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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1852），二十八歲的曾国荃致信大哥曾国藩，称“省城三大宪皆太平之臣”，“办事不足偾事有余，用才不足忌才有余”。所谓“三大宪”是指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的湖南巡抚是骆秉章。这大概是曾国藩第一次侧面了解到湖南官场的情况。此时的曾国藩正春风得意，他三十八岁时即当到从二品高官礼部侍郎，自诩为“本朝第一人”。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马上要和这些“太平之臣”近距离接触，尤其是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两人直接间接共事长达八年多。
骆秉章（1793—1867），字籲门，号儒斋，出生于广东广州府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算是洪秀全的老乡。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出京巡抚湖南，自此抚湘十载。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入湖南，骆秉章被钦差大臣赛尚阿参纠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复职，咸丰三年（1853）实授湖南巡抚。咸丰十年（1860），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同治元年（1862），骆秉章于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就此被俘并被斩决于成都。同治六年（1867），骆秉章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李鸿章享受的谥名相同。
骆秉章比曾国藩大十八岁，骆秉章是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在官场上骆氏无疑是前辈。胡林翼比曾国藩早中进士两年，曾国藩都按惯例称他为“润芝宫保老前辈”。但是，晋升二品，曾国藩却比骆秉章要早一年，做了十六年京官的骆秉章1850年才升任湖南巡抚。两人在京期间有交集，但并无交往的记载。
骆秉章大半生与湘军联在一起，有人贬低他，认为“骆秉章不过以湖南巡抚的地位，得借湘军的余光而已”，但也有人称他是真正的湘军统帅。
历史在时人眼里尚且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尴尬，更何况相隔百年之后，我们今天看湘军人物也是如此。在做过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桐城人徐宗亮眼里，骆秉章是一个无能的傀儡形象：“左文襄公（左宗棠谥号）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骆秉章谥号）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而在另一个做过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眼里，骆秉章则是一个用人唯贤、用人不疑、气度不凡的疆吏：“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
一
在湘军历史中，曾国藩与骆秉章的交集从咸丰三年钦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开始。
曾国藩对骆秉章以及湖南官场的印象一开始就不好。此前通过九弟的家信，曾国藩已经先入为主地了解到“省城三大宪”的所作所为，“文武官员无一可恃之人”。太平军起事不久，湖南自巡抚以下至僚属幕友，无不先将家眷送往乡下，“先去以为民望，人心安得固乎？”曾国荃不禁感叹：“现今各宪，识见可叹”，“此等居然人上，开锣放炮，执节钺，享厚禄，而不自愧，无怪乎时世如此矣！”九弟作为亲历者，他的见闻自然对曾国藩影响很深。骆秉章对曾国藩这样一个空降的仅有空头名号的侍郎也没有特殊好感。因此，曾国藩在湖南一开始就不顺利。
咸丰二年五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骆秉章因预防不周，保举的提督余万清防守不力，因而受到朝廷降三级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因太平军连克江华、嘉禾、桂阳等州县而被革职留任。
然而，骆秉章很快从太平之臣转变为保卫长沙、经营湖南的功臣。咸丰二年七月，让湖南官员暗里畏惧的太平军包围长沙。骆秉章虽已被参劾罢免巡抚之职，但新任巡抚未到，他仍得担任防守之责。作为太平官，直到太平军入湘，他才感觉到情势危急，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银子，同时奏请借库款两万两修城。当太平军攻到长沙时，城墙刚刚修好。但是城内只有兵勇八千，面对汹涌而来的太平军，为了保城当然也为了保命，骆秉章不得不亲临前线，由于指挥得当，挫败了太平军对长沙城六十余天的围城攻坚，并折损其西王萧朝贵，逼太平军不得不绕开长沙北上。
