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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香椿》一文后，很多朋友都这么劝我：你不要守着宝山不识宝呀，像张充和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一身都是可以入书入画的故事，你可得要逮着空儿就去看看老人家，多听她讲故事。她的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就是一笔文化财富；毕竟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带走了，就可惜了。
我跟张先生说，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充和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但却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哎哟，有鬼哟！”
——关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
从中国回来，去看张充和先生。谈到我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有一位下乡的知青老友分手时告诉我：他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旧居。我便叮嘱他：到了沈先生墓前，代我烧一炷香，抚一抚那块当作墓碑的大石头，因为在自己的文学路途上，沈先生的湘西文字，一直对我起着一种领路的作用。我还对他说：冥冥中常常觉得跟沈老先生有缘，不知怎么着，就会三不五时和沈先生的东西或者沈家的人遇上了。比如沈先生墓碑上有两行碑文，就是我一位熟悉并且敬重的老人写的——那是沈先生的内妹、现在就住在耶鲁附近的张充和先生。
说起沈从文，张先生的双眼晶亮起来。
“我听说，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是他们沈家的青壮后生从山上推下来的呢。”张先生笑眯眯说道：“沈先生走的时候，他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要得这么急，我怎么写啊？我告诉他：我恐怕写不出来。”
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写的是很精辟的四句话，具体文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张先生便站起来，走到饭厅她日常写字练字的大饭桌上，扯下一方边角的宣纸，拿过手边的圆珠笔，以竖行写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即便是顺手用圆珠笔写下的文字，也是铁画银钩，带着书法的劲道的。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坐过国民党的牢，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后面的，就更好理解了……”
我说：“这四句话，确实把沈先生一生的品性都勾勒出来了。”
“……写好了字，我是用传真机给北京Fax过去的。我告诉他们，这不算挽联，就是记下了我心里对沈先生的感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说好。我没有回湘西凤凰去看过，我听说，这四句话，他们是从我的Fax上直接放大，雕刻到墓碑上去的，就刻在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的背面……”
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专程去湘西拜祭过沈先生，都特别喜欢那块巨石墓碑，喜欢你写的这四句话。”
张先生笑吟吟道：“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都说好，还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吃了一大惊：没有哇！我就是这么顺手写下来的。可我自己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哎哟！有鬼哟！我没那么想，是鬼让我那么写的哟！”
我大笑道：“是沈先生天上的魂魄让你这么写的吧！”
张先生摇晃着脑袋，仍在不住笑着说：“这事真神了。‘从文让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不过，在写字的当时，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边——哎哟，真是有鬼哟！”
张先生又重复了一次“有鬼”，咯咯笑得响脆。
所谓“鬼使神差”、“鬼斧神工”。我想，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是更好的注脚了。
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
还有一个“沈”——沈尹默，是张充和生命里程中的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那天去看张先生，她正为一件事情犯愁，沈尹默先生的家人准备出一本沈先生的全集，要请她写序。她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婉拒了；他们又提出请人为她代笔作序，她也不乐意，说：“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从来不做让别人为我代笔的事情。”所以，她感到很为难。“……我跟沈先生的儿子说，我并不是最合适写序的人。我真正跟沈先生学书，只有五年，不算长。这五年间也不是经常在一起，重庆那时候老在轰炸，见一次面不容易。算起来，我统共造访他，也就那么十来次。当然，我们交情是很深了。可是，有许多人跟了沈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活着的，还有跟过沈先生二十几年的人，不应该是由我来写序啊……”
