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早已具备了一种固定的意义。从武昌城的枪声开始,“革命”、“共和”由少数人的鼓与呼、由零星的烽火升腾为漫天厮杀,而一溃千里。湖南独立,陕西独立,山西独立,云南独立,十八省次第响应,时人目睹,投降于革军的王朝军队,降时互唱革命歌,声情壮烈。这是革命的辛亥年,是开启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蒋梦麟语)的一个年份。然而,伴随胜利者狂欢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天潢贵胄、封疆大吏和一群士夫文人的一路奔逃。世易时移,改朝换代的遗民故事到了二十世纪,其情节、情境与交接却有了截然不同的一番开端及至结局。
　　与历代遗民在鼎革之际遭遇的惨烈境况不同,二十世纪的这一易代,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其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式微,为王朝守节有被视为“封建余孽”或者“异族奴仆”的危险。“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屠杀掳掠被革命青年宣扬得漫天漫地。以“种族”为题的叙事策略在极大程度上抵消着晚清士人的道统言说,因为,替“异族”守节显然已不再具备合理的道德立场。且在革命起来的当日,报章议论间对朝廷的失望之声也已成漫天之势,连一向持论中立的《申报》在辛亥年也将舆论倒向了革命的一方。江山易代,忠于先朝而耻仕后朝者谓遗民,君臣之义和忠贞精神是遗民道德的核心。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的言论环境中,这种由纲常名教化育而成的忠贞和节义已日渐成为趋新人士集矢和嘲讽的对象。由严正转为反动,这在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中是常见的一幕。
　　其二,革命之兴和清室之亡异常迅速,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首义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宣告清帝退位,其间不过短短一百二十六天。恽毓鼎在京浩叹:“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没有旷日持久的抵抗,也就缺乏生死之间的绝对考验。是以,发生在辛亥年的殉义和殉节事件并不多见。辛亥遗民的尴尬,也正是由如此仓促的历史情境所决定。按照“回到历史现场”的时髦说法,辛亥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绝对胜利的革命场面。各方力量均在迁延和观望,其中也包括日后成为逊清遗民的这些人。后来做了遗老的易顺鼎就感慨,前明之亡“有声有色、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则“无声无色、如土如尘”。字面的意思是说,较之甲申年的惨烈,辛亥年显得过于平静了。但如果我们回到民清易代的时局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应当注意,辛亥年的鼎革在当日看来,并不必然。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革命简直是突如其来的,浑噩等待的一瞬间,国已经亡了。
　　不但之于读书立品的士人,时局的不可逆料还体现在一般社会关于“革命”一事的懵懂理解。鲁迅笔下的“未庄”,各色人等光怪陆离的投机革命游戏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趋新人士眼中的“革命”和乡民眼中的“造反”往往也不过一线之隔。据曹聚仁回忆,他的家乡是个僻远的山谷村落,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辛亥革命到来的时候,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他的父亲虽是康梁维新变法的信徒,但要他造反,是不敢的。