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置着多媒体投影仪和超薄型彩色电视机的北京西藏中学教室里，远离家乡的藏族学生们正在专心地学习包括数、理、化在内的科技和包括汉语、英语和藏文在内的语言。在这所高中学校里，除了规定的学习科目之外，已掌握汉、藏、英3种语言的学生们还要选学一些研究性的课程，如杜甫的诗歌、英国文学、藏文化等等，然后通过高考升入大学。而在家乡，与他们同龄的藏族少年多数都已经离开学校，务农或务工了。
　　能够来到距西藏40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上高中的藏族学生，都是从内地其他城市的初中西藏班里毕业的高材生。目前，中国有20个省份的28所学校开办了内地西藏班(校)，有53所内地重点高中、90多所高等学校招收西藏插班生。内地西藏班(校)在校生总人数接近2万人。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在自治区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欧珠次仁是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批内地学子之一。1961年夏天，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二村的欧珠和同村的7个小孩一起，告别了贫困的家乡，在解放军带领下到陕西成阳的西藏公学上学。在到达当时阿里地区的治所噶尔昆莎之后，他们的羊皮藏袍被打包寄回家里，他们都换上了汉族服装，还领取了酥油和糌粑。在新疆叶城县欧珠生平头一次看见树木、水果、田麦和骑着毛驴的异族人，以为到了传说中的印度，“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而当时，对于为什么上学，去学什么，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还一概不知。”欧珠回忆说。
　　西藏公学是最早面对藏族学生开办的内地学校，创办于1958年，成立伊始是以文化扫盲、文化基础教育为主，1965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逐渐向专业教育过渡，设立了预科、会计科、师范科、卫生科、畜牧兽医科、农科、藏语文系等6科一系。
　　欧珠14岁进入西藏公学，经过4年的预备期学习后，升入本校的畜牧兽医专科又学习了4年，学成后回到西藏工作至今。回顾自己的一生，64岁的欧珠说：“我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最大的转折应该是赴内地求学的那段经历，那些终身难忘的青春年月。”
　　与欧珠不同，现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二的达瓦多杰上小学时就树立了到内地西藏班上初中的信心。达瓦多杰出生在西藏林芝地区朗县秀村，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的多杰作为惟一考入内地西藏班的学生，他离开了依靠土地生活的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广东佛山一中。
　　入学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多杰，在汉族老师的帮助下，从洗衣服、打扫卫生、接人待物学起，到文明举止和与人沟通的方法，“有的是老师到宿舍里一点点教给我们的，有的就是在课堂上学到的，还有的是在与老师相处当中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多杰非常感谢内地的老师，他说：“是最初的汉族老师教会了我如何走人生之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至今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一场特殊的历练
　　
　　到内地求学，全新的环境和独立的生活，对雪域少年来说是一场特殊的历练。
　　因为要过汉语关，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汉语老师往往要全天候地陪练口语。1987年秋天，北京西藏中学迎来了来自西藏的第一批学生，他们都是年仅十一二岁的预科学生，80％是农牧民的子女。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听懂、学会汉语，每个老师和二三名学生结成对子，通过日常的交谈和活动辅导学生学习汉语。为了加强理科基础，藏族学生们要完成更多的课业。而从无菌的高原环境来到内地，他们的免疫能力相对下降，病痛也考验着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除了内地常见的感冒发烧，他们还容易得肠胃疾病。
　　赴内地求学的雪域少年一般还要承担一部分生活的压力。回家乡参加中考需要一笔路费，而多杰的家里几乎没有收入，于是他背着老师，常到学校的垃圾桶里捡易拉罐、到学生宿舍收废纸卖钱，还偶尔从批发市场进一些小型文具卖给其他同学，用3个月挣到了3千多元钱，解决了回林芝参加中考的路费。“第一次用辛苦劳动挣来钱的时候，我感到了出生在农民家庭，每挣一分钱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把内地的学习方法和知识返哺给家乡的孩子也是他们最乐意做的事情。初中毕业后的假期里，多杰在林芝的八一镇当起了家庭教师，除了自己的学生，还吸引来了这家人亲朋好友的孩子，多杰按照内地学校的做法，一早就带着孩子们做操，然后是早读、上课、布置作业，晚上他还要批改作业。而这一个月的收入成了他来北京的路费和一部分学费。