因了这个话题，张先生跟我谈起沈尹默，这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和她交往中的许多趣事：“……那时候，抗战的陪都重庆，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在手下收拢了很多文人学士——章伯钊、沈尹默、谢稚柳、乔大壮等等，好多有名的国学大家、书画大家都会聚在那里，可谓济济一堂，我的表哥李栩广也在他们那里。监察院的宿舍在曾家岩的陶园，我那时任职教育部，住在城外的青木关，离曾家岩很远，虽然常常去找他们玩，但去一趟其实不容易。”张先生说着便轻轻笑了起来，她说：“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沈先生眼睛不好，近视深达一千七百度。平日难得单独出门，更别说认路了。有一天我从青木关出来看沈先生，我平时都不在他那里吃饭的。那天沈先生高兴，坚持要带我出去，走路去一个小馆子吃晚饭。往常进城，天晚了，我就会住在胡子婴家——她是章乃器的离婚太太。吃过饭，我要去坐公车去胡家。沈先生要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男士一定要送小姐上车的呀，无论我怎么推辞，他一定要亲自送我上车。可是我作后辈的，更担心沈先生的眼睛不好，他送走我，自己认得路走回家去吗？所以，车来了，我跟沈先生大声说：‘再见再见！’沈先生便朝车上摆摆手，也说：‘再见再见！’车一响，他就转身走了。其实我没上车，我知道他眼睛看不清，又担心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张充和说着响亮地笑起来，接着说：“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他完全不察觉。那时候街灯亮了，我看他一路上摸摸索索地找人问路。我那时候想，若是他认错了路，我再冒出来把他送回家去。没想到，他还真找对了家门！我这才放心走了……”张先生眸子里闪跳着调皮的神色，她继续说：“沈先生一直没发现我，我呢，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我‘骗他’的故事——他始终都蒙在鼓里哩！呵呵呵……”
张先生依旧得意地笑着。眼前，仿佛不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而是那位青春洋溢、活泼调皮而又尊师爱师的“张家四小姐”……
我问：“当初，你是怎么跟沈尹默先生认识的呢？”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的书风和大名。”张充和笑笑说：“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1941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登台演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做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很热情地招呼我入座，其实没有坐，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按说，沈先生应该算我北大时候的老师，但我考上北大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开了，我倒是真的当过沈先生的弟弟沈兼士的学生。”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读北大，大概是1933、34年前后吧。”张先生仰起头，勉力想了想，说：“我总是记不清年代、时间和地点，但查一查就清楚了。沈先生性格乐观，好玩，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跟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张先生又是那样轻轻地笑了起来，接下来说：“因为路远，我过去看他，有时候就在他那里吃中午饭。其实在他们家，给我管饭，也负责招呼里外的，是一位姓金的女士，叫金南萱，我们叫她金小姐。”
“她是沈先生的什么人？”
“她是沈先生第二任太太仇保权的好友。嗬，这位金小姐，可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哩。”张先生的笑容里隐隐带着一种调皮：“金小姐是学艺术的，在北京学画、教书，好像是买航空奖券中了五万块的大奖，就不教书了，回到江苏水乡，打算结婚嫁人。那时候，驻守江阴炮台的一位将军看上了她，要大办婚事，用轮船去接她结婚。那时候，正是七七事变后和日本人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江阴炮台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人报告了老蒋（蒋介石），结果接金女士的轮船还没上岸，那将军就被老蒋下令给枪毙了。她上得船来已经成了寡妇，该回哪里去呢？难道还回到那个一定恨她、怨她的婆家守寡去么？她就是这样投奔的沈先生。那时候，沈先生正在与他的第二任太太仇保权谈恋爱，金是仇的好友，沈先生愿意收留她，就一起跟过来了。”
我很好奇：“那位金女士漂亮么？”
“不算漂亮，但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风度总归是不错的。”张先生脸上现出一种殊异的神情，说：“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女士还有一位姐姐或者妹妹，跟一位好像是建设厅的厅长好上了。那位厅长已有妻室，厅长太太就到蒋夫人那里去告状。老蒋一生气，又把那厅长给毙了。那年代，老蒋要毙个人是很容易的。两姐妹的男人都被老蒋毙了，据说到了重庆，两姐妹还不能见面。那是金女士亲口告诉我的故事，听得我呀，头皮都麻了！”
“那位金女士后来再婚了么？”
