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公务员法规基本精神就是 “公务员无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这条原则看起来有助长明哲保身和不求上进的嫌疑，但这条规定实际上的积极意义在于堵塞了政党对公务员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能，这样可以保证公务员不会向权力屈服。
　　
　　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些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闯出来，不仅成就了一份伟业，还为国家制定了能够持久的游戏规则。
　　政治家和官僚是天生的对头，因为这两个集团所争夺的是最有诱惑力的权力。政治家代表的是立法权，而官僚们代表的是行政权，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政治家和官僚的斗争史。
　　从理论上来说，立法权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里应该是最大的权力，因为没有法律就不能干事，原来能干的事也能使用法律的手段来禁止，看起来是执掌着立法权的政治家们权力最大。但实际上权力最大的是掌握了行政权的那些官僚们，因为无论政治家们制定了怎样的法律，最终解释和实施这些法律的却是那些官僚们。
　　所以政治家们永远在企图削减官僚们手中的权力和控制官僚，但官僚们也在不惜一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几乎是一幅永远的图画，要维持文官系统的稳定就必须把政治家可能对文官系统施加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时日本的内阁一直是政党内阁和超然内阁在轮换，也就成天在扯这种皮，但是负责解释明治宪法的枢密院的姿态还一直是倾向于官僚，所以无论政党方面如何进攻，战果也就停留在各省新设政务次官和参与官这些政治家职位，还是无法染指真正的官僚职位。
　　现在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规对于公务员的处分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基本精神就是“公务员无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这条原则看起来有助长公务员明哲保身和不求上进的嫌疑，但实际上这条原则的法规是很积极的，它和禁止对公务员进行政治任用的法规是互相补充的一对，缺一不可。这条规定堵塞了政党对公务员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能，这样可以保证公务员不会向权力屈服。
　　山县有朋搞的《文官分限令》主要就是规定了如何处罚文官。对文官的处罚包括免官，退官和休职等手段，但这个法令在规定官吏休职的时候有这么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一条：“官厅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责令文官休职”，同时还规定了高等官休职两年，奏任官休职一年之后就算退官。
　　这两条规定的由来很有趣，那是山县有朋准备用来在什么时候精兵简政裁员时用的，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被人挪用来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把戏了。
　　《文官分限令》里的这两条被人恶意利用的漏洞几乎撼动了日本帝国的文官制度，对日本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来在规定奏任官必须经高文考试选拔以及禁止政治任命高等官以后，各政党无法在文官系统里直接安插自己的人了。既然打不进来，就拉出去，各政党采取了在官僚中寻找和培养自己派系的方法，也就是用这个“休职”的方法来炒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鱿鱼，再把这个位置换给自己更喜欢的人。
　　这种做法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尤为流行，因为那时候是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流坐庄。两党制并不是什么坏事，英国和美国都是两党制，但当时日本的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只是争权夺利的帮派组织，不但没有治国安邦的良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治国安邦。
　　新内阁组成之后当然所有的大臣都换了新人，但同时各省的大部分局长，大部分县知事（那时日本的县知事不像现在是民选官员，而是内务省从官僚中任命的）也换了人，换上一批和自己政党走得近的人，最有名的是1930年政友会系统的犬养毅内阁上台之后，一下子就换下来了35个知事。有些闹得厉害的县居然连警察局里巡查都全部换人，这样就制造出了一批官僚浪人。
　　受这种做法冲击最大的是内务省。现在内务省已经没有了，因为麦克阿瑟认为日本的内务官僚们是和军国主义合作的最好的一批人，所以干脆把这个省都拆散了。战前日本的内务省非常大，大到了现在无法想象的地步，包括现在的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警察厅，总务省和国家公安委员会，（1938年的时候内务省卫生和社会局独立出去成了厚生省）。内务省最狠的是掌管着各县知事和警察总监的任命权力，实际上也就掌管了日本所有的地方政府，所以掌权的政党要不断地反复清洗内务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