长沙之战至关重要，它不仅使太平军无法立足湖南，而且为今后的湘军提供了一个巩固的后方;不仅确保了出省东征的湘军士兵的军心，而且从战略上保障了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骆秉章无疑功莫大焉。
曾国藩刚入长沙，全然不识深浅，企图独立承担团练大任。在湖南官场看来，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委差官，无权干涉地方。但曾国藩不甘心搞一支团练，他一门心思要自创一支有别于团练和绿营的“新军”。尤其是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督、抚“一无可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他深信只有排除他们的干扰才能独立自主。因此，初入湖南官场的曾国藩，心底里就与这些老官僚有隔阂。
此外，初涉地方的曾国藩一开始也相信革重弊宜用重典的法家主张，如办事须讲规矩，军队须讲操练，保举须有法度等。因此，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对绿营积弊非常痛恨，引起他们的不满;捕剿土匪、设局审案，更是给湖南官场留下了揽权侵官的印象，“曾剃头”的名号就是当时湖南官场送给他的。尤其是在保举方面，在古代，保举就是用人，曾国藩有保举之权，然而，律己甚严的曾国藩对他人同样严格，轻易不保举他人。这与骆秉章形成鲜明的对比，骆秉章大力保举如朱孙诒、罗泽南、王錱等湘军营官，有的时候甚至是在打了败仗的情况下，明显不该保的时候照保不误，这样，一方面自然受人感恩戴德，一方则让人敬而畏之。人心自然都向着骆秉章，以至于曾国藩发出“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的哀叹。
咸丰三年八月六日，湖南绿营提督鲍起豹挑动绿营兵攻击曾国藩的公馆，骆秉章被曾国藩看作是这起事件背后的靠山。因此，曾国藩判断骆秉章对于自己过于揽权心有不满，选择了回避。有人劝其奏明朝廷，也被他拒绝，为避免与湖南地方官场或明或暗的冲突，曾国藩以就近搜捕衡、永、郴、桂土匪的名义移驻衡阳并真正开始训练湘军。 九月，骆秉章邀请曾国藩回驻省城，曾国藩坚决拒绝，并回信剖明心迹：
侍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牟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是以抽掣来此（指衡阳），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不特欲护省垣，即国家大局，亦须臾未忘。王璞山之志事，侍亦有志焉！至如来示所云，从桑梓做起，此自一定之理，无烦盛嘱。目前再还长沙，则实无寸益，徒滋姗笑;若畏祸远避，则生死大故，计之已熟，断不偷活取巧，诒知好羞。区区之心，伏惟亮鉴。
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矛盾就是信中所说“侵官越俎之事”，其中特别提到三件事：一是省城官员指责他干预兵事;二是湘军与永顺兵闹事;三是他与王錱的矛盾。
曾国藩组建湘军初期，参劾清德，致其革职，引起绿营的不满;八月初四日，湖南提督鲍起豹的永顺兵与曾国藩看重的部将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永顺兵竟然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闻讯后不愿退让，立刻移咨提督，指名索捕肇事者，没想到却受到了更大的折辱。八月初六日夜，鲍起豹将肇事者径直捆送曾国藩公馆，让他发落，其实就是向曾国藩示威。然后又鼓动永顺兵围攻塔齐布家，毁其居室，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才得以保住性命。当晚永顺兵又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曾国藩的随身亲兵，曾国藩处境相当危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曾国藩公馆就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与骆秉章居所仅一墙之隔，但近在咫尺的骆秉章却装聋作哑，坐观事态发展。骆秉章后来被迫出面处理此事，却对备受侮弄的曾国藩无一语相慰，反而亲自给肇事者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事后，骆秉章也没有追究永顺兵和鲍起豹的责任，“永顺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因而，曾国藩在信中仍然耿耿于怀。
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训练水师，曾国藩又在另一封信中提前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