“她后来跟重庆政府里一个低级官员结了婚，但是还是住回到歌乐山来，帮沈先生管家。她照料沈先生的生活起居，非常仔细体贴。沈先生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纯吃素。战时吃肉本来就难，怕他营养不够，她就把肉丝打碎了，做成肉汤。沈先生眼睛不好，不知那是猪肉，喝那肉汤，倒是很喜欢的。”
我笑道：“这又是关于沈尹默的掌故中另一个善意的‘骗人’故事。”
张充和也笑起来：“说起来，我跟金南萱还有同床之雅呢。那一年，大概是1941年，四川一位杨姓乡绅请沈先生、金女士、乔大壮和我一起，到他们在歌乐山以外的一个叫杨家花园的山庄去住两天，一起吟诗、写字、作画。那两天，我和金南萱同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她就跟我细讲了她的身世来历。那个未成媳妇就先成寡妇的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听得我真不好受。”
“这位金女士后来还一直跟着沈先生么？”
“沈先生一直善待金南萱。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金南萱开画展，沈先生还为她帮忙操持，写诗题字的，很尽心。我记得金南萱的先生姓张，俩人后来还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以后，我结婚、出国，就和金南萱断了联系了。”
“红颜知己。”我心里浮起这个字眼。从沈尹默先生为张充和留下的大量的诗文手迹看，张充和与沈尹默之间深挚的师友之谊，可以配得上这个字眼，金南萱，或也可以算其中的一位。
绿腰长袖舞婆娑
——张充和与昆曲的故事
和张先生聊天，常常都是从茶几上的书本引出的即兴话题。
那天去看她，小几上摆着一摞跟昆曲有关的书。有“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报道结集，还有一本由俞振飞题名，名为《姹紫嫣红》的“昆事图录”。翻到其中“张家四杰”一节，正收录了他们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与昆曲结缘的故事，还有四姐妹各自在昆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照。看着那些蛾眉淡妆、婀娜多姿的身段姿容，陈年的黑白图片上似袅起一缕缕兰菊的馨香，我便和张先生谈起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东西——昆曲。
张先生喝一口淡茶，慢慢说道：“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女孩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我笑了：“又是一个‘沈’——张先生你注意过么？你生命中有好几位‘沈先生’，都跟你最重要的经历有关。”
张先生眼睛一亮：“哎哟，真的哟，他们都是姓沈哟！”
她微笑着又沉入了回忆之中，说：“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是我父亲从上海请过来的。”
我问：“那时候昆曲的演出很兴盛么？”
“其实也不。那年月，上海舞台上唱昆曲的，只有传字辈的一个班，附属在常驻‘大世界’的一个戏班里。战前那几年，就开始不太有戏唱了。苏州离上海近，我父亲就请他们过来教曲。沈老师先在苏州教，后来又到青岛去教。我有两个暑假就专门跑到青岛去，跟沈老师学戏。先学唱，再学表演。一个戏要学好几个礼拜呢。那时青岛唱昆曲的人很多，第一年我跟我弟弟宗和一起去，他也学戏，住在太平路海边一座别墅里。第二年跟青岛的曲友熟了，就住在一个孙姓朋友家里。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沈老师也会吹笛子，我自己也同时在学吹笛。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我说：“我记得从哪一篇文章里读过，有一段时间，你夜夜坐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
她笑笑：“是孙康宜的文章吧？有意思的是，战前那几年，我常在拙政园那条船上唱戏，战后呢，我又回到拙政园，却是在那里教书——那时候的‘社会教育学院’设在那里，我是代我弟弟张宗和的课，在那里教书……”
话说到这里，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像是一个越洋长途，张先生拿着话筒和手里的纸张，眯眼辨识，娓娓细道。原来，这是另一位“沈先生”——沈尹默先生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请张充和帮助读校刻在一个古棺上的一段沈尹默墨迹的拓片。拓片的复制件，显然是从电脑网络里传来的，我接过来，帮助张先生一起辨认着：
题王晖棺玄武像沈尹默
昔闻巨蛇能吞象，今见蛇尾缠灵龟，
四目炯炯还相像，思饮怨□孰得□。
物非其类却相从，蛇定是雌龟是雄，
相与相违世间事，悠悠措置信天公。
沫若老兄嘱题
张先生帮助辨识出了好几个淹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却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的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自己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里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少秋（音），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那年我见到后来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他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大概国文底子比匡亚明要好些吧。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洒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1941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你跟俞振飞配戏，是哪一年？”