革命的消息刚刚传来,父亲先是“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听了一位念过新学堂的好友的“新道理”,才“豁然贯通”,觉着“用不着那个‘忠’字”了。第二天便剪去辫子,“变成革命党了”。曹聚仁说,“‘造反’一变而为‘革命’,我那小脑袋是想不通的。不過剪了辫子,倒是好玩”。巴金也记述过他的辛亥经历。他说,赵尔丰被革命党捉住杀了头的消息在他的家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印象。四川光复,父亲带着大家在家里开始做新国旗,全家的男人都剪了辫子。小孩子们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却因为革命的事情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载一则新闻,某人在听闻清皇退位时,拿着报纸大哭。原因是,此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眼看着十几年的心血都将化为乌有。事情竟还有戏剧性的转折,宣布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报纸访事人不胜感慨:“于此,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我看来,林林总总,都是辛亥年的平常故事。革命,有义正词严、欢欣鼓舞的,有游移陌生和无奈悲哀的,当然也有荒诞可笑的投机分子。这些都是历史中的真相,拼贴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辛亥年。
　　由背景我们再来看辛亥遗民的个人表达,看他们的殉意彷徨,似乎只有“去模式化”,才能稍稍洞悉历史的诡谲和幽隐。不死和不殉或许已不构成节操之玷,更多的该是种“生不逢时”的悲哀。
　　革命军兴,且在大局玄黄未定之时,士人的张皇多半表现在无法准确判定时势。恽毓鼎《澄斋日记》十月十四日(武昌失守后第四日)记:“一日谣言颇多,传某某处皆兵变失守矣,或系伪电,或出讹传,均无其事。”各种各样的消息四处传述,是败、是降、是亡,真假难辨,结局自然也无从预卜。且当日士论中,尚有不少言论在表达对朝廷行动的期望。林纾《辛亥十月十六日感事》诗:“宗辅初将责地承,臣民洗眼望中兴。忽传玺绶收昌邑,从此危疑甚竟陵。尽有人将时政议,从无才足国屯胜。景皇志事终难就,可亦回思戊戌曾?”辛亥十月十六日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于十一月初起复袁世凯,任命其为总理大臣。这位北洋大佬的出山在彼时曾给许多人带来过希望。比如林纾,当然,他一方面隐忧袁氏的不可靠,但另一方面又侥幸地期望着借助他平定叛乱、收拾江山。矛盾情绪所透露的,正是历史时刻中模糊混沌的各种可能性。
　　避难,入租界,固然是为了逃世,但也不乏“图恢复”的心境表达。陈三立记江苏提法使兼署布政使左孝同事迹,时当巡抚程德全独立,称都督,“众咸愕莫能出一语,独公慷慨言曰:‘独立何事耶?孝同世受国恩,今假独立为应变,誓万死不敢从命’,色辞抗激,泪随声下,遂拂衣去。既去,党人已汹汹环伺公,而公念无一卒一械与相持,愤欲自裁,适次子念康自京师至,为言援师旦暮度当发,不如去而观变,图恢复,乃即日避居上海”。辛壬之交,大量官员士人避入津沪租界,这当然主要与时局混乱相关,但其中不乏借着租界这块“飞地”逃开叛乱者、以期将来的决心。壬子年三月,章钰在天津致书缪荃孙,云:“月内部章更变,旧时朋好,屡致函招,以大局未定,负国务重望者,举措亦不能尽概于心,现正在沉吟不断。时代煞是可怜,颇望实践国利民福之标帜,则虽浮湛井里,与佣保杂作,亦所甘心。”时间已在退位诏下以后,可是由这群避入租界的文人学士看来,世事仍在千变万化之中,出现“负国重望者”收拾残局,也不是毫无可能。由此可见,“殉”所表征的遗民节操,在明、清易代存在着不同以往的表达方式。隐身民国、期许于将来,这也是清遗民的寻常心态。梁济便是抱定这一主义的,他在辛亥以后屡次提及“必将死义”,然而“躬逢新国,亦欲一觇其改革如何”。殉,是“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殉,是“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故吾欲观察民国之办法何如,将有待也”。