。小说中，喜城中学的教师们大多是背着黑锅流放到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期的生活遭遇已把他们磨练得棱角全无，宛若一群温顺的绵羊。小说没有极力渲染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也不见被关进牛棚、剃阴阳头、挨批斗这些惨烈场景，但周围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随心所欲地摆弄他们的命运，时时处处都让人感觉到一阵阵绝望的窒息。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度挤压而又无处可逃，这群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现实环境的荒漠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人与不合理、无人性的世界之间的不协调，就构成了荒谬。
在人与其所处环境的荒谬联系中，生活的常态和人正常的逻辑思维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因此，作者采用狂欢化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异化了的社会生活。原苏联哲学家巴赫金在研究欧洲的狂欢节文化时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在日常的等级制中，人们过的是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生活；而在狂欢节上，人们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等级、权力和禁令，摆脱了等级制度带来的虔诚、严肃和恐惧，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渗透到文学作品当中，就成了狂欢化。小说作者借用了“狂欢化”的叙事方式，文中高雅与粗俗、抽象与感性、诗歌与民间俚语时而碰撞、时而又扭结在一起，使整部小说语言显得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狂欢化”的语言和情节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喜城中学的师生们在荒谬中寻求突围的种种尝试。
荒谬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美好的理想往往不仅能促进个人的进步，而且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但在妖孽横行的年月，知识分子避而不看现实的苦难，只一心追求理想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因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极大反差而构成荒谬。
江远澜原来是山西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为人孤傲冷漠，平生只爱数学和大米，对同事爱理不理，对政治不闻不问，人称“阿尔巴尼亚”或“莫名其妙”。事实上，细细品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在江远澜的身上，不乏童真、情趣、热情、善良的因素。由此不难推想，江远澜也曾是个热血青年，对未来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幸福的向往。然而，生活却欺骗了他，让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以至他做梦还梦见自己在不停地走啊走，就“好像犹太人，一生总是无休止地迁徙”。于是只好发出这样的感叹：“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的日子很正常，我与你能奈何谁?”抱着“独善其身”的想法，江远澜躲进了数学象牙塔，成了传说中放个屁都想测量出半径，擤把鼻涕都想发成电的“数痴”、“算呆”。
江远澜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和谐安宁的天地，数学王国成了他躲避现实苦难的庇护所。然而，这个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完善的世界并非牢不可破。江远澜在痴迷于数学之时，现实却有如阴魂不散的幽灵，不时伸出邪恶的手，牵绊住他追求理想的脚步：他被迫每天晚上参加政治学习；不得不带领学生进行名目繁多的劳动；由于方向明这个无耻小人的诬陷，他还遭受了牢狱之灾……不仅如此，由于拒绝吃大米以外的粮食，江远澜时常饿得头昏眼花，直至形销骨瘦，有如又高又直的绞架一般。女学生小侉子的出现，更使得江远澜魂不守舍。环境的挤压、饥饿的困扰、异性的吸引，使江远澜的身心都无法忠诚于对理想的追求。于是他摔围巾，索要赔偿费，要求给小侉子补课……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摆脱现实的羁绊，摆脱小侉子的影子，重新构筑起对数学的执着信念。然而，人与其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了他的理想难以企及。小说写小侉子在路上遇见江远澜时，看到了一只独角山羊在前边引领着江远澜，走到半路，山羊被一只母绵羊勾引，撇下他，同母绵羊一起消失了，剩下江远澜如迷途的羔羊。尼采认为科学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避而不看人生的悲剧面目，其恶性发展的后果，便是现代人丧失人生根基、灵魂空虚，无家可归。小说中江远澜具有“纯粹”和超脱意味的数学的专注，恰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误读。因此作者安排善良可爱、古伶精怪的小侉子把江远澜拉回到充满了爱恨、矛盾、苦难的现实之中，使得江远澜“思想不断跳着舞，痴恋地扑向新的艳影，想去拥抱她们，然后又惊恐万状地突然甩开她们”。江远澜在数学和爱情之间不停地摇摆、挣扎，直至协调、妥协，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人生状态时却又受现实羁绊，求而不得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通过江远澜的奋斗及挫折告诉读者：在那样一个知识成为恶行，良知成为奢侈，尊严遭到践踏，人的基本生存都的不到保障的年月里，知识 分子避而不看人生的苦难，一心寻求“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理想哪怕再美好，也只能是荒谬的理想。
