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级上学期，我忽然患上了头疼病，遍访小城名医，都没有找出问题。医生建议我休学。就在这时，我姥姥从乡下来了，我便吵着要跟她去乡下。临走那天，我媽送我们到汽车站，在寒风里我被吹得不住吸溜鼻子，但并不妨碍我的快乐。
　　那是1987年，我所在的地区百分之七十的乡村都没有通电，但这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少困扰，相反，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煤油灯的气味，以及它摇曳出的气氛。
　　我姥姥有两个弟弟因为成分高，成了老光棍儿。在村里他们人缘极好，天一擦黑，他们家就成了村里人的活动中心。
　　收音机里播着“全国报纸新闻摘要”或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他们有时候安静地听，有时候会随口聊点儿什么。
　　比如庄稼、雨水或是阳光，也谈陈年旧事。村里所有人的历史，都为他人所洞察，甚至是一桩复仇的命案，也被村里人讲得风轻云淡。
　　姥姥还常带我去后庄一位长辈家串门。那长辈有很多我从未看过的书。
　　我以前读过的书有两种，一是少儿读物，如《童话三百篇》之类，还有一种，是我爸揠苗助长般地硬塞给我的，像《三国演义》之类。前者对于当时的我过于低幼，后者我只能煞有介事地看看。
　　这位长辈家中的藏书则不同，都是些小说，比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路遥的《人生》、苏叔阳的《故土》、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等。应该说，我当时读到的，都不是一流作品，但它们将我的生活与阅读打通了。
　　在过去，我看似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但那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可在乡下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动辄遇到生活的真身。
　　比如在河边，忽见满树桃花，夭夭灼灼，触目惊心。还有下雨。有一次，在需要雨水的时节，它却摆起了架子，久不光临。田野龟裂，禾苗蔫萎，“下雨”成了村里人的高频词，他们对现实的忧怖，也传染了孩子，大家都觉得下雨是一件大事了。最后雨水在某个下午突然落下，雨点如深色花朵。正在割草的我们，片刻惊疑之后，不约而同地把篮子抛向天空，碎草如礼花，是我们的小仪式。
　　我在乡下过了四个月，开学在即，就回到了城市。那时我情绪饱满，不知怎的，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日子会不一样。
　　很快，语文老师发现我善于表达。我喜欢描述，尤其长于景色描写，这在小学生里是罕见的。老师让我谈谈写作文的经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说了要多看书之类，但我知道那不是主要原因。
　　应该是那段不用上学，也不在父母治下的生活，帮我在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间隔，一种缓冲，让我缓慢而自觉地，和生活彼此诚挚以待。
　　我还想说，在乡下的这段并不奇幻的漂流，打通了我和世界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我像是穿越了漫长混沌的甬道，终于找到出口，光线涌进来，周围变得透亮。我看得见也听得清，我很想对人说，我都看到和听到了什么。而写作，不就是想对人说点什么吗？
　　（墨晗摘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