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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作为中国人，作为曾经受过如此巨大创伤的民族，很难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去看待这场战争。然而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还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如果不能用一种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战争，那么历史还会有重演的一天。
战争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所谓悲剧就是指在人性和非人性的角逐中，人性暂居下风。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今天，悲剧的地位一向崇高。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会让人们思考作为人的一切价值。而这种思考，会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梯。《南京!南京!》正是这样一部关于思考的影片，它探讨了战争的“罪”；在“罪”之后，人性的反向上升带来的是对于非人性行为的“罚”，这种更高级别的思考，像是一种元气的恢复，更是一种对人性最深度的拷问，
《朗读者》则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
罪：非人性的后果
在战争中，当非人性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大屠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它承载了人类所有的兽性。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并不是特例，但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如此惨烈和极端的事件可谓是悲剧的集大成者。
这样一个题材，对于探讨战争的罪责是极其适宜的，同时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管单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很难全面和客观地反映这场“人间悲剧”。1987年12月22日罗冠群的《屠城血证》上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荧幕前目睹那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是其过于单一的视角，让这部影片看起来有些脸谱化。人在这里退居次位，保留罪证、揭示真相、控诉日军成了影片的终极目标。然而在真相昭然于天下之后，对日本人的憎恨，难道就是我们对于这场屠杀思考的终结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集体失语了，因为我们缺乏第三者的冷静。
所以在时隔22年之后，《南京!南京!》的客观才会显得如此珍贵。如果你抱着戏剧的惯性思维或者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它一定会让你失望。因为你不会看到那种寻常的呼天抢地和喧嚣，也不会看到对日军本身的强烈控诉。陆川用一种难得的冷静态度，将所有的观众带到历史的面前，然后站在一边，静静地思考。
他说：“我不是在拍屠杀的电影。我的目标也不是去做一个关于屠杀的电影。70年后拍这么一部电影，是希望当下的人对战争中的人性可能变成什么样、战争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所以影片中的屠杀场面仿佛是带了消声器一般，沉默换来的是异常的沉重。在一切都安静下来之时，你会更加关注动作的本身，然后思考这些动作背后的动机及它们带来的后果。
相对于动作的单纯，战争中的人则显得尤为复杂。在以前大部分的屠杀题材作品中，中国人大多只是作为受害者而存在，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被杀或者被救。这就会留给后人疑问：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他们的自救在哪里?难道他们真如待宰的羔羊一样懦弱?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南京!南京!》在这里用了一种相对高明的做法，即利用群戏来展现战争中人们的不同侧面。如国民党抵抗军的代表陆剑雄、小豆子；拉贝的秘书唐天祥和他的太太及小妹；安全区的归国女教师姜淑云以及妓女小江等。这些人物有的懦弱，有的坚强，有的隐忍，有的自愿牺牲，影片白描式的勾勒，虽然用墨不多，但却让“南京”这个面孔极大地丰富了起来，也让所有的人记住那30万不仅仅只是个数字，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除了受害者之外，救援者也在这场屠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年同时上映的《拉贝日记》，便是以这一视角来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拉贝作为一个德国纳粹党党员，却在战争期间建立安全区使25万人幸免于难。一个曾经被指为歧视中国人的人，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留下。像拉贝这样的救援者们，与其说他们是救世主，不如将其视为人性的使者。在这个冰冷的战场，也许这一丝丝的人性就是那“燎原之火”。然而在拯救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比如被幸存者称为“再世观音”的魏特林在经历了大屠杀之后精神失常，回国的第二年自杀身亡。
对于战争的思考，最关键的在于对非人性的审视，也就是对施害一方的审视。陆川在影片中用了一个非常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冒险做法：用一名日本兵角川的视角来贯穿整个影片，而且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天生的杀人工具，而是还原为一个最基本的人。
“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一步步成了虐杀的野兽?我想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人性的恶能够极致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陆川说。角川代表了陆川的思考，他竭力用这个人物来将战争中作为日本人的人和作为日本军人的人区分开来，所以他有恐惧、彷徨、不知所措，直到最后崩溃自杀。其实角川的自杀不仅仅是在表现一个个体的觉悟，更多的是要说明战争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后果。试想当非人性取代人性的时候，不正是人性的“自杀”吗?
受害者的死亡，救援者的崩溃，侵略者的人性丧失，一切美好东西的毁灭，这就是战争的结果，战争的“罪”。在这里，没有胜利者!