荒谬的爱情
由于现实环境的极度恶劣，理想变得遥不可及。一些弱小的女性知识分子转而寻求爱的归宿。瞿昙海伦和石磊磊也是背着黑锅来到喜城中学的外乡人。自身的遭遇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如履薄冰，只好到“爱”的“梦境”中寻求安慰。爱情给她们展开了美丽的幻影，让她们用飞蛾扑火的姿态英勇无畏地焚烧自己。爱情的美好和环境的恶劣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也产生了荒谬感。
瞿昙海伦在故事开始时，因人工流产闹得全镇皆知。之后受了什么遭遇，作者并没有清楚交待，但从后来江远澜所谓的“强奸案”闹剧中小侉子被密如雨点般的土块、泥团、烂菜叶子、瓜皮、臭西红柿还有墨汁和羊粪蛋袭击，被连绵不断的尖锐凶狠的诅咒声轰炸的场景可以想象出瞿昙海伦的遭遇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追求美好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现实世界容不得海伦和男友的真挚爱恋，于是这对恋人只好用死亡来抗争，到另一个世界寻找理想的生活。他们用生命刻下了几个大字：“还情感以清名，给世人以教诲”，以此唤起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和同情。
石磊磊是一个才貌俱佳的出色女性，处在青春刚刚绽放的美好年华，却流落穷乡僻壤，这巨大的反差已是人生的极大悲哀。可环境的恶劣、精神生活的空虚，都没有压垮她，与庄稼重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冲淡了她的苦痛，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可贵。可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的女孩，厄运也不放过她，她最终还是成了任人宰杀的无辜羔羊，临死前“她的神情却有如上坟祭祀的羊，豁出去了的宁静”。美丽纯真的爱情如同海市蜃楼般转瞬即逝，生存下去已没有任何理由，活得太累的累累(石磊磊的乳名)只好用死亡来结束爱情的悲剧。
瞿昙海伦同其男友以及石磊磊都试图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去唤起人们对爱的尊重，但在动乱的年代里，由于受畸形的生活空间的不断挤压，大部分人头脑中已容不下纯真美好的东西，这就注定了几个年轻人殉道式的死亡换不回人们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尊重。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对抗”。这两位女子的爱情悲剧表明：在绝大多数人的人性已被异化的社会环境里，纯真美好的爱情被弃之如敝屣，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人们也不可能自由幸福地吸吮爱情的甘露。
荒谬的挣扎
“文革”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被颠覆了，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人们在非人性的现实面前普遍产生不适感。知识分子由于命途多舛，这种不适感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他们只好在泥淖中进行苦苦挣扎。这种无望的挣扎和冷漠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也表现出荒谬感来。
韦荷马来喜城中学之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形而上，是活在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的理想战士，在形而下，是政治关系学的牺牲品”。喜城中学的贾校长也曾说过：“知识分子是‘君’加‘羊’，是‘群’，不过是一群羊而已”。在动荡的年代里，谁来撵羊，谁来捉羊，谁来放羊，谁来宰羊，这群知识分子都没有精力去思考，更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注定只能是一群忠厚老实、温顺驯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绵羊。尽管抱着要“学习羊，在哪儿都能找到它要吃的青草”的想法，命运的无常仍让韦荷马心中充满了绝望。
可不管处境多么艰难，韦荷马都坚持听广播，让绝望不绝。他妻子看到丈夫那么痛苦，总想把无线电关掉，可他坚决不让步，他要听，听得夜里连觉都不睡，因为他固执地自负地认为：他能听到这些报导，无疑是在用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与悲哀。韦荷马用以保护自己的“武器”亦别具一格；他四处宣扬自己的老婆是无比凶悍的泼妇，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极度“惧内”的假面具。直到江远澜发现他们夫妻恩爱异常，他才道出心声：“文革七八年，连猪都懂得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倘若我不声称内人把我整得苦不堪言，我也会像瞿昙海伦、石磊磊一样死得只剩下骨头棒子了”。韦荷马既要以折磨自己的方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和悲哀，又要以侮辱自己和爱人的形式保全性命；既要使自己获得形而上的慰藉，又要使自己随时应对种种因“惧内”而引起的嘲弄。他把这样的挣扎，当成了对不合理社会环境的抗争。他的“抗争”，让人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对假想敌所发起的一次次可笑的进攻。然而，韦荷马绝不是堂吉诃德那样的糊涂虫，而是一个极为清醒而富正义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只有这种荒谬的挣扎，才能使人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存活。作者用这样的挣扎直指当时社会环境的极度荒谬，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小说人物内心分裂的痛苦。
