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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对《“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一文进行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四维度解读，通过社会学家彼得·约翰·马丁对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关系问题的独到见解，对其引发的思考进行阐述，以更加明晰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音乐趣味;音乐生活;历史;文化
《“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摘自彼得·约翰·马丁著，柯扬译《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该文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出发，立足威廉·韦伯的“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在某些方面彼此联系，但二者毕竟是“十分不同的因素”，探讨18世纪城市音乐建制的发展，并以曼城的音乐生活为例，质疑音乐具有某种内在意识形态信息及音乐形式与社会组织模式之间存在可确认的“结构一致性”观点。
一、四维度解读
作者通过描述曼城的音乐会生活，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四方面对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进行分析，筆者亦从以上四维度进行解读，就文章引发的相关思考进行阐述。
1、社会维度
通过曼城的音乐会生活发现大众对“严肃”音乐的态度，意识到“严肃”音乐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19、20世纪商业化，出版商、唱片、录音技术逐渐发展以及职业音乐家、经纪人等积极的社会活动促成了音乐会经典曲目的确立，将“严肃”音乐看作高雅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
2、历史维度
马丁认为音乐行为或趣味的变化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某种音乐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历史环境。文中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英国、美国音乐建制发展的梳理表明不同时期音乐建制的变化与其历史过程紧密相连 ，不应将音乐建制的发展视为社会“结构”中更具基础性的变化之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应将其视为真实的人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群体活动的结果。并且描述曼彻斯特音乐会生活的历史演变，发现历史因素对音乐建制或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
3、文化维度
马丁在该文中对于文化维度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查尔斯·哈勒的音乐会使得曼彻斯特人逐步形成“严肃”音乐意识形态。哈勒竭力塑造他们的音乐趣味，被视为文化创办者、公共空间文化的经营者，哈勒积极的行为使我们注意到“古典”音乐的重要性不是不可避免出现的，而是一系列争取文化合法性的努力的结果。哈勒不仅对于曼彻斯特人建立了好的音乐趣味，同时音乐会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礼仪”，使音乐发挥了其文明教化的功能。
4、艺术维度
前面提及商业化使得音乐大众增加，却导致“艺术”质量的下降，不可否认“严肃”音乐的高“艺术性”对资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因此还需关注音乐本身属性的鉴赏。对于音乐声音属性“节制”、“精巧”等特征的追求，音乐“文本”的优美动听，都是“严肃”音乐应该具备的。
二、相关问题思考
1、社会群体的划分
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问题多为社会学者们探讨。布尔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分析》中将法国民众的音乐趣味分为：正统趣味，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偏爱严肃音乐;中级趣味，中产阶级，偏爱《蓝色狂想曲》等音乐;大众趣味，劳动阶层，喜好流行歌曲。他认为音乐趣味与社会层次具有“结构一致性”并且“没有什么比音乐的趣味更能说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没有什么比音乐趣味更能对人们进行分类”。布尔迪厄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是纵向的，这也正是他对“结构对应性”的回答，是将社会群体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马丁“…更乐于区分不同类型的人们”，如音乐爱好者、把音乐作为提升社会大众手段的人以及与音乐联系较小的人等，对社会群体“宽松”的横向划分方法，更有利于深入探究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2、两种社会学研究方法
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通过其标准化产品，如流行音乐等控制着大众，使其意识趋于一致，丧失个性和社会批判性[1]，这正是其“否定性”音乐美学思想的表现，大众是被动消费者，受控于文化工业之权威等都反应了“行为产生于系统”，即人的各种行为都由社会整体决定，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马丁则认为“系统产生于行为”，自下而上，把社会秩序等级及其发展视为日常生活“变迁和变化”的结果。社会由人组成，因而也受人的活動所影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是把社会僵化了的结果。
3、音乐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专业音乐学者侧重对音乐“文本”的分析，不可避免的将音乐孤立开来，把音乐视为一个独立的事物。音乐社会学则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仪式，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和改变，注重社会情境内音乐被使用的方式和结果。赫伯特·布鲁默认为意义并非蕴涵于事物之中，正如马丁“文化产品的意义不在它自身”一样，将音乐放置于社会环境中更能凸显其价值与意义，强调音乐与社会、与人的关系[2]。马丁在书中谈到并不是认为音乐“文本”的分析不重要，而是强调音乐学与社会学者们学科知识的融合，以此弥补学科间缺失的部分，形成优势互补。
随着音乐社会学的发展，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关系的探究也逐渐明朗，从最初的“结构对应性”到现在“二者关系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紧密且十分复杂”，发现音乐社会学研究中不断变化的方法与视角。今后研究更需要音乐学者与社会学者们共同努力，通过学科知识的互补与融合促进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注释：
[1] 柯扬，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音乐研究，2012
[2]此处仅指“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因为较旧的研究方法关注“社会结构”现象和“宏观”的社会过程，使得研究独立于人之外。而“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从处于群体互动中的众多个体开始研究并考察社会秩序是如何在个体基础上得以建立的，强调了从人出发，与人相联系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 彼得·约翰·马丁著，柯扬译：《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2]柯扬，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音乐研究，2012