“那大概是1945、46年，抗战胜利后的事了，在上海，很大的一场演出，唱《断桥》，他唱许仙，我唱白娘子，我大姐唱青蛇。”
我提出要求：“说一点跟昆曲有关的好玩的事儿。”
她朗声笑道：“咳，好玩的事多啦！……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戏剧学院院长，现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仁，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寄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小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这戏，就没法唱下去啦！呵呵呵……”
张先生轻声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蹒跚着脚步。老人家腿脚已经不算太灵便，走到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一个由蓝灰印花手帕包裹着的小本，慢慢向我展开：
“这个小本子哪，抗战这些年一直跟着我，跟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叫“曲人鸿爪”的咖啡色硬皮小册页，翻开来，巴掌大的尺幅，内里却乾坤浩荡。原来，这是各方名家曲友当年为张充和留下的诗词书法题咏和山水、花鸟的水墨小品，简直可以“精美绝伦”名之！
张先生翻到其中一页，“喏，这就是卢寄野－卢前，当时即兴写下的诗句。”
鲍老参军发浩歌，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无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充和演刺虎于广播大厦，颖孙、逸民、泊生邀同上场，占此博粲。卢前时同客渝州也。
我仔细翻看着这本留下幽幽时光痕迹的、略显陈旧而保存良好的《曲人鸿爪》，一时竟爱不释手。里面唱诗、题咏的，有吴梅、杨荫浏、唐兰、罗常培、樊诵芬、樊少云、龚盛俞、杜岑等等我熟悉或者不熟悉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注意到包皮手帕上已经系着一个写上编号的小牌，想必是张先生自己请人作过清点的。她的话音絮絮地在耳边流过：“这种《曲人鸿爪》我一共存有四本，这是第一本，因为小，好带，反而不容易丢，这些年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啊。不过，里面的内容分量，倒是一本不如一本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们印出来……”
“曲人”，我注意到这个说法。想到自己多年来喜欢的古琴，爱古琴的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琴人”。古琴－昆曲，这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璧呢。
我跟张先生说，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充和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但却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哎哟，有鬼哟！”
——关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
从中国回来，去看张充和先生。谈到我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有一位下乡的知青老友分手时告诉我：他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旧居。我便叮嘱他：到了沈先生墓前，代我烧一炷香，抚一抚那块当作墓碑的大石头，因为在自己的文学路途上，沈先生的湘西文字，一直对我起着一种领路的作用。我还对他说：冥冥中常常觉得跟沈老先生有缘，不知怎么着，就会三不五时和沈先生的东西或者沈家的人遇上了。比如沈先生墓碑上有两行碑文，就是我一位熟悉并且敬重的老人写的——那是沈先生的内妹、现在就住在耶鲁附近的张充和先生。
说起沈从文，张先生的双眼晶亮起来。
“我听说，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是他们沈家的青壮后生从山上推下来的呢。”张先生笑眯眯说道：“沈先生走的时候，他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要得这么急，我怎么写啊？我告诉他：我恐怕写不出来。”
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写的是很精辟的四句话，具体文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张先生便站起来，走到饭厅她日常写字练字的大饭桌上，扯下一方边角的宣纸，拿过手边的圆珠笔，以竖行写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即便是顺手用圆珠笔写下的文字，也是铁画银钩，带着书法的劲道的。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坐过国民党的牢，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后面的，就更好理解了……”
我说：“这四句话，确实把沈先生一生的品性都勾勒出来了。”