西西弗式的抗争
加缪认为，面对荒谬和不适感，人不应该以遁世的态度逃离生活，而应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那样，在反抗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幸福感。
小侉子是小说最着力描写的女主人公，整部作品“狂欢化”的风格就集中表现在她身上。小说一开始，这个小知青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场：小侉子带上装了她在村里养的十七只母鸡一只公鸡的一个大揽筐和一件行李，坐着半腚腚的牛车，到喜城中学读书来了。接着是十八只鸡“胜利大逃亡”，小侉子在后边狂扑乱逮的壮观场面，热闹得让人忍俊不禁。晚上看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里边的朝鲜姑娘“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这种奇妙的情节安排和睿智而诙谐的“空山疯语”在小说中可顺手拈来，给整部小说穿上了一件美轮美奂的外衣。
然而，在小侉子的狂欢外表下，却隐藏着比别人更深的苦楚。两个哥哥误食了有剧毒的马桑果去世，父母认定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她要求插队，自食其力。为了忘却失去亲人的痛苦，也为了责罚自己，她主动地并且很快地与贫困的山村生活融为一体。被支书“抓”到喜城中学读书后，她几次抢着搬运去世老师的尸体；拿着自己的床单跳到腌菜池里去捞蛆；刚动完手术还没痊愈就要求去给羊瘟肆虐的地方给羊断尾；去大泉山劳动，“日复一日，我苦受苦挣，苦腰苦膝，苦臂苦力，赌气般地从早到晚打着夯”，直到累倒累垮。小侉子近乎自虐般的劳动让人想起了西西弗的神话。由于不可抗拒的命运，西西弗必须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西西弗就在这永不停息的努力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获得永恒的胜利感和幸福感。在痛苦面前，小侉子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一次次地重复着疯狂的劳动，在劳动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最终生机勃勃地活下来，走进新时代，然后上大学，结婚生子。
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小侉子救回声称“强奸”了她的江远澜后，受尽了镇上人的羞辱和殴打。等人群散尽，小侉子躲到了城墙边，“瞧瞧自己，脏得臭得比叫化子、比在泥雨中挣扎的绵羊还吓人”，但此时她却“从城墙看到了几乎觉察不到的欢乐，即当变故带来的痛苦太深时，自己就要把所有的痛苦称其为‘感受’。她想既然是感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既然是感受，再难再苦不也是感受吗，感受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于是唱起歌来。在痛不欲生的境况中，小侉子还敢于用乐观的态度去嘲弄残酷现实，与痛苦相嬉戏相抗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样的嬉戏抗争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确证和肯定。通过阅读文本，读者也体会到了强大生命力敢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胜利感。
总之，《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是作者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我们民族未来的展望。从小说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它激励我们勇敢地去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让我们也学会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
编辑/张振华
关键词：狂欢化；荒谬；西西弗式的抗争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5)06—0051—03
十年浩劫，给中国留下的不仅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更有无数颗伤痕累累、饱受磨难的心灵。文革后，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浪潮，这些作品大多以沉痛的笔调来叙述那段苦难的历史。懿翎的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则能另辟蹊径，以狂欢化的情节和语言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痛苦焦灼，用喜剧性的形式来反映了一群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从中折射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一书名源于《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当耶稣随天使来到万民面前时，他要把他们分开，就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他把绵羊(好人)置于右边，山羊(坏人)置于左边。右边的人将受到天父的祝福而永生，左边的人则会遭受炼狱的折磨。小说以此为书名，富有其象征意义。然而，小说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把“绵羊”(好人)和“山羊”(坏人)分开，而在于它滤去了历史的尘埃，撇去了苦难场景的正面铺排，别开生面地用狂欢化的语言重叙这段岁月里的苦难人生，生动有力地阐释了荒谬哲学的要义。