曾国藩信中虽然只提到王錱，究其实远不止这一件。王錱贪功疾进，不听曾国藩调度，骆秉章却在背后支持王錱;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亦与曾国藩产生矛盾，雖未明说，但左公心中不满，骆秉章亦站在左宗棠一边。曾国藩驻船于湘江边上，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未到曾国藩船上看望。这三桩事，应该说都让曾国藩心有不爽。
二
客观地说，骆秉章并非故意为难曾国藩，与之作对，而是其为人为官自然免不了官场习气或流俗。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曾国藩是京官，在湖南是客，自己是湖南之主，再加上年龄相差十八岁，官场阅历和观念代差使得他一开始对曾国藩的做法未必能理解。
我们透过第三人的记载，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骆秉章的为人。曾国藩的亲信幕僚王定安在《湘军记》中如此说：
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己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
王定安的说法清晰地道出了骆秉章的表现，他表面上碌碌庸庸，实则很有主见和作为。“任贤不二，屈己从人”，八个字描画出一个封疆大吏的正面形象。
在晚清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难于共事之人，曾国藩对他敬而远之，骆秉章却能与之水乳交融，亦可见其处事风范。
除左宗棠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湖南将领也深受骆秉章看重，如与曾国藩由亲转疏的王錱，始终与曾国藩保持距离和戒心的刘长佑等人，骆秉章都能“推诚相与”，引为亲信，当湘军战场上需要的时候，以“大局”为重，“无分珍域”，及时向邻省派出他们作为援军。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在接受咸丰帝召对时，特别夸赞了骆秉章、胡林翼，他说：“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
咸丰十一年（1861）骆秉章奉命入川防剿石达开，“骆公仅募楚勇万人以行”，他随身带了一万湖南兵，并且举荐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刘蓉帮办军务。此后，他督川七年，仍然与湘军将领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三
咸丰四年（1854），面对共同的敌人太平军再次威胁长沙时，骆秉章和曾国藩站到了一起。对于骆秉章来说，这是自己的职责所迫。长沙兵单力薄，并无得力将领，果断倚重曾国藩，也是他顾大局、识大体的表现。1854年曾国藩靖港惨败后，时任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声情高亢，要上奏劾罢其军。骆秉章认为“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予以制止。对于曾国藩来说，甫建湘军时，意图自己徐徐劝捐募饷，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自己不得不借助骆秉章之力。自此开始，曾国藩格外强调“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
此后，尽管太平军有过多次入湘的企图，但先后都被骆秉章、曾国藩协力派兵击溃。
事实上，人和人相处，大都要经历一个磨合期。曾国藩和骆秉章也不例外，经历了从不理解到支持、信任的磨合过程。二人虽然始终私交泛泛，但在平乱保国方面建立起了一致的共识。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时，骆秉章奏请咸丰帝，令广东督抚叶名琛到香港协助购买兵船火炮以装备湘军;又与曾国藩联名向清廷提出“数省合防”的军事建议;湘军东征后，在军事部署、粮饷筹备、兵械补充、兵员征募等一系列问题上，骆秉章及时排忧解难，协商军事战略，举湖南一省之财力、物力、人力，尽可能地支持湘军，成为湘军的坚强后盾。
楚军首领江忠源死后，楚勇由其亲戚刘长佑等统领，受曾国藩拒不救援江忠源，导致江战败自杀的流言影响，刘长佑始终不服曾国藩调遣，与之保持距离，疏远独立。曾国藩要求刘长佑率楚勇赴江西作战，刘长佑没有接受;曾国藩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都不获首肯，他两次调萧启江归自己指挥，即使通过清廷下旨，刘长佑硬是不放。 但是在曾国藩在江西急需援军之际，骆秉章迅即调动刘长佑、萧启江，命其率军入赣作战。湘军东征十年间，湘军将领每次回乡添募兵勇，都获得了骆秉章的大力支持。咸丰五年八月，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与黄冕商定组建吉字营驰援江西，得到了骆秉章的支持。曾国藩懂得骆秉章对湘军的重要，在家书中告诫曾国荃说：“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从这里也可看出来，骆秉章的系列做法让曾国藩对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曾国藩表示出高度信任。