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说父子应该互爱，于情于理都不会“互害”，事实上父子“互害”的现象，在生活中也并不多见。然而本文想讲述的这则父子“互害”的事例，对于当事双方，尤其是为人父者，初衷倒也是出于“爱”子心切，只是结果却偏偏发生“害”子之实。于是种瓜得瓜，如此儿子反过来“害”了父親，也就不足为奇了——
　　伍承乔编《清代吏治丛谈》（卷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年间某个夏天，有江都（今扬州）令因事急需赴苏州。临行前，他专程去会见一个他所信任、但司职他处的李县令，拜托他说：“我离开江都县这段时间，一旦发生什么事，比如出现凶杀案，要验尸验伤，皆有劳李县令代为处理。”李县令自然一口应承。随后，江都令便打点行装，登上小船去往苏州。李县令既然接受了江都令的嘱托，他怕有闪失，所以对这段时间江都县的情况格外上心留意。当天半夜，他就接到报告，说江都县令突然又回来了，且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县衙。李县令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放不下，于是赶紧起身，匆匆穿好衣服后赶去县衙。江都县令果然情报通达，尽管他人不在江都，但还是早于李县令获悉：就在当天晚上，本县有户姓汪的富商家里出了人命案。汪府两名家奴因琐事起争执，最后导致一名家奴自缢身亡。江都令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想到自己眼下正需要一笔钱，这下可以趁机从汪富商身上敲一笔了，因此他不想让李县令接手此案，而要亲自处理，所以接报后便连夜折返江都。
　　原来，江都令想为其爱子捐个知县官衔，却又不想从自家兜里掏钱，正寻思着从哪里弄这笔款，汪富商就撞在他枪口上了。既然汪府出了人命案，汪富商自然脱不了干系，而要调查案情真相，第一步就是必须验尸。于是江都令故意拖延时日，不去汪府验尸，致使大热天死者尸体在汪府一躺就是三天。直到尸体已腐臭难闻，江都令这才发话道：上门验尸，须付三千金;若要尽快结案，再付四千金，共计七千金。汪富商想息事宁人，回归正常生活，只得破财消灾。李县令后来知道此事，也忍不住指责江都令做得太过分。谁知，后者却大言不惭地说，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适欲为儿子捐知县故耳。现在汪银七千，已即兑住京师上库，署中并无藏一金也”。就是说这七千金他一分没留，都拿出去了。不久江都令果然如愿为爱子捐了个甘肃知县。
　　只是江都令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在任上竟然肆意妄行、贪赃枉法，最后落了个“因赃私案发，处斩”的结局;其两个儿子（也是江都令的两个孙子）受牵连被发配边城。江都令本以为自己替爱子妥妥地做了重要安排，谁知后者却给了他如此“回报”，这不仅让他彻底崩溃，还直接导致其“惊悸疽发背死”。如果说江都令生生是被爱子给“害”了，那么他讹人钱财替儿子捐官，导致其子在任上“因赃私案发，处斩”，则分明是他“害”儿在前。正如老话所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在为人父者如何理性且明智地对待爱子问题上，笔者不由想起了鲁迅先生和丰子恺先生。鲁迅在写于1936年的《死》这篇杂文中，写下若干条“遗嘱”，其中第五条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同样，1947年岁末，丰子恺在杭州与子女“约法”六条，其第一、第四条内容为：“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放弃者作为受得论。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子女独立之后，以与父母分居为原则。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如今看来，这或许才是父母真正爱儿女的大智慧与大境界。
　　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