“……写好了字，我是用传真机给北京Fax过去的。我告诉他们，这不算挽联，就是记下了我心里对沈先生的感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说好。我没有回湘西凤凰去看过，我听说，这四句话，他们是从我的Fax上直接放大，雕刻到墓碑上去的，就刻在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的背面……”
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专程去湘西拜祭过沈先生，都特别喜欢那块巨石墓碑，喜欢你写的这四句话。”
张先生笑吟吟道：“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都说好，还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吃了一大惊：没有哇！我就是这么顺手写下来的。可我自己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哎哟！有鬼哟！我没那么想，是鬼让我那么写的哟！”
我大笑道：“是沈先生天上的魂魄让你这么写的吧！”
张先生摇晃着脑袋，仍在不住笑着说：“这事真神了。‘从文让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不过，在写字的当时，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边——哎哟，真是有鬼哟！”
张先生又重复了一次“有鬼”，咯咯笑得响脆。
所谓“鬼使神差”、“鬼斧神工”。我想，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是更好的注脚了。
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
还有一个“沈”——沈尹默，是张充和生命里程中的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那天去看张先生，她正为一件事情犯愁，沈尹默先生的家人准备出一本沈先生的全集，要请她写序。她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婉拒了；他们又提出请人为她代笔作序，她也不乐意，说：“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从来不做让别人为我代笔的事情。”所以，她感到很为难。“……我跟沈先生的儿子说，我并不是最合适写序的人。我真正跟沈先生学书，只有五年，不算长。这五年间也不是经常在一起，重庆那时候老在轰炸，见一次面不容易。算起来，我统共造访他，也就那么十来次。当然，我们交情是很深了。可是，有许多人跟了沈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活着的，还有跟过沈先生二十几年的人，不应该是由我来写序啊……”
因了这个话题，张先生跟我谈起沈尹默，这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和她交往中的许多趣事：“……那时候，抗战的陪都重庆，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在手下收拢了很多文人学士——章伯钊、沈尹默、谢稚柳、乔大壮等等，好多有名的国学大家、书画大家都会聚在那里，可谓济济一堂，我的表哥李栩广也在他们那里。监察院的宿舍在曾家岩的陶园，我那时任职教育部，住在城外的青木关，离曾家岩很远，虽然常常去找他们玩，但去一趟其实不容易。”张先生说着便轻轻笑了起来，她说：“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沈先生眼睛不好，近视深达一千七百度。平日难得单独出门，更别说认路了。有一天我从青木关出来看沈先生，我平时都不在他那里吃饭的。那天沈先生高兴，坚持要带我出去，走路去一个小馆子吃晚饭。往常进城，天晚了，我就会住在胡子婴家——她是章乃器的离婚太太。吃过饭，我要去坐公车去胡家。沈先生要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男士一定要送小姐上车的呀，无论我怎么推辞，他一定要亲自送我上车。可是我作后辈的，更担心沈先生的眼睛不好，他送走我，自己认得路走回家去吗？所以，车来了，我跟沈先生大声说：‘再见再见！’沈先生便朝车上摆摆手，也说：‘再见再见！’车一响，他就转身走了。其实我没上车，我知道他眼睛看不清，又担心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张充和说着响亮地笑起来，接着说：“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他完全不察觉。那时候街灯亮了，我看他一路上摸摸索索地找人问路。我那时候想，若是他认错了路，我再冒出来把他送回家去。没想到，他还真找对了家门！我这才放心走了……”张先生眸子里闪跳着调皮的神色，她继续说：“沈先生一直没发现我，我呢，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我‘骗他’的故事——他始终都蒙在鼓里哩！呵呵呵……”
张先生依旧得意地笑着。眼前，仿佛不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而是那位青春洋溢、活泼调皮而又尊师爱师的“张家四小姐”……
