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人身上最具表现力的部分。一滴泪，一个笑容，就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钱钟书在《说笑》一文中驳道：“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由此可见，某些具有特点的脸可以给人以特定的印象，例如胖脸易给人以和善的感觉，苍老的脸易给人以慈祥的感觉……
　　脸上的表情最忌刻意为之，“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钱钟书《说笑》）”。脸上的表情，应是自然流露的，发自内心的。比如大家都赞美微笑，却不能刻意地去提倡，“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钱钟书《说笑》）”。
　　况且，脸上或许可以假装微笑，心里却难以假装开心。
　　脸，除了承载表情之外，更承载着国人的某种精神意象——面子。鲁迅在《说面子》中说道：“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条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至于这条线的具体位置，因人而异。“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鲁迅《说面子》）”所以说，所谓的丢脸就是一个人做出低于他身份、档次的事情来。但什么才是符合他或她身份、档次的事情？这个问题当事人回答不了，它得由他或她身边人的意志来决定。可笑的是，在我们周遭议论这些事情的人往往都是相夫无力、教子无能的三姑六婆。
　　脸之于现在，可以用来伪装某些表情，以达到麻痹或奉承某人的目的；之于古代，则成为衡量一个人品德和才能的标准。
　　对于“脸”的苛求，自古有之。上到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似乎都有一个具体化的“脸型标准”。比如说王侯非同凡人，相貌就必须有格局奇特的地方，最好是“狼貌”、“虎貌”甚或“鹿貌”……
　　曹操和朱元璋算是特例了。不过幸好他们是开国之君，标准也可以由自己来定，这才避免了被臣下取笑的尴尬。
　　这种“以貌取人”的现象愈演愈烈，至清朝为盛。清朝选举人才的制度除了人尽皆知的科举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近乎苛刻的制度——“大挑制度”。所谓“大挑”，“挑”的不是举人的文章而是他的脸型，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意思是：“同”、“田”等字形脸为上等脸型，“贯”、“日”等字形脸为中等脸型，“身”、“甲”等字形脸为下等脸型，“气”、“由”　等字形脸连下等都排不上）。脸型虽然多样，一个举人却除非有一张“上二等”的脸才有做官的资格。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做官，完全得看自己父母是否“给力”，“结晶”出一张“上二等”的脸。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挑制度”对脸型极其挑剔，却也有人因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搏出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下选秀、选美节目中为什么会时不时地蹦出一个长得“极具创意”的人，来挑战我们的视觉极限和心理承受能力。
　　脸在西方的意义就简单多了，它只关乎美丑。左拉《陪衬人》中丑陋的女人们将自己的丑陋出卖，以衬托贵妇的美丽；雨果《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敲钟人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助人为乐。我举出这两个例子不仅仅是为了凸显和歌颂后者的美德，毕竟前者也是为生存压力所迫。我想说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他们的灵魂都是痛苦的，可如果这仅仅是由于他们那张丑陋的脸而造成的，未免就有些悲凉了。人们或许会关注丑陋面容下灵魂的美丑，却从不在意丑陋面容下那颗灵魂的痛苦。毕竟，“一个痛苦的灵魂于进步是无伤大雅的！人类在进步（左拉《陪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