在遗民,“既卖旧君,复卖良友”的朝三暮四是可鄙的;国政和民生则是他们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执意期待的。再举陈宝琛为例。逊位诏后,有人跟他说,可以退而为遗民了。公曰:“吾起废籍,傅冲主,不幸遘奇变,宁忍恝然违吾君,苟全乡里名遗老自诡耶?”这是处乱世而无避世之心的坚韧心声。与明遗民充满“戾气”的自裁、苦节相比较,这一类宁肯背负不韪之名而坚定于臣随君走的行动,可能更体现了一份沉痛的责任感。不殉的背后,是另一层的担当而非逃避。在这位前清帝师看来,“绝世”无疑意味着对一种使命感的放弃。士夫处乱世之道,端在“修德、奉天时”,“循遵养之义,静以观天下之动”。陈宝琛后来一路追随溥仪,授太保,晋太傅,着力编修《德宗本纪》、《实录》。“图恢复”的心境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这一类的遗民身上,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忠诚于逊清的小朝廷,在时人和今人看来,都是逆时代而行的举动。然则,其中的道德力量和文化深意却也不可一笔抹杀。更进一步讲,明末的忠义,以其情境的绝望而动人(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清末的悲凉,则在忠义的无立足境,在庄严变为荒唐。
　　辛亥年的耐人寻味不在于缺乏殉道的戏剧性事件,而在于奔逃、等待、无所依托所揭示的历史转折。因为孤绝、不畏和死亡,必须有一种绝对的道义力量和伦理价值支撑其间。明亡之际有大量的“死”、有所谓的“忠义之盛”,而到了清亡,只剩了几个嶙峋的读书人在仓皇中期待。如此醒目的对比,无疑显示了一种颠覆已经成了历史中的具象。
　　辛壬之际的遗民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迥异于传统的遗民叙事。但这也仍然只是其时士人有关“不殉”的一部分事实。从后来坚持以遗民身份终世的那群人来看,忠贞精神依旧岿然不动。这种坚守即便是在鼎革的一败涂地之时也有所表达,当时就曾出现过一些对待殉义官吏“民心大恸”的故事,略举两则。一则发生在陕西渭南县。乱事蔓延后,境内盗贼纷起。临潼人张士原伙同一群人扬言应贼,冲击府库,并且议贷饷于民间。知县杨调元竭力与之周旋而未果,投井自尽。县人闻知杨君既死,皆哭,愤起磔士原,并且将从乱者数十人一并戮杀。所谓“饮恨以死,永垂大节”,县人的奋起杀贼既是自卫,也表明了对于忠臣义士的敬仰。另一则感人肺腑的殉义故事发生在长沙。刚刚接任湖南中路巡防营统领的黄忠浩:
　　受任才三日武昌难作,巡抚亟与公聚议,而城外乱军骤斩关入胁巡抚及公。巡抚阳诺,穴墙遁遂,执公迫问降不,公裂眦叱曰:“降耶?有死耳,我降谁耶?”遂拥公行衢市,横刀刺公股及臂,血沾濡衣履尽赤,公瞑目不一语,既跻小吴门城楼,公愈不屈,一卒斫公死,举骸弃城下,是时风雨猝至冥,窈昼晦,闻者咸震动悲哀,即叛党悍徒亦从掉首太息。及丧归,缘道吊祭逾万人。
　　在这一则殉义故事中,令我感叹不已的,不是湖南巡抚余诚格的弃城逃跑,甚至不是黄忠浩用死和血书写的“孤忠”二字。而是,“叛党悍徒”的“掉首太息”和“闻者”的“震动悲哀”。从中,我看到了道德在革命年代的另一种姿态。
　　由此看来,随着时代的浪潮奔突,在彼时、彼端被视为正义选择;可换一个角度,也可能构成“斯文垂丧”。辛亥年守土之臣的大量逃散和政权的分崩离析,引发了后来的许多道德反思。比如郑孝胥对张謇、汤寿潜的诋斥,认为二人在武昌事件后转向革命,实在是“不知廉耻为何物!”朱祖谋、刘廷琛也直指张、汤乱天下之罪不可恕。身为人臣,不但弃君国于不顾,甚至参与和领导反叛运动。对这样的行为,他们深感不齿。陈三立在辛亥后追论国变之源,他说,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致使人纪防堕、人心狂逞:“是故今日祸变之极,肇端虽不一辙,而由于高位厚禄士大夫不遏其渐,不审其几,揣摩求合,无特立之节,盖十而六七也,岂不痛哉!”這虽是一个颠覆被视为正义的年代,但在这群人看来,士大夫的道德抵抗还是弥足珍贵的,甚至构成一种决定性的要素。王先谦在为《辛亥殉难记》作序时,强调的同样是“舍生取义,足光史册”。他说“世运”总是和“人才”相维系,一旦仁人君子不再以卫道为己任,则生民、世事就都不可拯救了。而尤其“当兹时事推移、斯文垂丧”,用力书写忠贞道义就更加必要。或许,正是历经丧乱,才有了如此反思,而有关于士人道德的经验才获得了某种深刻性。