我问：“当初，你是怎么跟沈尹默先生认识的呢？”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的书风和大名。”张充和笑笑说：“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1941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登台演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做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很热情地招呼我入座，其实没有坐，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按说，沈先生应该算我北大时候的老师，但我考上北大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开了，我倒是真的当过沈先生的弟弟沈兼士的学生。”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读北大，大概是1933、34年前后吧。”张先生仰起头，勉力想了想，说：“我总是记不清年代、时间和地点，但查一查就清楚了。沈先生性格乐观，好玩，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跟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张先生又是那样轻轻地笑了起来，接下来说：“因为路远，我过去看他，有时候就在他那里吃中午饭。其实在他们家，给我管饭，也负责招呼里外的，是一位姓金的女士，叫金南萱，我们叫她金小姐。”
“她是沈先生的什么人？”
“她是沈先生第二任太太仇保权的好友。嗬，这位金小姐，可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哩。”张先生的笑容里隐隐带着一种调皮：“金小姐是学艺术的，在北京学画、教书，好像是买航空奖券中了五万块的大奖，就不教书了，回到江苏水乡，打算结婚嫁人。那时候，驻守江阴炮台的一位将军看上了她，要大办婚事，用轮船去接她结婚。那时候，正是七七事变后和日本人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江阴炮台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人报告了老蒋（蒋介石），结果接金女士的轮船还没上岸，那将军就被老蒋下令给枪毙了。她上得船来已经成了寡妇，该回哪里去呢？难道还回到那个一定恨她、怨她的婆家守寡去么？她就是这样投奔的沈先生。那时候，沈先生正在与他的第二任太太仇保权谈恋爱，金是仇的好友，沈先生愿意收留她，就一起跟过来了。”
我很好奇：“那位金女士漂亮么？”
“不算漂亮，但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风度总归是不错的。”张先生脸上现出一种殊异的神情，说：“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女士还有一位姐姐或者妹妹，跟一位好像是建设厅的厅长好上了。那位厅长已有妻室，厅长太太就到蒋夫人那里去告状。老蒋一生气，又把那厅长给毙了。那年代，老蒋要毙个人是很容易的。两姐妹的男人都被老蒋毙了，据说到了重庆，两姐妹还不能见面。那是金女士亲口告诉我的故事，听得我呀，头皮都麻了！”
“那位金女士后来再婚了么？”
“她后来跟重庆政府里一个低级官员结了婚，但是还是住回到歌乐山来，帮沈先生管家。她照料沈先生的生活起居，非常仔细体贴。沈先生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纯吃素。战时吃肉本来就难，怕他营养不够，她就把肉丝打碎了，做成肉汤。沈先生眼睛不好，不知那是猪肉，喝那肉汤，倒是很喜欢的。”
我笑道：“这又是关于沈尹默的掌故中另一个善意的‘骗人’故事。”
张充和也笑起来：“说起来，我跟金南萱还有同床之雅呢。那一年，大概是1941年，四川一位杨姓乡绅请沈先生、金女士、乔大壮和我一起，到他们在歌乐山以外的一个叫杨家花园的山庄去住两天，一起吟诗、写字、作画。那两天，我和金南萱同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她就跟我细讲了她的身世来历。那个未成媳妇就先成寡妇的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听得我真不好受。”
“这位金女士后来还一直跟着沈先生么？”
“沈先生一直善待金南萱。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金南萱开画展，沈先生还为她帮忙操持，写诗题字的，很尽心。我记得金南萱的先生姓张，俩人后来还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以后，我结婚、出国，就和金南萱断了联系了。”
“红颜知己。”我心里浮起这个字眼。从沈尹默先生为张充和留下的大量的诗文手迹看，张充和与沈尹默之间深挚的师友之谊，可以配得上这个字眼，金南萱，或也可以算其中的一位。
绿腰长袖舞婆娑
——张充和与昆曲的故事
和张先生聊天，常常都是从茶几上的书本引出的即兴话题。
那天去看她，小几上摆着一摞跟昆曲有关的书。有“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报道结集，还有一本由俞振飞题名，名为《姹紫嫣红》的“昆事图录”。翻到其中“张家四杰”一节，正收录了他们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与昆曲结缘的故事，还有四姐妹各自在昆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照。看着那些蛾眉淡妆、婀娜多姿的身段姿容，陈年的黑白图片上似袅起一缕缕兰菊的馨香，我便和张先生谈起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东西——昆曲。
张先生喝一口淡茶，慢慢说道：“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女孩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我笑了：“又是一个‘沈’——张先生你注意过么？你生命中有好几位‘沈先生’，都跟你最重要的经历有关。”
张先生眼睛一亮：“哎哟，真的哟，他们都是姓沈哟！”
她微笑着又沉入了回忆之中，说：“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是我父亲从上海请过来的。”
我问：“那时候昆曲的演出很兴盛么？”