“荒谬”通常被用来指示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理喻和悖谬。法国哲学家加缪则认为，荒谬指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现代人被抛在这种处境中无处可逃，他唯一可做的只是如何面对荒谬并在荒谬中生存下去。
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人为大灾难中，无数中国人无比狂热无比虔诚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中，整人者趾高气扬“豪情”万丈，被整者唯唯诺诺服服帖帖，没有人敢于质疑“革命”的动机及其正义性。希望、理想、伦理、道德、亲情、爱情……几乎所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被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空。“革命”的信念越执着，人性就泯灭得越彻底。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月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就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靶子。小说中，喜城中学的教师们大多是背着黑锅流放到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期的生活遭遇已把他们磨练得棱角全无，宛若一群温顺的绵羊。小说没有极力渲染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也不见被关进牛棚、剃阴阳头、挨批斗这些惨烈场景，但周围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随心所欲地摆弄他们的命运，时时处处都让人感觉到一阵阵绝望的窒息。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度挤压而又无处可逃，这群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现实环境的荒漠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人与不合理、无人性的世界之间的不协调，就构成了荒谬。
在人与其所处环境的荒谬联系中，生活的常态和人正常的逻辑思维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因此，作者采用狂欢化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异化了的社会生活。原苏联哲学家巴赫金在研究欧洲的狂欢节文化时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在日常的等级制中，人们过的是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生活；而在狂欢节上，人们打破了日常生活的等级、权力和禁令，摆脱了等级制度带来的虔诚、严肃和恐惧，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渗透到文学作品当中，就成了狂欢化。小说作者借用了“狂欢化”的叙事方式，文中高雅与粗俗、抽象与感性、诗歌与民间俚语时而碰撞、时而又扭结在一起，使整部小说语言显得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狂欢化”的语言和情节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喜城中学的师生们在荒谬中寻求突围的种种尝试。
荒谬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美好的理想往往不仅能促进个人的进步，而且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但在妖孽横行的年月，知识分子避而不看现实的苦难，只一心追求理想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因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极大反差而构成荒谬。
江远澜原来是山西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为人孤傲冷漠，平生只爱数学和大米，对同事爱理不理，对政治不闻不问，人称“阿尔巴尼亚”或“莫名其妙”。事实上，细细品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在江远澜的身上，不乏童真、情趣、热情、善良的因素。由此不难推想，江远澜也曾是个热血青年，对未来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幸福的向往。然而，生活却欺骗了他，让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以至他做梦还梦见自己在不停地走啊走，就“好像犹太人，一生总是无休止地迁徙”。于是只好发出这样的感叹：“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的日子很正常，我与你能奈何谁?”抱着“独善其身”的想法，江远澜躲进了数学象牙塔，成了传说中放个屁都想测量出半径，擤把鼻涕都想发成电的“数痴”、“算呆”。