　　后人评论辛亥遗民行迹,往往讥其“不死”,比如钱玄同所说的,今之所谓“遗老”,想要比德于顾亭林、黄梨洲诸人,“真叫做发昏做梦”!他们不过是一群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陈勒生更“深恶痛绝”:一群亡国大夫,讲旧道德便应该殉国;而他们却不然,又偏要以孤忠自命,进退失据自然就难免了。刨去对以王朝秩序为忠贞对象的讥讽(亦即道德的政治化),这些民国新人对遗老的道德审判在今天看来,未免有失公允。辛壬之际的中国,存在着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更为复杂的局面。向这群人袭来的,不是夷狄、不是野蛮文化,而恰恰是以拯救危亡为名的“爱国者”,是以驱逐蛮夷、兴复大汉江山为号召的正义之士。连皇上家都说了,不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要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如此言辞,清楚明白地道出了此番易代与历史经验的殊异之处。明末大儒刘宗周在论鼎革年代时说“君死社稷,臣死封疆,士死制”;而在辛亥年,君没有为社稷而死,却自愿将社稷公之于民国。其间的悲苦也早已为狂飙前行的时潮所淹没。因此,身处其间的士人并没有面临明清鼎革时代那么惨烈的生死抉择。更可悲的是,“守”,也全无底气可言。这里,不妨再提一提严复在革命初起时的观感,他在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说过,按目前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状况,实在不适宜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形式政府,“依我愚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他们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中国当然没有成为世界动乱的起因,但民国初年“糟糕”的政治与社会,却被言中。可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时论嚣嚣中,这样的想法也不过就是在私下里说说。
　　杨钧在《草堂之灵》中有一段话,深刻地写出了清遗民在变革时代面临的窘迫:“中兴之时,国家统一,立身有所,勋业有名,大成小成,均能获益。国变之后,局势全非,‘忠节’二字,完全无着,出力不知为谁,舍生尤为白死,加以事势瞬息变迁,朝杀敌人,夕就斧钺,晨享富贵,晚作穷民,即欲认真,无真可认。”与其说困厄,我更愿意说,这对于士人意味着一种绝境。“死”和“节义”毫无正当性。尴尬比之庄严,是历史戏剧更为深刻的悲哀。帝制的终结使这群深受孔孟之道濡染的读书人遭遇到了措手不及的惊愕。他们面临的时代已不是一个普遍王权的时代,处境与历代遗民殊异。那完全是历史经验之外的考验和抉择。
　　遗民情境的变化,更在于由此而体现的近代政治、近代文化和道德秩序的逆转,比如中西政教文化的对比,比如对忠义精神旨归的颠覆。从中国历史的变迁而论,辛亥年确然非凡,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一次根本转向。集短短数月之力所拽动的,是几千年不曾动摇的天下秩序。它因革命而命名,民国成立、共和政治与王朝体制的终结当然是已知的背景。但是,历史学家的目光如果单纯停留在凯歌高奏的某些瞬间,那么历史的多义复杂可能很难得以伸张。在革命的辛亥年,尚有着许多的慌恐、游移、模糊不清的人和事;在一个视变革为真理的年代,也还有着许多的坚守、迂执及其所关联的文化精神、道德力量。“殉”与“不殉”的复杂故事所要提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多层次性,有着别样面貌的辛亥年,一个被单一化叙事遮蔽了丰富内容的历史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