“其实也不。那年月，上海舞台上唱昆曲的，只有传字辈的一个班，附属在常驻‘大世界’的一个戏班里。战前那几年，就开始不太有戏唱了。苏州离上海近，我父亲就请他们过来教曲。沈老师先在苏州教，后来又到青岛去教。我有两个暑假就专门跑到青岛去，跟沈老师学戏。先学唱，再学表演。一个戏要学好几个礼拜呢。那时青岛唱昆曲的人很多，第一年我跟我弟弟宗和一起去，他也学戏，住在太平路海边一座别墅里。第二年跟青岛的曲友熟了，就住在一个孙姓朋友家里。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沈老师也会吹笛子，我自己也同时在学吹笛。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我说：“我记得从哪一篇文章里读过，有一段时间，你夜夜坐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
她笑笑：“是孙康宜的文章吧？有意思的是，战前那几年，我常在拙政园那条船上唱戏，战后呢，我又回到拙政园，却是在那里教书——那时候的‘社会教育学院’设在那里，我是代我弟弟张宗和的课，在那里教书……”
话说到这里，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像是一个越洋长途，张先生拿着话筒和手里的纸张，眯眼辨识，娓娓细道。原来，这是另一位“沈先生”——沈尹默先生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请张充和帮助读校刻在一个古棺上的一段沈尹默墨迹的拓片。拓片的复制件，显然是从电脑网络里传来的，我接过来，帮助张先生一起辨认着：
题王晖棺玄武像沈尹默
昔闻巨蛇能吞象，今见蛇尾缠灵龟，
四目炯炯还相像，思饮怨□孰得□。
物非其类却相从，蛇定是雌龟是雄，
相与相违世间事，悠悠措置信天公。
沫若老兄嘱题
张先生帮助辨识出了好几个淹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却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的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自己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里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少秋（音），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那年我见到后来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他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大概国文底子比匡亚明要好些吧。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洒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1941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你跟俞振飞配戏，是哪一年？”
“那大概是1945、46年，抗战胜利后的事了，在上海，很大的一场演出，唱《断桥》，他唱许仙，我唱白娘子，我大姐唱青蛇。”
我提出要求：“说一点跟昆曲有关的好玩的事儿。”
她朗声笑道：“咳，好玩的事多啦！……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戏剧学院院长，现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仁，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寄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小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这戏，就没法唱下去啦！呵呵呵……”
张先生轻声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蹒跚着脚步。老人家腿脚已经不算太灵便，走到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一个由蓝灰印花手帕包裹着的小本，慢慢向我展开：
“这个小本子哪，抗战这些年一直跟着我，跟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叫“曲人鸿爪”的咖啡色硬皮小册页，翻开来，巴掌大的尺幅，内里却乾坤浩荡。原来，这是各方名家曲友当年为张充和留下的诗词书法题咏和山水、花鸟的水墨小品，简直可以“精美绝伦”名之！
张先生翻到其中一页，“喏，这就是卢寄野－卢前，当时即兴写下的诗句。”
鲍老参军发浩歌，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无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充和演刺虎于广播大厦，颖孙、逸民、泊生邀同上场，占此博粲。卢前时同客渝州也。
我仔细翻看着这本留下幽幽时光痕迹的、略显陈旧而保存良好的《曲人鸿爪》，一时竟爱不释手。里面唱诗、题咏的，有吴梅、杨荫浏、唐兰、罗常培、樊诵芬、樊少云、龚盛俞、杜岑等等我熟悉或者不熟悉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注意到包皮手帕上已经系着一个写上编号的小牌，想必是张先生自己请人作过清点的。她的话音絮絮地在耳边流过：“这种《曲人鸿爪》我一共存有四本，这是第一本，因为小，好带，反而不容易丢，这些年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啊。不过，里面的内容分量，倒是一本不如一本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们印出来……”
“曲人”，我注意到这个说法。想到自己多年来喜欢的古琴，爱古琴的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琴人”。古琴－昆曲，这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