江远澜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和谐安宁的天地，数学王国成了他躲避现实苦难的庇护所。然而，这个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完善的世界并非牢不可破。江远澜在痴迷于数学之时，现实却有如阴魂不散的幽灵，不时伸出邪恶的手，牵绊住他追求理想的脚步：他被迫每天晚上参加政治学习；不得不带领学生进行名目繁多的劳动；由于方向明这个无耻小人的诬陷，他还遭受了牢狱之灾……不仅如此，由于拒绝吃大米以外的粮食，江远澜时常饿得头昏眼花，直至形销骨瘦，有如又高又直的绞架一般。女学生小侉子的出现，更使得江远澜魂不守舍。环境的挤压、饥饿的困扰、异性的吸引，使江远澜的身心都无法忠诚于对理想的追求。于是他摔围巾，索要赔偿费，要求给小侉子补课……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摆脱现实的羁绊，摆脱小侉子的影子，重新构筑起对数学的执着信念。然而，人与其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了他的理想难以企及。小说写小侉子在路上遇见江远澜时，看到了一只独角山羊在前边引领着江远澜，走到半路，山羊被一只母绵羊勾引，撇下他，同母绵羊一起消失了，剩下江远澜如迷途的羔羊。尼采认为科学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避而不看人生的悲剧面目，其恶性发展的后果，便是现代人丧失人生根基、灵魂空虚，无家可归。小说中江远澜具有“纯粹”和超脱意味的数学的专注，恰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误读。因此作者安排善良可爱、古伶精怪的小侉子把江远澜拉回到充满了爱恨、矛盾、苦难的现实之中，使得江远澜“思想不断跳着舞，痴恋地扑向新的艳影，想去拥抱她们，然后又惊恐万状地突然甩开她们”。江远澜在数学和爱情之间不停地摇摆、挣扎，直至协调、妥协，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人生状态时却又受现实羁绊，求而不得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通过江远澜的奋斗及挫折告诉读者：在那样一个知识成为恶行，良知成为奢侈，尊严遭到践踏，人的基本生存都的不到保障的年月里，知识 分子避而不看人生的苦难，一心寻求“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理想哪怕再美好，也只能是荒谬的理想。
荒谬的爱情
由于现实环境的极度恶劣，理想变得遥不可及。一些弱小的女性知识分子转而寻求爱的归宿。瞿昙海伦和石磊磊也是背着黑锅来到喜城中学的外乡人。自身的遭遇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如履薄冰，只好到“爱”的“梦境”中寻求安慰。爱情给她们展开了美丽的幻影，让她们用飞蛾扑火的姿态英勇无畏地焚烧自己。爱情的美好和环境的恶劣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也产生了荒谬感。
瞿昙海伦在故事开始时，因人工流产闹得全镇皆知。之后受了什么遭遇，作者并没有清楚交待，但从后来江远澜所谓的“强奸案”闹剧中小侉子被密如雨点般的土块、泥团、烂菜叶子、瓜皮、臭西红柿还有墨汁和羊粪蛋袭击，被连绵不断的尖锐凶狠的诅咒声轰炸的场景可以想象出瞿昙海伦的遭遇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追求美好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现实世界容不得海伦和男友的真挚爱恋，于是这对恋人只好用死亡来抗争，到另一个世界寻找理想的生活。他们用生命刻下了几个大字：“还情感以清名，给世人以教诲”，以此唤起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和同情。
石磊磊是一个才貌俱佳的出色女性，处在青春刚刚绽放的美好年华，却流落穷乡僻壤，这巨大的反差已是人生的极大悲哀。可环境的恶劣、精神生活的空虚，都没有压垮她，与庄稼重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冲淡了她的苦痛，让她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生命的可贵。可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的女孩，厄运也不放过她，她最终还是成了任人宰杀的无辜羔羊，临死前“她的神情却有如上坟祭祀的羊，豁出去了的宁静”。美丽纯真的爱情如同海市蜃楼般转瞬即逝，生存下去已没有任何理由，活得太累的累累(石磊磊的乳名)只好用死亡来结束爱情的悲剧。
瞿昙海伦同其男友以及石磊磊都试图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去唤起人们对爱的尊重，但在动乱的年代里，由于受畸形的生活空间的不断挤压，大部分人头脑中已容不下纯真美好的东西，这就注定了几个年轻人殉道式的死亡换不回人们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尊重。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对抗”。这两位女子的爱情悲剧表明：在绝大多数人的人性已被异化的社会环境里，纯真美好的爱情被弃之如敝屣，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人们也不可能自由幸福地吸吮爱情的甘露。
荒谬的挣扎
“文革”中，正常的社会秩序被颠覆了，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人们在非人性的现实面前普遍产生不适感。知识分子由于命途多舛，这种不适感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他们只好在泥淖中进行苦苦挣扎。这种无望的挣扎和冷漠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也表现出荒谬感来。
韦荷马来喜城中学之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形而上，是活在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的理想战士，在形而下，是政治关系学的牺牲品”。喜城中学的贾校长也曾说过：“知识分子是‘君’加‘羊’，是‘群’，不过是一群羊而已”。在动荡的年代里，谁来撵羊，谁来捉羊，谁来放羊，谁来宰羊，这群知识分子都没有精力去思考，更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注定只能是一群忠厚老实、温顺驯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绵羊。尽管抱着要“学习羊，在哪儿都能找到它要吃的青草”的想法，命运的无常仍让韦荷马心中充满了绝望。