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父丧回籍守制，因为公开要官惹恼清廷，被迫株守老家一年多时间。骆秉章、胡林翼等人商议要求清廷重新起用曾国藩，使其重掌湘军。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从永州挺进湖南，直扑宝庆，湘勇从军在外者，人怀家乡之虑，曾国藩与骆秉章协商，一面派萧启江、张运兰、李续宜、刘长佑等人与太平军会战于宝庆，一面派刘长佑尾追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清廷得知太平军有进四川的迹象，命曾国藩入川防剿，而不获地方实职的曾国藩实在不愿意做这种近似“消防队长”的苦差，一时派谁入川竟成僵局。直到次年，骆秉章方受命督办四川军务。
骆秉章督川后，保荐刘蓉为四川布政使，刘蓉因此位居藩司，后又升任陕西巡抚，曾国藩知道后，发出惊叹：“霞仙（刘蓉）一飞冲天，较李（续宾）、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这破格之功多半归于骆秉章。时人也说：“（刘）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骆）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骆秉章自然知道刘蓉与曾国藩是至交、亲家。可见骆秉章也并非曾国荃所说的“忌才有余”者。
四
抚湘期间，作为巡抚的骆秉章，由于对自己的才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左宗棠聘为幕僚，一谋一断，二人相互配合，做到了尽心經营湖南，使湖南成为湘军相对稳固的兵源基地和军饷源地。
湘军尽管是从团练脱胎换骨出来的，但从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私人部队，而是经过朝廷首肯并受朝廷节制的“官军”。然而，基于团练这一出身，湘军的处境很尴尬，政治地位不如绿营，前期也不为朝廷倚为支柱;加上清廷财力枯竭，不可能拨给湘军饷项，只能要求其他省在经济上支持湘军，即所谓“协饷”。当时大多数省的财力都自顾不暇，虽不得已遵旨协饷，却也往往只是杯水车薪，经常拖欠，供不应时，有时甚至成为一句空话。湘军后勤的供应，不得不主要依赖湖南。
湖南历来不是财富奥区，甚至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内陆省份，湖南巡抚为什么愿意供给湘军后勤？这在很大程度归结为骆秉章的大局意识。一方面，湘军将士多为湖南人，是从湖南走出去的，身为湘抚，骆秉章要想在湖南立足，自然要取得湖南地方的支持和信赖，那么，为湘军作好后勤，便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湘军东征，也是骆秉章与曾国藩共商的结果，一则可以保障湖南不受太平军进攻，二则也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湘军的饷项主要依靠骆秉章在湖南开征的厘金，并且在骆、左的支持下，曾国藩还在长沙设立湖南厘金局，专供湘军。这一点，比较一下江西就不难明白。当时江西同样也开征了厘金，但江西的厘金收入全部入了江西省库，尽管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出生入死，但是湘军想要从江西省库弄到军饷，几乎不可能，江西士绅想要给湘军捐款都会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挤，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西巡抚的态度。曾国藩坐困江西多年，他对江西的不合作毫无办法，也失望之极，痛恨至极。从这里可见湖南巡抚的支持对于湘军有多重要。左宗棠后来在给继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说道：“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湖南凭借一个内陆农业省，能够既保障本省，又援助湘军，兵饷兼顾，多亏骆秉章“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可见，曾国藩对骆秉章的作用和贡献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骆秉章对湖南出色的经营，使湘军获得了可靠的饷源保证，这一点曾国藩也心怀感激。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落在一份奏折中曾称：“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糈犹能为继，良由经理得人，取民有道。前者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余万两。”仅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湖南经骆秉章批拨其军饷每月解银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而当时湖南全省每年共得厘金只有八九十万两至一百一二十万两不等，这不能不说是拜骆秉章所赐。