　　考取北京西藏中学上高中之后，学校因他的家庭贫困给他减去了三分之二学费。目前19岁的达瓦多杰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前不久学校开展的庆祝藏历新年活动就是他筹备和主持的。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因为学生们来自遥远的西藏，学校就是他们的家，老师把学生视为己出，倍加关爱，早在西藏公学成立的时候就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西藏公学的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槐树花是主食，大米、白面只能偶尔吃上一次。有一个现象令当时的学生至今难忘，那就是学生食堂的伙食比教师食堂的好，校长、副校长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
　　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后，虽然交通费用比坐飞机便宜了，旅途却要花费近一周的时间，内地的藏族学子一如既往地把学校当成家。
　　18岁的格桑卓玛在西藏昌都地区的城市里长大，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天津红光中学的西藏班。刚到内地时，才12岁的卓玛特别想家，老师天天来宿舍与她们聊天，还带着她们买东西、教她缝补衣服、把被子叠方正。2007年卓玛考上了北京西藏中学上高中。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面对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求的藏族孩子，北京西藏中学的每一位教职员工都在心里默默地许下了一个爱的诺言。
　　卓玛的班主任周勇燕老师每逢节假日就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给他们包饺子，做可口的饭菜，她丈夫也参与了进来。每次5名，现在全班同学已经都去过她家了；在一次重要考试的前夜，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复习，她又突然搬着一大箱弥猴桃和香蕉走进了教室，分给学生；寒假期间，她还买了许多葡萄拿到宿舍分给学生；一名男生得胃病住院了，她天天做饭和送饭……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日常汉语能力和应变适应能力，老师们和学生们结成小组，让他们通过一天的乘车、吃饭、逛街，近距离地体验北京。冯秉常老师带着3名藏族孩子来到了王府井大街，“我们所到之处人山人海，于是达次在我左边，扎西在我右边，一人拽关我一只胳膊，巴姆在后边拉着我棉大衣的腰带。就是以这样的队形，我们逛了百货大楼、新华书店等。”中午吃 饭时，冯老师让3个孩子按照学校制定的餐费标准点菜；该回学校时，让学生带路。“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站牌又小，真难为他们了。扎西向一位中年妇女问路时，对方又说又比划，还领着他去看站牌。”冯老师回忆说。
　　由于饮食方面的差异，藏族孩子来到学校遇到的一大难题竟是“吃”，生活老师要指导他们如何“吃”。周连增老师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节指导课是吃带鱼。他一边解释一边示范，学生们也学着吃起来，校长高兴地说：“这堂吃带鱼课讲得好!鱼都吃光了!”
　　
　　回乡工作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后，一批世世代代不识字的西藏边远地区农牧民子弟被送往西藏民族学院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临毕业时，这些受到教育的“益珠”(藏文：学生)纷纷写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今天，他们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或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1984年国家做出“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开办西藏班”的决策，至今内地办学已成为西藏教育的重要补充。中共西藏自治区教工委书记拉巴介绍说，20多年来，内地西藏班(校)累计招收初中生近3，5万人、高中生近1，5万人、中师生和中专生1万人、高校生1，1万人，为西藏培养输送了1，5万名各级各类建设人才。
　　虽已多年生活在繁华的大城市，但西藏学子忘不了家乡壮丽的山水、传统文化和纯朴的民风。北京西藏中学虽然为藏文已经过关的藏族学生配备了两名藏族的藏文老师，每星期开设一节藏文课，并讲授藏族文化知识，但学生们似乎还不解渴，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仍喜欢用藏文交流，他们的父母也总在电话里谆谆叮嘱：“一定别忘了藏文。”
　　多杰最喜欢的学科是英语，他说：“除了与乡亲和内地的老师、朋友交流，还要与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明年他就要考大学了，他的理想是到北京政法大学去学法律或政治，将来回家乡当一名公务员。而卓玛的理想是回家乡当一名会计。
　　多杰说，他的小学同学中多数人已经像父辈一样在家乡从事农牧业劳动了，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也有少数人开始做一点小生意，“许多人已经结婚了，但这件事离我还非常遥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