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援交少女被杀案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死者王嘉梅“16岁、援交、移民”的身份标签，死后被肢解以及人骨被混入街市肉档出售的传闻，为整个案件增添了更多的神秘与现实意义。导演翁子光看到了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意义与人性价值，以极为冷峻客观的方式，呈现出了困囿于逼仄城市空间中的小人物的悲情人生。在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12项提名的《踏血寻梅》斩获了包括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配角、新演员、摄影在内的七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再次证明着导演运用电影语言理性展现社会人生图景的成功。
　　影评人出身的翁子光，在完成《踏血寻梅》之前，其执导的《明媚时光》和《微交少女》都与援交少女有关，独特的视角和对城市边缘人物的表现，沿袭了导演一贯的人文关怀以及对香港本土意识的深刻反思。
　　一、 反悬疑与篇章式结构
　　以真实案件为蓝本改编的《踏血寻梅》，本可以充满各种商业性的猎奇因素。2008年真实的王嘉梅遇害后，各种报道都在浓墨重彩血腥的碎尸、扑朔迷离的人骨出售传闻、少女援交与病态嫖客等桥段，却无人思考案件背后复杂的人性与社会问题。翁子光对此十分反感，他关注更多的是舆论哗然背后能够沉淀出来的社会意义，并以现实主义的冷峻风格对社会和个体进行了展现。事实上，影片中并非没有观众期待的视觉奇观，大篇幅的血腥分尸场面、少女援交、“港式侦缉、雨夜追逐、色情暴力”等元素，使影片在上映前不仅被定级为三级片，还不得不删减了22分钟。然而，看似充满商业噱头和猎奇元素的电影，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绝望、幻灭、孤独的故事，《踏血寻梅》也因此成功地将港式风格与文艺风格相融合，充满着严肃的人文关怀性。
　　不同于以往的港式刑侦片，《踏血寻梅》虽然有一个悬疑犯罪的外壳，却并没有走查案追凶、警匪相斗的套路。在开场6分多钟，影片已将普通悬疑片所要追查的关键——凶手是谁交代了出来。如此反高潮的设定使影片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犯罪片的反悬疑基调，其要义不是悬疑，也并非寻找王佳梅的尸体，而是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同时借由警官臧sir的眼光去追溯人物背后的故事。在这一点上，翁子光处理得直接明了，作为影片的导演和编剧，每一个主人公都在替代导演对社会进行发问：为什么会发生？王佳梅刚刚在香港入学读书时，曾亲眼目睹了同桌割腕的情景，却没有丝毫慌乱与惊讶，面对学校心理老师的询问，王佳梅回答：因为我很怕，为何她要用刀割自己。如果说这个细节是为了表现王佳梅对死亡的淡漠，我们不妨看作是导演对社会提出的青少年心理焦虑问题；而臧sir在审问凶手丁子聪时说：“我不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杀人，我是想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诸多问题的引导下，导演抽丝剥茧，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城市空间与人物心理呈现到了观众面前。
　　影片采用了段落篇章的方式，将整部电影分为“寻梅”“孤独的人”“踏血”“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四个部分，以心理状态切入，探讨案件背后的因果，结构十分精巧。类似于文学叙事中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影片分别通过警官臧sir、受害人王佳梅、凶手丁子聪三条人物线支撑起整个案件的探寻过程，在强化每个角色的现实感的同时，又将三个人物背后的整个生存空间展现了出来，不断削弱着案件本身的猎奇性质，增加了导演与观众的在场性。影片以臧sir对案件的调查为正序，串联起王佳梅、丁子聪两条回忆性的倒叙故事线路。严格来说，四个段落留给三个人物的有效叙事时间并不长，每个人的经历又十分复杂，倒叙、插叙的不间断镜头很容易让影片陷入碎片拼贴的结构中，但导演却成功地将三者统一在一起，“错乱交叉比照的时序有效拼贴出了角色丰富的人生以及多义的人际关系”，将臧sir的视角逐渐转化为观众视角走进案件核心，使三者形成了稳固的叙事结构。
　　二、 城市空间中个体的疏离
　　所谓小人物，是指那些因无力把握现状和改变命运而显得孤独无助、渺小可怜的人。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小人物形象。事实上，小人物既是一个文学概念，又是一个文化和历史概念，它往往和边缘人群相关联，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踏血寻梅》聚焦的即是城市空间中的边缘化个体。内地移民至香港的怀梦少女，性格偏激、有童年创伤的货车司机，神经质、工作狂的警署探员，每个人物均是香港社会中最为现实典型的边缘人物，既有可怜可悲的一面，也有被冷落、被他者疏离的社会性的一面。
