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暴有一天来见孟子，对孟子说，齐宣王说他好乐，我当时不知道君主们偏好音乐这件事，对或不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乐，或者好打球，则往往会影响到政治，所谓“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问题就来了。因为庄暴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特别向孟子提出来请教。
　　孟子告诉庄暴说，齐宣王好乐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对音乐喜好到推之于民，那么齐国差不多可以平治了。
　　过了几天，孟子对齐宣王说，我听庄暴说，你曾经告诉他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变了脸色。
　　虽然如此，齐宣王的修养还是蛮好的，脸色变了一下，仍然静下心来，和孟子谈论这个问题。
　　孟子却说，爱好现代音乐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你能够把这好乐的精神，推广开来，对于齐国民俗政风就有帮助。孟子接着告诉齐王说，现代音乐并不是突然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古代音乐慢慢演变而成的。
　　孟子的这个理论固然是事实，是可以成立的，在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见孟子是善于辞令的。本来齐宣王为了好今乐而不好古乐，感到难为情。现在经孟子这样为他开解，心理上原有的那一层阴影，自然就解除了。
　　孟子问齐宣王，你一个人单独听音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这两种享受，哪一种乐趣高？齐宣王说，当然和别人共同享受，会更加快乐。
　　孟子又进一步问，是和少数人共同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和多数人共同欣赏音乐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和大伙共同欣赏音乐，来得更快活啊！
　　这时齐宣王说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看法，于是孟子抓住了这个观点，提出具体的例子，作进一步的发挥。
　　他对齐宣王说，假使你在深宫里，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老百姓听见了从宫廷中散播出来的钟、鼓、管、龠等等乐器的声音，大家都像生了病似的——感到头痛，皱起了眉头，相互议论着说，我们的君主有那么好的兴致开音乐会，而我们却困苦到这个地步，妻离子散，生不如死。
　　或者你去野外打猎，老百姓听到你那辚辚萧萧的车马声，看到那色泽艳丽，迎风而舞的羽饰、旗帜，大家也是紧皱着眉头，深恶痛绝地议论着，我们的君主竟然在那里兴高采烈地打猎呐！但是我们却困苦得流离失所，不得安居。
　　像这样的怨声四起，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你做国君的，没有与民同乐。
　　但是，相反的情形，你在宫廷中开音乐会的时候，或者在田野间打猎的时候，老百姓听到了乐声或车马声时，看到你美丽的旗帜，全体都高高兴兴地谈论着，我们的国君一定很健康，心情好，所以他今天才有这样好的兴致举行音乐会或出来打猎。
　　孟子说完了这几个例子，把正反两面的现象作结论说，你齐宣王喜欢音乐，好打猎，好开运动会或喜欢其他娱乐活动都没关系，只要能做到与百姓同乐，就可以达到王道的仁政境界了。
　　这是孟子就齐宣王自己说的好乐，借机诱导。孟子的手法的确不错，多半是启发式的，抓住一个机会，就施以教育，拼命鼓励他，走上王道的思想，实施王道的仁政。

二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有所偏好，则对于社会风气，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后世好乐的帝王也很多。初唐时的唐太宗，他也爱好音乐，同时爱好武功，爱好书法。中国的书法，以他提倡最力。后来几位大书法家，如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出在唐代。其实唐太宗自己的字就写得很好。唐太宗临死时，什么都不要，吩咐他的儿子把从别人那里抢的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放到棺材里陪葬，可见他爱好之深。同时他也爱好诗，结果不但自己的诗作得好，而且影响唐代的诗道鼎盛。
　　唐太宗有多方面的興趣，也有多方面的欲望，可是他自己知道站在领导人的地位，应该如何去适当管理自己的欲望，使之转为正常化，所以他能够成为后世的英明之王。
　　反之，也有一些爱好音乐的帝王，因为不擅长处理自己的爱好，结果都是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连同本身性命都玩掉了。
　　（摘自《南怀瑾谈领导的艺术与说话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