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7月至2017年9月，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叶舒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华研究员、《丝绸之路》杂志社冯玉雷社长等为主要代表的玉帛之路考察团成员，对形成于4000年前的玉石之路进行了13次考察，累计行程约4万公里。前10次的考察成果结集成13部书，已分别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所谓“玉石之路”，就是形成于4000年前从新疆和田向中原输送和田美玉的交通路线。与其称之曰“路线”，毋宁称之为‘‘路网”。因此路线极其复杂，仅考察团调查的主干线就有三条，分别是北线“草原道”、中线“河西走廊道”和南线“青海道”。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尽管存在宗教、习俗、语言、文字上的差异，民族之间也曾有过战争和冲突，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往来，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这种经贸往来，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他们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化干戈为玉帛”。
　　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间多民族商贸往来的鲜活场景。“河西走廊道”由三段路线组成。从和田经由民丰县、且末县、若羌县到达敦煌市，是玉石之路从新疆进入甘肃的线路之一；从敦煌经玉门、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到兰州，即为著名的河西走廊；从兰州穿越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最后进入中原地区，此一路线即为丝绸之路拟定的“关陇线”。三条路线连接起来，就可勾勒出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的大致轮廓。此路线总长约3500公里，一路上要穿越沙漠、丘陵、沼泽、高山、河流等各种复杂地形，很难想象4000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一路颠簸到达中原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仅活跃在河西走廊上的少数民族就曾多达50个，其中主要有蒙古、回鹘、乌孙、月氏、楼兰等。
　　“河西走廊道”的历史意义，可从经济与宗教两方面来认识。从经济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在为中原王朝输送和田美玉的同时，也得到了产自中原的丝绸、茶叶等物资。在巨大利润的驱动下，势必要保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于是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民族凝聚的向心力。从宗教传播来看，西玉东输的过程也催生出了西佛东输的文化传播模式。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于闻就已经是一个佛教国家了。如果将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连起来，便可看出佛教白东向西的传播路线与和田玉进入中原的路径是大体一致的。玉石之路“河西走廊道”的发现，生动地诠释了“化干戈于为玉帛”的理念，此理念的实践在我国多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史不绝书。以明代为例，明白嘉靖八年（1529）始，北方边境时时遭到俺答的骚扰，边关将士束手无策，甚至发生了“庚戌之变”，几蹈“土木”覆辙。隆庆四年（1570）庚午十月，俺答孙把汗那吉因俺答夺妻，于是挟十数人来投靠明王朝，朝议皆难之，以为纳之非祥。张居正与高拱力排众议，授意宣大总督方逢时接受那吉为人质，以叛徒赵全等人与俺答交换，俺答接受提议，遂封其为顺义王，且约定互通贸易往来，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200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总之，玉石之路对我们了解华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自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潜伏在这一观念背后的玉石之路始终没有得到彰显。这一方面体现了西学东渐以来国人文化理论上的自卑，一方面也因受到“中原中心主义”和“文字中心主义”观念束缚，形成了被叶舒宪教授称之为“动向而立，不见西墙”的学术局限。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国家提出的要建设13个经济特区的规划中西部城市竟无一与焉的经济政策，叶教授就已经提出了要重启丝绸之路，打通中西通道贸易往来的设想，并且从中国经济的宏观布局、交通手段、能源优势和自然物产等方面，对重振丝路的意义及可行性进行了条分缕析。结合目前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来看，与叶教授30年前提出的设想可谓不谋而合。作为玉石之路的主要发起人，叶教授30多年来始终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理念，本着为华夏文明寻根、为5000年歷史正名的雄心壮志，他常年奔波于祖国西部的土地上，登昆仑，涉黄河，穿戈壁，越沙漠，虽已年愈六十，然走路还是一阵风。我们热切地期待叶教授和他的考察团在玉帛之路的调研中能够取得更大突破，或许揭开4000年来笼罩在夏文化上的神秘面纱，将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