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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聪明的盲目崇拜:破碎的教育体系如何使社会不公正永久化》
作者:[美]弗雷德里克·德波尔(Fredrik deBoer)
出版社:All Points Books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定价:28.99美元
本书对教育体系和英才制度旨在将赢家和输家分门别类的基本逻辑提出了犀利的批判。
弗雷德里克·德波尔是美国作家。
近年来,民粹主义大潮席卷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制度危机。民粹主义是对“英才制度”(meritocracy)的反抗,对英才制度的反思也因此成为西方知识界的热点话题。
曾经以《21世纪资本论》一书震动全球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019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他在书中指出,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原因在于,自从1990年代以来,此前长期代表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群体的左翼政党变成了知识精英阶层主导的政党,从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皮凯蒂将当今西方的左翼政党称为“婆罗门左派”,婆罗门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等级,皮凯蒂用这个术语来隐喻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野犹如种姓制度一样难以逾越。近三十年来,代表知识精英阶层的“婆罗门左派”和代表高收入群体的“工商有派”在西方主要国家轮流执政,令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得不到回应,日积月累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大潮的决堤。
英才制度的含义是,考试成绩或工作绩效更为优秀的人有权利获得更多的资源,它在教育上体现为“择优录取”,在工作上体现为“唯才是举”。在当代社会,英才制度和教育直接挂钩,是否有高学历、是否出身名校成为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英才制度的反思者常常强调,改进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扩大高校招生的覆盖面,照顾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学生。这种观点并未质疑英才制度的基本逻辑,只是要求增进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平等。
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卡普兰(Bryan Caplan)在《指控教育:为何教育体系实属浪费时间金钱》一书中主张,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信号”功能,一个能够在逐级递进、层层淘汰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幸存”的人,能够向就业市场和公众显示他具有优于那些被淘汰者的素质和能力。至于他究竟在学校里学了多少东西,其实并不是就业市场和公众的关注所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一些人所得就是另一些人所失。按照这种釜底抽薪的思路,即使想方设法扩大招生覆盖面,也无法改变教育体系的本质功能就是要筛选赢家、淘汰输家的事实,最终还是会造成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分野和对立。
如果说卡普兰揭示了教育体系和英才制度在实践中的根本缺陷,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德波尔的《对聪明的盲目崇拜:破碎的教育体系如何使社会不公正永久化》(The Cult of Smart:How Our Broken Education System Perpetuates Social Injustice)一书,则是对教育体系和英才制度旨在将赢家和输家分门别类的基本逻辑提出了犀利的批判。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体系日益采取统一而严格的课程标准,课程的差异性和灵活性受到排斥。研究者发现,在严格的课程标准下,中学生在代数课上的不及格率惊人,成为导致留级乃至辍学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不是教师在很多情况下高抬贵手放学生过关,免得他们落后于同龄人,不及格率还会高出很多。
德波尔指出,为了让大多数学生从中学毕业,应该放宽课程标准,用实用的统计课程取代抽象的代数课程,同时为那些想要在数学上深造的学生提供进阶课程。如果相信教育能够塑造人的神话,相信任何学生在任何科目上都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达到任何水平,那么可以主张高标准、严要求。但是如果不再相信这个神话,那么就应该接受较低的标准,以便让更多的学生留在学校中,让那些永远不会达到更严格标准的学生免于失败的挫折和羞辱。
之所以说“教育能够塑造人”是一个神话,是因为一个人在某一科目上的学习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事实:其一,遗传塑造了人的各个方面,包括通常定义的“智力”或学术能力;其二,在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并不存在由于遗传所导致的智力差异,例如黑人的智商并不比白人低,女人在科学上并不比男人差,但是个体遗传所导致的智力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会引发难以逾越的成绩差距——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将智力差异归因于种族差异是完全错误的。在人类遗传基因错综复杂的表型中,肤色只是标志之一,通过肤色定义的种族概念所包装的远远不止基因血统,还包含了所有的文化、社会、语言和政治标记,在历史上是为了维护白人至上而制造出來的。但是另一方面,个体基因遗传所造成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全球大多数遗传行为学专家都反对“智力与种族相关”,同时相信遗传影响智力。
这并不是否认“智力”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当“二战”结束之后,犹太人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精英大学时,这些大学决定将“性格”作为智力的一部分,纳入招生程序,以确保有足够多的白人盎格鲁一萨克逊新教徒男性能够入学,理由是他们具有符合文化规范的“性格”。而现在美国社会对智力的定义重视那种适合华尔街或硅谷的量化思维能力,无视情商、社会意识或道德推理,这说明了为什么在金融和IT行业充斥着唯利是图的反社会人格。这并不意味着智商测试不能呈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智商测试能够反映出一致而持久的特质,并且能够预测与这套特质相关的学术和社会结果。然而,通过英才制度和教育体系奖励这套特质,是一种社会选择,由此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