　　影片中的臧sir是三个主人公中处于最上层的人物，他的身上具备着凶手丁子聪与被害人王佳梅都渴望拥有的东西。本土香港人的身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可以定期探望的女儿，稳定的收入，但臧sir仍旧是社会中孤独的一员。他的孤独，在于他对自身身份的疏离。工作中他查案不在乎案情，只执着于案中人物的底蕴；生活中与妻子离异，没有尽到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因此臧sir才会有在案发现场拍照留念的怪癖。丁子聪虽是香港本地人，却是一个徘徊在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童年有母亲出车祸的心理创伤，与父亲少有往来，工作中常受侮辱，失恋且鲜有朋友，与香港繁荣发展的大都市背景空间相比，他是处在社会边缘的被孤立的形象。王佳梅更是具有多重的身份标签，也正是这些身份标签使她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亲情的缺失，贫穷的生活境遇以及心中残留的幻想与渴望，加剧了人物的毁灭。王佳梅的疏离在于孤独、梦想与渴望，被导演很明确地放在显要的位置，丁子聪的疏离在于他的厌世与绝望，体现的是香港本土底层居民的焦虑，而臧sir的疏离则是一个孤独探警在城市中的寂寞与迷茫。
　　作为一部带有导演强烈自我表达欲的电影，影片在表现小人物混沌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遭际方面收放自如，基本没有用任何主流化的人群去反衬对比，主题核心的叙述十分隐忍克制。除却最主要的三个主人公，其他人物在整个城市空间中也都存在着相互疏离、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状态。王佳梅的母亲与改嫁的丈夫形同陌路，流连于舞厅与麻将桌前，王佳梅的姐姐不知生了谁的孩子随时等待被人接盘，丁子聪的邻居婆婆终日与猫为伴，中风后只能将猫咪托付给臧sir等等。城市的残酷放大了人性中的病态与扭曲，而杜可风华丽的摄影，张叔平完美的剪辑以及杜笃之出色的音效又将“视听奇观”与“故事奇观”相融合，个体的疏离状态在寂寞隔阂的社会空间中被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呈现出人物各自的迷茫、绝望与幻灭。 　　三、 写实性与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
　　翁子光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踏血寻梅》反映的是当代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观察社会的失焦和无所容身的焦虑。如导演所言，影片最为核心的主题仍然是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与无力感。从充满希望的花季少女到只剩下“我想死，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唯一愿景的绝望援交少女，王佳梅的孤独与生存困境昭然若揭。香港是一个由各种移民汇聚而成的大都会，王佳梅的身上，折射着诸多港漂人的生活影像。心怀明星梦的王佳梅倔强又孤独，在生活的挣扎中，刚开始的她是努力积极的。光脚发传单，身兼两职，即使走上援交道路，也有着“给多500，我可以明天早上再走”的纯粹状态。但是，逼仄压抑的环境终究使少女再无法承受，尤其是在她爱上嫖客又被侮辱之后。“活着会痛，活着会累，活着就要每天想着怎样活得更好。我很想坚强，但是会累，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死亡成了生存困境中唯一的解脱方式。
　　《踏血寻梅》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处在生存困境的选择之中，颇有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在《禁闭》中，萨特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社会，社会就是你的地狱，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他人，他人就是你的地狱；如果你不能对待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地狱。逼仄的社会空间、疏离的人际交往、自我的封闭与孤独最终成为王佳梅与丁子聪的地狱，人物选择后的无力与无奈、对宿命的无法操控为整部影片蒙上了凄凉与悲哀之色。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孤独。相悖的谋杀与自杀相互交融，施救与自救合为一体。血腥变态的施暴者在王佳梅眼中却是拯救自己、帮其解脱的英雄，充满二元对立的讽刺意味；杀人自首、冷静自述解剖尸体过程的丁子聪则加重了影片边缘化人群的现实底色，人物的困顿、挣扎与绝望彰明较著。
　　影片中春夏与白只的出色表演也对人物孤独无力状态的呈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频繁的人物特写将人物的气质与遭遇融合在一起，故事的悲剧感与城市空间的逼仄感也就显得更为真实，引人深思。与此同时，大量存在的分尸镜头与情色元素并非为影片的种种噱头，而是试图通过更为写实的镜头增强观众的代入感。翁子光希望，类似于“王嘉梅”之类的骇人听闻的案件，不应只是几天的舆论哗然，而是应该思考背后沉淀出的社会意义。因此，翁子光与摄影师杜可风在镜头处理上做了很多尝试，尤其是碎尸场面的拍摄，用提升现实的方法去讲现实，影片的主题内涵再次通过写实的镜头语言被表达了出来，细腻的人物情感被惨烈血腥的场面烘托，边缘人物的生存困境、挣扎与毁灭也就包含了导演更深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