[3] 柯扬，音乐：作为社会的批判者——阿多诺的否定性音乐美学述评，音乐研究，2006
[4] 夏滟洲，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音乐艺术，2005
[5] 周耀群，从“音乐听赏”到“音乐与听众关系” 的音乐社会学类型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
【关键词】： 社会;音乐趣味;音乐生活;历史;文化
《“首个工业城市”中的音乐生活》摘自彼得·约翰·马丁著，柯扬译《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该文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出发，立足威廉·韦伯的“社会阶层和音乐趣味在某些方面彼此联系，但二者毕竟是“十分不同的因素”，探讨18世纪城市音乐建制的发展，并以曼城的音乐生活为例，质疑音乐具有某种内在意识形态信息及音乐形式与社会组织模式之间存在可确认的“结构一致性”观点。
一、四维度解读
作者通过描述曼城的音乐会生活，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四方面对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进行分析，筆者亦从以上四维度进行解读，就文章引发的相关思考进行阐述。
1、社会维度
通过曼城的音乐会生活发现大众对“严肃”音乐的态度，意识到“严肃”音乐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19、20世纪商业化，出版商、唱片、录音技术逐渐发展以及职业音乐家、经纪人等积极的社会活动促成了音乐会经典曲目的确立，将“严肃”音乐看作高雅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
2、历史维度
马丁认为音乐行为或趣味的变化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某种音乐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历史环境。文中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英国、美国音乐建制发展的梳理表明不同时期音乐建制的变化与其历史过程紧密相连 ，不应将音乐建制的发展视为社会“结构”中更具基础性的变化之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应将其视为真实的人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群体活动的结果。并且描述曼彻斯特音乐会生活的历史演变，发现历史因素对音乐建制或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
3、文化维度
马丁在该文中对于文化维度的探讨，主要体现在查尔斯·哈勒的音乐会使得曼彻斯特人逐步形成“严肃”音乐意识形态。哈勒竭力塑造他们的音乐趣味，被视为文化创办者、公共空间文化的经营者，哈勒积极的行为使我们注意到“古典”音乐的重要性不是不可避免出现的，而是一系列争取文化合法性的努力的结果。哈勒不仅对于曼彻斯特人建立了好的音乐趣味，同时音乐会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礼仪”，使音乐发挥了其文明教化的功能。
4、艺术维度
前面提及商业化使得音乐大众增加，却导致“艺术”质量的下降，不可否认“严肃”音乐的高“艺术性”对资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因此还需关注音乐本身属性的鉴赏。对于音乐声音属性“节制”、“精巧”等特征的追求，音乐“文本”的优美动听，都是“严肃”音乐应该具备的。
二、相关问题思考
1、社会群体的划分
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的关系问题多为社会学者们探讨。布尔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分析》中将法国民众的音乐趣味分为：正统趣味，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偏爱严肃音乐;中级趣味，中产阶级，偏爱《蓝色狂想曲》等音乐;大众趣味，劳动阶层，喜好流行歌曲。他认为音乐趣味与社会层次具有“结构一致性”并且“没有什么比音乐的趣味更能说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没有什么比音乐趣味更能对人们进行分类”。布尔迪厄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是纵向的，这也正是他对“结构对应性”的回答，是将社会群体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而马丁“…更乐于区分不同类型的人们”，如音乐爱好者、把音乐作为提升社会大众手段的人以及与音乐联系较小的人等，对社会群体“宽松”的横向划分方法，更有利于深入探究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2、两种社会学研究方法
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通过其标准化产品，如流行音乐等控制着大众，使其意识趋于一致，丧失个性和社会批判性[1]，这正是其“否定性”音乐美学思想的表现，大众是被动消费者，受控于文化工业之权威等都反应了“行为产生于系统”，即人的各种行为都由社会整体决定，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马丁则认为“系统产生于行为”，自下而上，把社会秩序等级及其发展视为日常生活“变迁和变化”的结果。社会由人组成，因而也受人的活動所影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是把社会僵化了的结果。
3、音乐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专业音乐学者侧重对音乐“文本”的分析，不可避免的将音乐孤立开来，把音乐视为一个独立的事物。音乐社会学则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仪式，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和改变，注重社会情境内音乐被使用的方式和结果。赫伯特·布鲁默认为意义并非蕴涵于事物之中，正如马丁“文化产品的意义不在它自身”一样，将音乐放置于社会环境中更能凸显其价值与意义，强调音乐与社会、与人的关系[2]。马丁在书中谈到并不是认为音乐“文本”的分析不重要，而是强调音乐学与社会学者们学科知识的融合，以此弥补学科间缺失的部分，形成优势互补。
随着音乐社会学的发展，社会阶层与音乐趣味关系的探究也逐渐明朗，从最初的“结构对应性”到现在“二者关系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样紧密且十分复杂”，发现音乐社会学研究中不断变化的方法与视角。今后研究更需要音乐学者与社会学者们共同努力，通过学科知识的互补与融合促进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注释：
[1] 柯扬，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音乐研究，2012
[2]此处仅指“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因为较旧的研究方法关注“社会结构”现象和“宏观”的社会过程，使得研究独立于人之外。而“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从处于群体互动中的众多个体开始研究并考察社会秩序是如何在个体基础上得以建立的，强调了从人出发，与人相联系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 彼得·约翰·马丁著，柯扬译：《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2]柯扬，作为群体行为的音乐——彼得·马丁音乐社会学思想撷菁，音乐研究，2012
[3] 柯扬，音乐：作为社会的批判者——阿多诺的否定性音乐美学述评，音乐研究，2006
[4] 夏滟洲，音乐社会学学科规训及操作机制新论，音乐艺术，2005
[5] 周耀群，从“音乐听赏”到“音乐与听众关系” 的音乐社会学类型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