罚：人性的救赎
曾经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军事法庭早已对战争做出了裁决，可是人们心中的审判却远远没有结束。对于战争为什么发生，战后的一代该如何面对这段历史，是我们在面对了战争的“罪”之后必须思考的议题。
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是反人类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思想是如何被放大的?普通人在战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责任?
如果按照正常思维去看那些战争中的罪人的话，像东史郎这样的赎罪者以及那些因为愧疚而自杀的日本老兵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毕竟在人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和平年代，重新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忏悔和自责才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反应!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人并非全部。一个日本人告诉陆川，他的爷爷曾经去过南京。爷爷临终前，他问爷爷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爷爷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我最快乐的时光在南京，1937年的南京!”
解读一个曾经的屠城者，“丑陋的灵魂”不乏慈悲，却缺失警醒，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参与了战争的创造、维系以及军事谋杀，面对如此残忍的屠杀，他们是那样的麻木，甚至觉得理所应当!难道人性中真的深藏着兽性?
影片《朗读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个监狱看守卷入了屠杀之中。在战后的审判法庭上，当法官问她，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数百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教堂中不去开门时，汉娜不可理解地说道：“那是我的责任，那是我的工作，如果放他们出来，秩序就乱了。”
维持秩序，大过拯救数百条生命!人怎么会有如此的价值观?当你了解了在当年的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几乎全民都在参与集中营的维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集体无意识。即便最开始个体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但在受到巨大的群体压力和政治“洗脑”之后，普通人渐渐地从有意识变成了无意识甚至最后“退化”成下意识。战争结束后，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判有罪，而大多数被法律“原谅”的他们，自己也原谅了自己，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需要被原谅的!
这种麻木可能是比战争还要可怕的东西，而它的来源一部分要归结于人性的懦弱和文明的缺失。比如电影中的汉娜是文盲，前半生中，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在监狱里读书识字之后，她却最终选择了自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愚昧到文明、从非人性到人性的进化过程，而任何战争的行为，都是人性和文明的退化。今天我们思考战争，并不是要纠结于曾经的孰对孰错，而是要彻底地认识非人性行为对整个人类带来的伤害，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罚”的终极意义!
一个是战争的“罪”，一个是战争的“罚”，对于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这种思考更像是一种责任!
战争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所谓悲剧就是指在人性和非人性的角逐中，人性暂居下风。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今天，悲剧的地位一向崇高。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会让人们思考作为人的一切价值。而这种思考，会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梯。《南京!南京!》正是这样一部关于思考的影片，它探讨了战争的“罪”；在“罪”之后，人性的反向上升带来的是对于非人性行为的“罚”，这种更高级别的思考，像是一种元气的恢复，更是一种对人性最深度的拷问，
《朗读者》则向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
罪：非人性的后果
在战争中，当非人性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大屠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它承载了人类所有的兽性。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并不是特例，但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如此惨烈和极端的事件可谓是悲剧的集大成者。
这样一个题材，对于探讨战争的罪责是极其适宜的，同时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管单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很难全面和客观地反映这场“人间悲剧”。1987年12月22日罗冠群的《屠城血证》上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荧幕前目睹那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是其过于单一的视角，让这部影片看起来有些脸谱化。人在这里退居次位，保留罪证、揭示真相、控诉日军成了影片的终极目标。然而在真相昭然于天下之后，对日本人的憎恨，难道就是我们对于这场屠杀思考的终结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集体失语了，因为我们缺乏第三者的冷静。
所以在时隔22年之后，《南京!南京!》的客观才会显得如此珍贵。如果你抱着戏剧的惯性思维或者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它一定会让你失望。因为你不会看到那种寻常的呼天抢地和喧嚣，也不会看到对日军本身的强烈控诉。陆川用一种难得的冷静态度，将所有的观众带到历史的面前，然后站在一边，静静地思考。
他说：“我不是在拍屠杀的电影。我的目标也不是去做一个关于屠杀的电影。70年后拍这么一部电影，是希望当下的人对战争中的人性可能变成什么样、战争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所以影片中的屠杀场面仿佛是带了消声器一般，沉默换来的是异常的沉重。在一切都安静下来之时，你会更加关注动作的本身，然后思考这些动作背后的动机及它们带来的后果。