在湘军东征路上，曾国藩与骆秉章两人，一在前方一在后方，相处较为成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公忍为国，不论私交。
曾国藩与骆秉章并无私交，骆秉章能做到这样，所虑大都是为公，这在晚清官场是很难得的。在当时，骆秉章之于湘军阵营，不是可有可无的协助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忠实地履行了作为地方督、抚的职责。
骆秉章（1793—1867），字籲门，号儒斋，出生于广东广州府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算是洪秀全的老乡。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出京巡抚湖南，自此抚湘十载。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入湖南，骆秉章被钦差大臣赛尚阿参纠以防守不力，被革职留任。后复职，咸丰三年（1853）实授湖南巡抚。咸丰十年（1860），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同治元年（1862），骆秉章于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就此被俘并被斩决于成都。同治六年（1867），骆秉章病逝，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与李鸿章享受的谥名相同。
骆秉章比曾国藩大十八岁，骆秉章是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在官场上骆氏无疑是前辈。胡林翼比曾国藩早中进士两年，曾国藩都按惯例称他为“润芝宫保老前辈”。但是，晋升二品，曾国藩却比骆秉章要早一年，做了十六年京官的骆秉章1850年才升任湖南巡抚。两人在京期间有交集，但并无交往的记载。
骆秉章大半生与湘军联在一起，有人贬低他，认为“骆秉章不过以湖南巡抚的地位，得借湘军的余光而已”，但也有人称他是真正的湘军统帅。
历史在时人眼里尚且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尴尬，更何况相隔百年之后，我们今天看湘军人物也是如此。在做过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桐城人徐宗亮眼里，骆秉章是一个无能的傀儡形象：“左文襄公（左宗棠谥号）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骆秉章谥号）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而在另一个做过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眼里，骆秉章则是一个用人唯贤、用人不疑、气度不凡的疆吏：“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
一
在湘军历史中，曾国藩与骆秉章的交集从咸丰三年钦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开始。
曾国藩对骆秉章以及湖南官场的印象一开始就不好。此前通过九弟的家信，曾国藩已经先入为主地了解到“省城三大宪”的所作所为，“文武官员无一可恃之人”。太平军起事不久，湖南自巡抚以下至僚属幕友，无不先将家眷送往乡下，“先去以为民望，人心安得固乎？”曾国荃不禁感叹：“现今各宪，识见可叹”，“此等居然人上，开锣放炮，执节钺，享厚禄，而不自愧，无怪乎时世如此矣！”九弟作为亲历者，他的见闻自然对曾国藩影响很深。骆秉章对曾国藩这样一个空降的仅有空头名号的侍郎也没有特殊好感。因此，曾国藩在湖南一开始就不顺利。
咸丰二年五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骆秉章因预防不周，保举的提督余万清防守不力，因而受到朝廷降三级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因太平军连克江华、嘉禾、桂阳等州县而被革职留任。
然而，骆秉章很快从太平之臣转变为保卫长沙、经营湖南的功臣。咸丰二年七月，让湖南官员暗里畏惧的太平军包围长沙。骆秉章虽已被参劾罢免巡抚之职，但新任巡抚未到，他仍得担任防守之责。作为太平官，直到太平军入湘，他才感觉到情势危急，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银子，同时奏请借库款两万两修城。当太平军攻到长沙时，城墙刚刚修好。但是城内只有兵勇八千，面对汹涌而来的太平军，为了保城当然也为了保命，骆秉章不得不亲临前线，由于指挥得当，挫败了太平军对长沙城六十余天的围城攻坚，并折损其西王萧朝贵，逼太平军不得不绕开长沙北上。
长沙之战至关重要，它不仅使太平军无法立足湖南，而且为今后的湘军提供了一个巩固的后方;不仅确保了出省东征的湘军士兵的军心，而且从战略上保障了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骆秉章无疑功莫大焉。