可不管处境多么艰难，韦荷马都坚持听广播，让绝望不绝。他妻子看到丈夫那么痛苦，总想把无线电关掉，可他坚决不让步，他要听，听得夜里连觉都不睡，因为他固执地自负地认为：他能听到这些报导，无疑是在用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与悲哀。韦荷马用以保护自己的“武器”亦别具一格；他四处宣扬自己的老婆是无比凶悍的泼妇，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极度“惧内”的假面具。直到江远澜发现他们夫妻恩爱异常，他才道出心声：“文革七八年，连猪都懂得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倘若我不声称内人把我整得苦不堪言，我也会像瞿昙海伦、石磊磊一样死得只剩下骨头棒子了”。韦荷马既要以折磨自己的方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和悲哀，又要以侮辱自己和爱人的形式保全性命；既要使自己获得形而上的慰藉，又要使自己随时应对种种因“惧内”而引起的嘲弄。他把这样的挣扎，当成了对不合理社会环境的抗争。他的“抗争”，让人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对假想敌所发起的一次次可笑的进攻。然而，韦荷马绝不是堂吉诃德那样的糊涂虫，而是一个极为清醒而富正义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只有这种荒谬的挣扎，才能使人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存活。作者用这样的挣扎直指当时社会环境的极度荒谬，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小说人物内心分裂的痛苦。
西西弗式的抗争
加缪认为，面对荒谬和不适感，人不应该以遁世的态度逃离生活，而应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那样，在反抗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幸福感。
小侉子是小说最着力描写的女主人公，整部作品“狂欢化”的风格就集中表现在她身上。小说一开始，这个小知青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场：小侉子带上装了她在村里养的十七只母鸡一只公鸡的一个大揽筐和一件行李，坐着半腚腚的牛车，到喜城中学读书来了。接着是十八只鸡“胜利大逃亡”，小侉子在后边狂扑乱逮的壮观场面，热闹得让人忍俊不禁。晚上看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里边的朝鲜姑娘“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这种奇妙的情节安排和睿智而诙谐的“空山疯语”在小说中可顺手拈来，给整部小说穿上了一件美轮美奂的外衣。
然而，在小侉子的狂欢外表下，却隐藏着比别人更深的苦楚。两个哥哥误食了有剧毒的马桑果去世，父母认定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她要求插队，自食其力。为了忘却失去亲人的痛苦，也为了责罚自己，她主动地并且很快地与贫困的山村生活融为一体。被支书“抓”到喜城中学读书后，她几次抢着搬运去世老师的尸体；拿着自己的床单跳到腌菜池里去捞蛆；刚动完手术还没痊愈就要求去给羊瘟肆虐的地方给羊断尾；去大泉山劳动，“日复一日，我苦受苦挣，苦腰苦膝，苦臂苦力，赌气般地从早到晚打着夯”，直到累倒累垮。小侉子近乎自虐般的劳动让人想起了西西弗的神话。由于不可抗拒的命运，西西弗必须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西西弗就在这永不停息的努力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获得永恒的胜利感和幸福感。在痛苦面前，小侉子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一次次地重复着疯狂的劳动，在劳动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最终生机勃勃地活下来，走进新时代，然后上大学，结婚生子。
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小侉子救回声称“强奸”了她的江远澜后，受尽了镇上人的羞辱和殴打。等人群散尽，小侉子躲到了城墙边，“瞧瞧自己，脏得臭得比叫化子、比在泥雨中挣扎的绵羊还吓人”，但此时她却“从城墙看到了几乎觉察不到的欢乐，即当变故带来的痛苦太深时，自己就要把所有的痛苦称其为‘感受’。她想既然是感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既然是感受，再难再苦不也是感受吗，感受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于是唱起歌来。在痛不欲生的境况中，小侉子还敢于用乐观的态度去嘲弄残酷现实，与痛苦相嬉戏相抗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样的嬉戏抗争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确证和肯定。通过阅读文本，读者也体会到了强大生命力敢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胜利感。
总之，《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是作者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我们民族未来的展望。从小说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它激励我们勇敢地去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让我们也学会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
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