相对于动作的单纯，战争中的人则显得尤为复杂。在以前大部分的屠杀题材作品中，中国人大多只是作为受害者而存在，他们的声音是缺失的，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被杀或者被救。这就会留给后人疑问：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他们的自救在哪里?难道他们真如待宰的羔羊一样懦弱?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南京!南京!》在这里用了一种相对高明的做法，即利用群戏来展现战争中人们的不同侧面。如国民党抵抗军的代表陆剑雄、小豆子；拉贝的秘书唐天祥和他的太太及小妹；安全区的归国女教师姜淑云以及妓女小江等。这些人物有的懦弱，有的坚强，有的隐忍，有的自愿牺牲，影片白描式的勾勒，虽然用墨不多，但却让“南京”这个面孔极大地丰富了起来，也让所有的人记住那30万不仅仅只是个数字，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除了受害者之外，救援者也在这场屠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年同时上映的《拉贝日记》，便是以这一视角来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拉贝作为一个德国纳粹党党员，却在战争期间建立安全区使25万人幸免于难。一个曾经被指为歧视中国人的人，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留下。像拉贝这样的救援者们，与其说他们是救世主，不如将其视为人性的使者。在这个冰冷的战场，也许这一丝丝的人性就是那“燎原之火”。然而在拯救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比如被幸存者称为“再世观音”的魏特林在经历了大屠杀之后精神失常，回国的第二年自杀身亡。
对于战争的思考，最关键的在于对非人性的审视，也就是对施害一方的审视。陆川在影片中用了一个非常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冒险做法：用一名日本兵角川的视角来贯穿整个影片，而且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天生的杀人工具，而是还原为一个最基本的人。
“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一步步成了虐杀的野兽?我想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人性的恶能够极致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陆川说。角川代表了陆川的思考，他竭力用这个人物来将战争中作为日本人的人和作为日本军人的人区分开来，所以他有恐惧、彷徨、不知所措，直到最后崩溃自杀。其实角川的自杀不仅仅是在表现一个个体的觉悟，更多的是要说明战争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后果。试想当非人性取代人性的时候，不正是人性的“自杀”吗?
受害者的死亡，救援者的崩溃，侵略者的人性丧失，一切美好东西的毁灭，这就是战争的结果，战争的“罪”。在这里，没有胜利者!
罚：人性的救赎
曾经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军事法庭早已对战争做出了裁决，可是人们心中的审判却远远没有结束。对于战争为什么发生，战后的一代该如何面对这段历史，是我们在面对了战争的“罪”之后必须思考的议题。
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是反人类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思想是如何被放大的?普通人在战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责任?
如果按照正常思维去看那些战争中的罪人的话，像东史郎这样的赎罪者以及那些因为愧疚而自杀的日本老兵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毕竟在人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和平年代，重新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忏悔和自责才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反应!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人并非全部。一个日本人告诉陆川，他的爷爷曾经去过南京。爷爷临终前，他问爷爷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爷爷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我最快乐的时光在南京，1937年的南京!”
解读一个曾经的屠城者，“丑陋的灵魂”不乏慈悲，却缺失警醒，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参与了战争的创造、维系以及军事谋杀，面对如此残忍的屠杀，他们是那样的麻木，甚至觉得理所应当!难道人性中真的深藏着兽性?
影片《朗读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个监狱看守卷入了屠杀之中。在战后的审判法庭上，当法官问她，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数百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教堂中不去开门时，汉娜不可理解地说道：“那是我的责任，那是我的工作，如果放他们出来，秩序就乱了。”
维持秩序，大过拯救数百条生命!人怎么会有如此的价值观?当你了解了在当年的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几乎全民都在参与集中营的维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集体无意识。即便最开始个体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但在受到巨大的群体压力和政治“洗脑”之后，普通人渐渐地从有意识变成了无意识甚至最后“退化”成下意识。战争结束后，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判有罪，而大多数被法律“原谅”的他们，自己也原谅了自己，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需要被原谅的!
这种麻木可能是比战争还要可怕的东西，而它的来源一部分要归结于人性的懦弱和文明的缺失。比如电影中的汉娜是文盲，前半生中，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在监狱里读书识字之后，她却最终选择了自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愚昧到文明、从非人性到人性的进化过程，而任何战争的行为，都是人性和文明的退化。今天我们思考战争，并不是要纠结于曾经的孰对孰错，而是要彻底地认识非人性行为对整个人类带来的伤害，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罚”的终极意义!
一个是战争的“罪”，一个是战争的“罚”，对于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这种思考更像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