曾国藩刚入长沙，全然不识深浅，企图独立承担团练大任。在湖南官场看来，作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委差官，无权干涉地方。但曾国藩不甘心搞一支团练，他一门心思要自创一支有别于团练和绿营的“新军”。尤其是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督、抚“一无可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让他深信只有排除他们的干扰才能独立自主。因此，初入湖南官场的曾国藩，心底里就与这些老官僚有隔阂。
此外，初涉地方的曾国藩一开始也相信革重弊宜用重典的法家主张，如办事须讲规矩，军队须讲操练，保举须有法度等。因此，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对绿营积弊非常痛恨，引起他们的不满;捕剿土匪、设局审案，更是给湖南官场留下了揽权侵官的印象，“曾剃头”的名号就是当时湖南官场送给他的。尤其是在保举方面，在古代，保举就是用人，曾国藩有保举之权，然而，律己甚严的曾国藩对他人同样严格，轻易不保举他人。这与骆秉章形成鲜明的对比，骆秉章大力保举如朱孙诒、罗泽南、王錱等湘军营官，有的时候甚至是在打了败仗的情况下，明显不该保的时候照保不误，这样，一方面自然受人感恩戴德，一方则让人敬而畏之。人心自然都向着骆秉章，以至于曾国藩发出“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的哀叹。
咸丰三年八月六日，湖南绿营提督鲍起豹挑动绿营兵攻击曾国藩的公馆，骆秉章被曾国藩看作是这起事件背后的靠山。因此，曾国藩判断骆秉章对于自己过于揽权心有不满，选择了回避。有人劝其奏明朝廷，也被他拒绝，为避免与湖南地方官场或明或暗的冲突，曾国藩以就近搜捕衡、永、郴、桂土匪的名义移驻衡阳并真正开始训练湘军。 九月，骆秉章邀请曾国藩回驻省城，曾国藩坚决拒绝，并回信剖明心迹：
侍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自六月以来，外人咎我不应干预兵事。永顺一事，竟难穷究。省中文武员牟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过而问焉。此语揭破，侍虽欲竭尽心血，果何益乎？是以抽掣来此（指衡阳），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不特欲护省垣，即国家大局，亦须臾未忘。王璞山之志事，侍亦有志焉！至如来示所云，从桑梓做起，此自一定之理，无烦盛嘱。目前再还长沙，则实无寸益，徒滋姗笑;若畏祸远避，则生死大故，计之已熟，断不偷活取巧，诒知好羞。区区之心，伏惟亮鉴。
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矛盾就是信中所说“侵官越俎之事”，其中特别提到三件事：一是省城官员指责他干预兵事;二是湘军与永顺兵闹事;三是他与王錱的矛盾。
曾国藩组建湘军初期，参劾清德，致其革职，引起绿营的不满;八月初四日，湖南提督鲍起豹的永顺兵与曾国藩看重的部将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永顺兵竟然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闻讯后不愿退让，立刻移咨提督，指名索捕肇事者，没想到却受到了更大的折辱。八月初六日夜，鲍起豹将肇事者径直捆送曾国藩公馆，让他发落，其实就是向曾国藩示威。然后又鼓动永顺兵围攻塔齐布家，毁其居室，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才得以保住性命。当晚永顺兵又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曾国藩的随身亲兵，曾国藩处境相当危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曾国藩公馆就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与骆秉章居所仅一墙之隔，但近在咫尺的骆秉章却装聋作哑，坐观事态发展。骆秉章后来被迫出面处理此事，却对备受侮弄的曾国藩无一语相慰，反而亲自给肇事者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事后，骆秉章也没有追究永顺兵和鲍起豹的责任，“永顺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因而，曾国藩在信中仍然耿耿于怀。
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训练水师，曾国藩又在另一封信中提前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
曾国藩信中虽然只提到王錱，究其实远不止这一件。王錱贪功疾进，不听曾国藩调度，骆秉章却在背后支持王錱;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亦与曾国藩产生矛盾，雖未明说，但左公心中不满，骆秉章亦站在左宗棠一边。曾国藩驻船于湘江边上，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未到曾国藩船上看望。这三桩事，应该说都让曾国藩心有不爽。
二
客观地说，骆秉章并非故意为难曾国藩，与之作对，而是其为人为官自然免不了官场习气或流俗。不管怎么说，在他看来，曾国藩是京官，在湖南是客，自己是湖南之主，再加上年龄相差十八岁，官场阅历和观念代差使得他一开始对曾国藩的做法未必能理解。
我们透过第三人的记载，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骆秉章的为人。曾国藩的亲信幕僚王定安在《湘军记》中如此说：
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己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
王定安的说法清晰地道出了骆秉章的表现，他表面上碌碌庸庸，实则很有主见和作为。“任贤不二，屈己从人”，八个字描画出一个封疆大吏的正面形象。
在晚清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难于共事之人，曾国藩对他敬而远之，骆秉章却能与之水乳交融，亦可见其处事风范。
除左宗棠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湖南将领也深受骆秉章看重，如与曾国藩由亲转疏的王錱，始终与曾国藩保持距离和戒心的刘长佑等人，骆秉章都能“推诚相与”，引为亲信，当湘军战场上需要的时候，以“大局”为重，“无分珍域”，及时向邻省派出他们作为援军。
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在接受咸丰帝召对时，特别夸赞了骆秉章、胡林翼，他说：“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
咸丰十一年（1861）骆秉章奉命入川防剿石达开，“骆公仅募楚勇万人以行”，他随身带了一万湖南兵，并且举荐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刘蓉帮办军务。此后，他督川七年，仍然与湘军将领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三
咸丰四年（1854），面对共同的敌人太平军再次威胁长沙时，骆秉章和曾国藩站到了一起。对于骆秉章来说，这是自己的职责所迫。长沙兵单力薄，并无得力将领，果断倚重曾国藩，也是他顾大局、识大体的表现。1854年曾国藩靖港惨败后，时任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声情高亢，要上奏劾罢其军。骆秉章认为“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予以制止。对于曾国藩来说，甫建湘军时，意图自己徐徐劝捐募饷，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自己不得不借助骆秉章之力。自此开始，曾国藩格外强调“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
此后，尽管太平军有过多次入湘的企图，但先后都被骆秉章、曾国藩协力派兵击溃。
事实上，人和人相处，大都要经历一个磨合期。曾国藩和骆秉章也不例外，经历了从不理解到支持、信任的磨合过程。二人虽然始终私交泛泛，但在平乱保国方面建立起了一致的共识。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时，骆秉章奏请咸丰帝，令广东督抚叶名琛到香港协助购买兵船火炮以装备湘军;又与曾国藩联名向清廷提出“数省合防”的军事建议;湘军东征后，在军事部署、粮饷筹备、兵械补充、兵员征募等一系列问题上，骆秉章及时排忧解难，协商军事战略，举湖南一省之财力、物力、人力，尽可能地支持湘军，成为湘军的坚强后盾。
楚军首领江忠源死后，楚勇由其亲戚刘长佑等统领，受曾国藩拒不救援江忠源，导致江战败自杀的流言影响，刘长佑始终不服曾国藩调遣，与之保持距离，疏远独立。曾国藩要求刘长佑率楚勇赴江西作战，刘长佑没有接受;曾国藩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都不获首肯，他两次调萧启江归自己指挥，即使通过清廷下旨，刘长佑硬是不放。 但是在曾国藩在江西急需援军之际，骆秉章迅即调动刘长佑、萧启江，命其率军入赣作战。湘军东征十年间，湘军将领每次回乡添募兵勇，都获得了骆秉章的大力支持。咸丰五年八月，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与黄冕商定组建吉字营驰援江西，得到了骆秉章的支持。曾国藩懂得骆秉章对湘军的重要，在家书中告诫曾国荃说：“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从这里也可看出来，骆秉章的系列做法让曾国藩对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曾国藩表示出高度信任。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父丧回籍守制，因为公开要官惹恼清廷，被迫株守老家一年多时间。骆秉章、胡林翼等人商议要求清廷重新起用曾国藩，使其重掌湘军。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从永州挺进湖南，直扑宝庆，湘勇从军在外者，人怀家乡之虑，曾国藩与骆秉章协商，一面派萧启江、张运兰、李续宜、刘长佑等人与太平军会战于宝庆，一面派刘长佑尾追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清廷得知太平军有进四川的迹象，命曾国藩入川防剿，而不获地方实职的曾国藩实在不愿意做这种近似“消防队长”的苦差，一时派谁入川竟成僵局。直到次年，骆秉章方受命督办四川军务。
骆秉章督川后，保荐刘蓉为四川布政使，刘蓉因此位居藩司，后又升任陕西巡抚，曾国藩知道后，发出惊叹：“霞仙（刘蓉）一飞冲天，较李（续宾）、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这破格之功多半归于骆秉章。时人也说：“（刘）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骆）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骆秉章自然知道刘蓉与曾国藩是至交、亲家。可见骆秉章也并非曾国荃所说的“忌才有余”者。
四
抚湘期间，作为巡抚的骆秉章，由于对自己的才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左宗棠聘为幕僚，一谋一断，二人相互配合，做到了尽心經营湖南，使湖南成为湘军相对稳固的兵源基地和军饷源地。
湘军尽管是从团练脱胎换骨出来的，但从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私人部队，而是经过朝廷首肯并受朝廷节制的“官军”。然而，基于团练这一出身，湘军的处境很尴尬，政治地位不如绿营，前期也不为朝廷倚为支柱;加上清廷财力枯竭，不可能拨给湘军饷项，只能要求其他省在经济上支持湘军，即所谓“协饷”。当时大多数省的财力都自顾不暇，虽不得已遵旨协饷，却也往往只是杯水车薪，经常拖欠，供不应时，有时甚至成为一句空话。湘军后勤的供应，不得不主要依赖湖南。
湖南历来不是财富奥区，甚至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内陆省份，湖南巡抚为什么愿意供给湘军后勤？这在很大程度归结为骆秉章的大局意识。一方面，湘军将士多为湖南人，是从湖南走出去的，身为湘抚，骆秉章要想在湖南立足，自然要取得湖南地方的支持和信赖，那么，为湘军作好后勤，便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湘军东征，也是骆秉章与曾国藩共商的结果，一则可以保障湖南不受太平军进攻，二则也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湘军的饷项主要依靠骆秉章在湖南开征的厘金，并且在骆、左的支持下，曾国藩还在长沙设立湖南厘金局，专供湘军。这一点，比较一下江西就不难明白。当时江西同样也开征了厘金，但江西的厘金收入全部入了江西省库，尽管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出生入死，但是湘军想要从江西省库弄到军饷，几乎不可能，江西士绅想要给湘军捐款都会受到江西官场的排挤，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西巡抚的态度。曾国藩坐困江西多年，他对江西的不合作毫无办法，也失望之极，痛恨至极。从这里可见湖南巡抚的支持对于湘军有多重要。左宗棠后来在给继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说道：“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湖南凭借一个内陆农业省，能够既保障本省，又援助湘军，兵饷兼顾，多亏骆秉章“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可见，曾国藩对骆秉章的作用和贡献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骆秉章对湖南出色的经营，使湘军获得了可靠的饷源保证，这一点曾国藩也心怀感激。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落在一份奏折中曾称：“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糈犹能为继，良由经理得人，取民有道。前者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余万两。”仅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湖南经骆秉章批拨其军饷每月解银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而当时湖南全省每年共得厘金只有八九十万两至一百一二十万两不等，这不能不说是拜骆秉章所赐。
在湘军东征路上，曾国藩与骆秉章两人，一在前方一在后方，相处较为成功，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公忍为国，不论私交。
曾国藩与骆秉章并无私交，骆秉章能做到这样，所虑大都是为公，这在晚清官场是很难得的。在当时，骆秉章之于湘军阵营，不是可有可无的协助者，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忠实地履行了作为地方督、抚的职责。